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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赵忠祥(代序)
梁晓声
赵忠祥当然是名人。
名人和名人是极不相同的。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他们是一些著名的普通人。
而另一些人的知名度，却完全超出了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被最广大的民众所熟悉，就像熟悉自已的老朋友一样。他们的名字与广大民众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他们的名字在民众中“普及化”了。他们的知名度最大剂量地溶解在民众的“公共情感需求”中了。
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名人。
他们的知名度既有别于前者们，也有别于歌星、影星、体育名星们，他们的知名度不需要狂热的“追星族”们出醉如痴的支撑和拥戴。他们的知名度也与五花八门的商业包装毫不相干。他们的知名度是以长期的敬业精神为基础的，并且是逐渐被公众所接纳所认同的。他们非是由于“一不小心”
成了名人，而是很合乎必然逻辑地成了名人。所以他们的知名度不会被公众轻易从头脑中抹去。
赵忠祥便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名人。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他首先是不普通的——这地球上只有一个 12 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位男新闻播音员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个时期内只有一套《动物世界》节目??
但是那又怎样呢？并非所有新闻播音员下岗后都能顺理成章地转为专题节目主持人和解说人，而且被公认是全国最优秀的之一。
还是赵忠祥自已回答得好。他在《昨夜星辰夜风》一篇中坦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尽管我深感自己的渺小，但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在此篇的结尾，他记述了自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随行记者初访美国的种种感受，讲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善意地提出希望他考虑留在美国工作的事——而他说：“谢谢，我已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了。”——而他自省：“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老资格的播音员，离开了这个背景，我就难以存在”——“再见，美国。”
就如此简练地为此篇画了句号。
他简练中包含的终生无悔的率真，意味儿可谓深矣，可谓大矣。
人贵有自知之明。
名人尤其贵有自知之明。
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很缺乏自知之明的。有时简直到了太缺乏自知之明的地步。
诚哉挚哉，羡哉敬哉，有自知之明的赵忠祥！
“一个零件”——赵忠祥心目中的赵忠祥，难道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么？
非我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贯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名人的社会座标上。
在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赵忠祥永远普通，赵忠祥将永远不失为一位得公众尊重的名人。
而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并不值得公众尊重的。
一切名人都如同三维绘画，甚至五维绘画。你表面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那绘画的真本。真本隐藏在表面的色彩、线条和图案的后面。那真本需要首先将目光散视开来再凝视起来，需要将绘画贴近了移远了再贴近了才能看到。表面的赏心悦目的风景的后面，兴许豁然凸现的是别的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
读者，你想了解一个比较接近真实接近本色的赵忠祥吗？那么请一读他的这一本“随感录”吧！
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们了解一位一著名的普通人或普通的名人的可靠方式，大抵还是一读他们记载自己成长经历和对世事人生发表自己感想、感受以及种种感慨的书。
在这一点上，“文如其人”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根据的。在这一点上，文人可以借其小说粉饰自己包装包藏自己，但是散文、随笔、杂感这些文体，却堪称文人们自己的心灵的镜子。好比给你一把斧子一把锯，你拿了可以摆出某种维妙维肖的架式冒充木匠，但是你一旦拿起刨子，拿起凿子，被人以研究的目光注视着创一个平面凿几个孔时，你究竟是不是木匠，是几级木匠，则就原形毕露了。以一而欺也是极可能的。但若企图以十几篇二十几篇蒙蔽读者的理解力识别力，却往往是办不到的。小说大抵是文人为别人们而“创作”，别人们为自己而阅读的东西。散文、随笔、杂感，却往往是文人们受自己的情绪左右，为申明自己主张表白自己心迹而写的。是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创作”意识的“精神产物”。当然也就给了读者最大程度地逼近文人的可能。“创作”痕迹明显了然的散文、随笔、杂感，我一向认为其实是劣等货。因为对于读者意味着布了障眼法，具有了欺骗性。
赵忠样不是作家，起码不是职业作家。所以他还没怎么沾染上某些作家惯常通过“创作”掩饰自己和粉饰自己的毛病。何况他是个忙人。是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忙的人，也便没那份儿时间没那份儿精力细细地“打磨”自己的文章，也没那份儿闲情逸致将“打磨”后的文章作为漂亮的羽毛自己裱糊自己。读他的这一册集子，仿佛每文每章，皆咕嘟咕嘟从内心里往外冒出来的。正应了苏轼的话——“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正应了洪仁酐的话——“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
这一本集子，绝少当禁的巧言。你可以与他对某人某事之所议所论保持歧异，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皆是“为情而造文”，非是为“造文”而扭捏出的矫情。有几篇文章，诚谓“辞已尽而势有余”。
赵忠祥是个颇不受别人观点影响的人，他的文章也就少有“俯仰随人亦可怜”的圆滑。那好比生鱼片，足斤足两地就将“精华”奉献上来了，且连佐料也不提供。佐料似乎要靠了你自己通过联想通过感想为自己提供。仿佛自说白话，“开口发言”之前，并不环顾左右而察他人之颜而观他人之色。
大有一种冲撞了谁也就索性冲撞过去的意味儿。
这在时下未执笔先自四面作揖的世风中，未免显得“拙”而“倔”，却又“拙”得可爱，“倔”得可爱。
我尤其欣赏他写到毛主席、周总理、时传祥，陈永贵的几篇。
写前两位伟人，他无疑是满怀崇敬之情的。却并未因这一种由衰的崇敬之情，而令自己成为精神上的侏儒。恰恰相反，他仿佛孙悟空，因了两位伟人的高大，自己也高大起来，高大得足以对伟人也取一种平视而非仰视的目光，以便在这种平视的前提之下。
同时还伟人以人的前提。人而论人，其崇其敬，犹可信其诚也。至于自谓“一粒草芥”，不过如实交待当年心态，而非今日仍作状自贬，以突出伟人的更加高大。
赵忠祥是一个心有温爱的人。他的目光落在普通劳动者们身上之时，其敬意便不禁地充满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无法自抑。也根本不想遮掩不愿遮掩。他写时传祥，分明的尤其这样。
时传祥，今人心中，有几个还记得当年那位掏粪工？
然而赵忠祥心中深深铭记着深深缅怀着时传祥这个名宇，并且怀有那么大那么真挚的敬意。只因 3O 年前他是一个年轻人时采访过时传祥。能将对一位掏粪工的敬意和爱戴保存在自己心内 30 年之久，进而情真意意切切地写下一篇迟见于世的悼文。赵忠祥，就凭这一点，你和别的某些名人们已在本质上大不一样了！
“像时传祥这样的汉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
“老时，我想你！”
发自肺腑的话语，读来令人动容。
陈永贵——这位当年一方农民们苦干治穷的带头人，后来被中国的畸型政治严重污染了形象败坏了声名的“大叔”，在赵忠祥笔下，也部分地，重新获得了我们今人理应对其保持的一份儿起码尊重。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一篇最直抒已风最仗义直言地替“永贵大叔”说句公道话的文章。完全没有这一种公道，完全丧失了这一种公道，则未免显得令人评价人与事的心理太不磊落太晦暗了。卡特并非从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自然是美国之幸卡特之幸；“永贵大叔”由农民带头人而国家副总理，自然是中国当年之不幸是“永贵大叔”当年之不幸，但这不幸毕竟非是一个农民的野心酿成的，陈永贵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当年的悲剧还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都难逃摆布。好比棉铃虫在哪一棉株上产卵，哪一棉株就必遭殃。
“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啊！??”
赵忠祥借用大寨人哭迎“永贵大叔”时的这一句话，用的正是地方。
将大寨放在当年去谈，将“永贵大叔”放在当年去看待，人和事，便自然而然的，都从当年的背景中显现出了几分客以观。
赵忠祥虽非作家，但写人物似乎深谙史笔风格，几句对话，一个细节，人物便跃然纸上了。写时传祥介绍与刘少奇握手的那张照片时的对话，真切感人。写陈永贵劳动时挥镢不止旁若无人的情状，寥寥数语，简练且生动。
时传祥，陈永贵，在赵忠样心目中，用他的话说，都是“杰出的普通人”。
赵忠祥是个极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现美点并会情不自禁地由衷地予以赞扬的名人。
比如在《先人遗风与先人遗训》一篇中，他记下了他在孔老夫子的家乡汶上听到的两件事。其一是一位妇女捡到了一个钱包，想方设法寻找到失主后，失主深为感激，当面以一千元相谢。相当于百分之十的回扣。而那位妇女却说：“我为什么要你的钱？如果我想要钱，我就全留下了！”
于是赵忠祥敬意顿然升起——“这脆生生的话语，掷地有声、那么合情合理，坦坦荡荡，显示了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尊严。
其二，一位牧羊少年，路见一辆弃之路旁边未锁的自行车竟替主人连守了三天。白天守着，晚上推回家去。三天后还无人认领，才推送到失物招领处??
于是赵忠祥在乘车告别汶上时，望着山坡上一个个牧羊少年，竟至于“他细辨认着他们，不知那等了三天失主的少年是哪一个。好像都是，也可能全都不是。”
名人赵忠祥仿佛天生的有一颗极易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普通心。
赵忠样强调——写作能力、应该是走上屏幕的主持人、评论员、记者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他是具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功”的。不但具有，而且功底不浅，甚至可以说功底颇深。
比如他写到井冈山的竹—一“路边斑斑竹影，洒满一地，算是个‘花阴凉’。”
“花阴凉”三字，使一个寻常的句子，顿添了几分俏皮的文韵。
比如他写到井冈山的蝉—一“一个隐约闪烁的灰色虫影一折一间地掠过。”
“一折一闪”四字，尤其一个“折”字，把蝉在飞着时的敏捷之姿写得活了起来。
而他写井冈山蝉鸣的一段，其耳所濡其目所染。又是多么少独到呢！
且看——一“井冈山的蝉鸣惊人之处，是它同时发出两种音响。低声部位嗡嗡然，颇像萨克斯管奏出的布鲁斯曲调，喑哑哽咽、如果只是这一个声部，那就‘寒蝉凄切，对长亭晚’，使人伤感了。井冈山是革命圣地。革命圣地的蝉儿也非同一般。它在低声部行进过程中，又发出了高亢的呜叫，像号角，像钢琴的强音，更像一节老竹管被敲击的圆润的梆梆声，而且其声音大得惊人，震人??”
赵忠祥此集总体而论风格平实，笔调纯朴，但于读者不经意间，他每每会冷不丁地甩出一句名人的“名言”来。
诸如：“采访提问要像迷路时问路，不能像公堂上审贼。”
“‘粉碎性’追问不但不符合新闻道德，也大有点儿‘欺行霸市’。”
“汽车是最现代的代步工具，但我不想象像牵条狗似的老惦着它。”
“卡特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不是直接从花生地里入主白宫的。”
赵忠祥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读书对他毫无疑问将是一种终生的“享受”方式。在这一点上他确乎极似某些以书为友的文人。如果你送他一本书，不管是你自己写的书，还是别人写的书，他是必然会读的。不管别人们对那本书的评价如何。他绝非那种只翻看一下内容提要就会跟你谈论某一本书的人。在文人们之间业已开始“友情拜读”的当今，想想文学还有他这样的读书人，真是文人的一点儿福气呢！如果你送给他的书是你自己写的，那么保不定哪一天，你会接到一个电话，或收到一封信，于是知道他刚刚读过你的书，于是向你坦言他的读后感??
而你差不多早已忘了你曾送给过他书这一回事。
我和他就是由书缘而后来成为朋友的。
我曾代人向他讨要一幅字，那时我们还没什么友情。
他来电话问我替谁讨要？
我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是我的一个北大荒战友，为了解决工作的事儿，没钱送礼，求我代讨。因为对方指名道姓，专要他赵忠祥的一幅字。
他当即爽快地说——如果我的一幅字竟能为普通人们排忧解难，何乐而不为？
不久他便寄来了。即有字，亦有画。比最大的挂历还大的一幅宣纸上，画了一头壮壮实实的毛驴，且是需要点儿透视功夫的毛驴“正面照”，空白处两行大字乃是——“倔驴不踢善主，忠祥俯首百生”，图文并茂。
后来我便回赠他一本我的小册子《黑纽扣》。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晚上 9 点多钟，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句话便是：“晓声，我刚刚读完你送我的书??”
当然，赵忠祥尤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国名著。他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是认真地读，可能有时还朗读，否则，某书的某章某节，或某个人物的精彩话语，他又岂会耳熟能详地背得下来？
唐诗宋词是他案上书，枕旁卷。如果他和你交谈，妙语如珠之际，一段诗两句词忽然地由他口中吟哦而出，你是不必“友邦惊诧”的，也千万不要误会他是在向你自炫文骚。
我敢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仅丰富了他的语言表达，简直还溶解在他的思维之中，形成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了。或可日之谓“诗词性思维链”。
好比化学家的眼睛看世界，一切关系都可以用分子之间的排列组合来说明似的。出现在他笔下的诗句词句，都是由过人的记忆力经年累月的储备，而非是笔到滞处现翻典籍的应急摘抄。
最后我想说，此集中，提及了他的一些师长、同事、友人，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他对他们的尊敬、赞赏，与由衷好评。
他是个善于从别人身上发现长处的人。并是一个绝不会转过身去便忘了别人对自己的帮助的人。
当然，为职称而进行“战斗”那一篇除外。那一篇是他将自己的另一面写给别人看。
没有“另一面”，赵忠祥非赵忠祥了！
最后的最后，就该我目己说这一篇“序”了。
“忌为人序”的话，我是知道的。心中常掂量那“忌”的意味儿，却也有不忌那个“忌”字的时候，故已作下了三四篇“序”。但都是受工人、农民、当年的“兵团战友”，以及偏远地区的文学青年群体的重托而作的。可以称之为“遵命的序”罢。自思这一种“遵命的序”，是不应摆起清高的臭架子，借故推诿的。
但为名人作序，此第一遭也。
月前忠样大哥打电话来，口吻相当郑重地说：“晓声，你不是常督促我动笔写些什么吗？”
我说：“是啊，你为什么还不开始？”
他说：“其实我早已在写着了。马上要向出版社交一部书稿，希望你给我写序。”
“我？??”
我一时怔住。
他的口吻不但郑重，而且深长了。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其实我也并不认为有序的书便一定比没序的书形式上完美。
但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社方面对它有这个要求。好比我是个大姑娘，不日该出嫁，让我自己选位陪嫁娘，我当然选我亲近的人，而不必劳驾比我更是名人的名人。我对你的‘直言快语’式的文风情有独钟。”
于是我不再犹豫。当即回答两个字是——“遵命”。
现在，自审我这“遵命的序”，竟不仅的有几分不安了。因为我知道，忠祥大哥所期待的，非是这等“温良恭俭让”的东西。至少，他是乐于看到出现在我笔下的一些“直言快语”式的挑剔的。
然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他奉这样的一条作人原则为座右铭——“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吾今以此为原则陪兄“嫁”，不忒刻苛，亦何妨焉？
至于书中的“蛇足”，还是由愿意领略赵忠祥这一道名人风景的读者们自己去指指点点吧，可以不必由我充什么“导读”的。
1995 年 10 月 17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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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 一普希全昨夜星辰昨夜风这是我在 1988 年我国电视业创建 30 周年前夕写下的文字。追忆以往，述说心怀，算作荧屏内外的拾零，也希望多得到几分理解，企盼从中悟出些道理。
灯下提笔，往事如潮??断断续续的回忆使得我情致如痴，那琐碎的、平淡的、枯燥的一切仿佛笼上了一层朦胧的柔雾，于是思绪绵绵，令我深情地品味那似乎不完全属于我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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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岁月
我与我同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风雨，也感受过大体相同的欢乐，有着执著的追求，也遭受过各不相同的磨难。喜悦、忧愁、悔恨都曾围绕过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至今仍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并投入了我全部身心。
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无论遇到怎样的大起大落，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无论历经怎样的艰难痛苦、坎坷、曲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也不可能动摇我的信念。
1985 年，是我的一个多事之秋，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开头的，3 月 1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题目是《电视观众运用发言权，投票选出最佳播音员》。文中说：“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今天在上海揭晓，有五位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获奖。”我荣登榜首。
1985 年 3 月 23 日晚，上海电视台播送室华灯齐放，流光溢彩，??最佳播音员授奖大会正在进行。记得领奖时，我手捧红色绒面的荣誉证书和一束艳丽的鲜花，面对摄像机由衷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样的荣誉，这完全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得到这样的奖励，??我会把这次奖励当成一种动力，更加尽心竭力地为大家服务。”
第二天，当我们离开上海国际饭店时，没想到被等候在门口的群众团团围住，多亏服务员帮忙，我们才挤出一条路，上了汽车。车开出很远了，回头望去，人们还没离散。
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这次评奖规模不大，仅在《大众电视》的十几万读者中进行，但这确实是一次观众发自内心的选评，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验证了我在观众中的影响，我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能取得这样的荣誉，我是作了巨大的努力的。
记得 1979 年，我赴美工作时，CBS 人员和美国的报纸曾将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相提并论，誉我是中国的克朗凯特。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克朗凯特在他 65 岁离休时，仅主播了 20 年的新闻节目，而我在这次赴美工作时，还不到 4O 岁，却已经有了近20 年的新闻播音经历。
当时不少人嘲笑我们中国的播音太死板，比不上洋人，我也不以为然。我确信，再过 20 年，我的成绩是克朗凯特望尘莫及的。我爱 CCTV，CCTV 是一棵大树，我只是它的一片叶子，没有 CCTV，就没有我的一切。1979 年，我在美国时，曾有人多次找过我，希望我留在美国工作。1982 年我在东京时，NHK(日本广播协会）国际部负责人也曾希望我到 NHK 工作。至今我仍有不少类似机会，我不为所动。因为我清楚地懂得这一点，没有中国电视就没有赵忠祥。因而，我发奋地努力，不断地在艰辛与痛苦中磨练自己。25 个春夏秋冬，9000 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我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听到了观众的反响。当我手捧奖状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幕。
1985 年初，正值我的业务处于成熟阶段，就在我领奖的同时，我却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奋斗 20 多年的新闻播音岗位。没有解释，没有声明，更没有像克朗凯特离休时，三大广播公司并网播出他的告别节目，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紧接着，关于我的传言一夜之间便闹得满城风雨。先是四面八方传来了我的“死讯”。
一些多年没联系的朋友，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的情况，他们说我骑摩托车撞上了汽车。北京当时有这样的笑谈“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摩托车）”。
我从没骑过摩托车，也过了骑摩托兜风的年龄，我还不至于死得那么时髦。
居然听说有人在给司机们讲交通法规时，严肃地说：“你们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出人命！大家听说了吧，赵忠祥就是这么完了的。”哪跟哪儿呀。
1985 年岁末，我又在其他节目中出现了。因此，我收到了不少观众来信，大部分来信都祝我早日痊愈，祝我平安。传闻又降了温，说我没被撞死，只是撞伤住了院。一位东北观众用墨笔写了一个条幅，好像是挽联：“我们想念你。”面对这样的慰问，我很尴尬，也很感动，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希望我能继续为他们带来欢乐的。不过，这传闻相当持久，那一年，我“死去活来”了好几回，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同谣传打一场持久战。
1986 年春节前夕，我母亲去世了。她真的离开了人间，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母亲身患癌症，早已卧床不起。在病中母亲听不到外界的传闻，她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电视。
以往工作紧张，无法常去看望母亲，母亲能从电视中看到我在播音，她的心中便有了几分慰藉。但在她最痛苦的时刻，她没见到我的图像，一定会产生种种猜想，我何以安慰她老人家。
1986 年的春节晚会，总导演黄一鹤提出让我担任主持人。那时，我要照看病中的母亲，又要参加函授考试，还要排练，很紧张。但我希望能在那次春节晚会中出现，我知道这是对我亲爱母亲的最大安慰，也是对关心我的一大批亲爱的观众的告慰。
1985 年岁末，母亲病危，我希望辛苦一生的母亲能熬过春节，一定要熬过春节。一天中午，当电话通知我快去医院时，心中一阵紧缩。虽然医院没对我报过母亲病危，但我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我飞奔至医院，母亲已被推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我拦住了车子，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痛悔自己没能在最后一刻见上母亲一面。我的妻子和儿子放声痛哭，而我却欲哭无声，只记得负责这个病区的陶斯亮大夫走到我身旁安慰说：“不要太难过。”
在医院太平间昏黄的灯光下，我打开自己的化妆盒，亲自为母亲化妆。
我是遗腹子，在人性冷落、世态炎凉的境遇里，母亲劳累一生抚养我长大成人。工作二十多年来，母亲关注着我的曲折沉浮，我深知这个世界上唯一最关心我和最袒护我的就是我的母亲。
当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能使母亲安度晚年时，母亲却溘然长逝了。
她老人家憔悴的面孔呈现在我面前。我跪在她身旁，泪水滴在母亲的身上。
我知道母亲期待我的是什么，我是她生命的延续，我要为母亲争光。
离春节晚会还有二十来天，按说我可以请假料理后事，平静情绪。古人守孝三年，我岂能不懂其中的道理。可是，母亲生前从不让我为家事耽误公事，我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满意。
令我感动的是其他几位晚会主持人都来真切地安慰我，姜昆、王刚、刘晓庆、方舒、顾永菲。我默然良久，我明白此刻只能调动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观众朋友，为了多给人间增添一分欢乐，减少一点悲凉。
关于我的“死讯”传闻之后，又一传闻，延续至今，驱之不散。“赵忠样不播音了，当了副台长。”至今我仍能收到“赵忠祥台长收”字样的观众来信。这从何说起呢？这个谣传在我离开《新闻联播》节目之后，越传越盛。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连带辟谣，但没有奏效。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外出时，一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竟当面直呼赵台长，我解释他们也不相信，无可奈何。说我死了，一笑了之；说我当了台长，这岂非沽名钓誉。
人很难达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何况我是一个内心并不坚强的人。1985年我一生中的低潮，如何冲出低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我只是一介书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更好地为电视事业奉献我微薄的力量，此生不渝。这是我 28 年前萌生的愿望，那时，我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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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脚下 情在人间
196O 年 4 月 22 日晚 7 点。像往常一们，北京地区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沈力端庄大方的形象，她微笑着向观众问好。忽然，屏幕上一阵杂波，随着画面的闪动，一个观众未曾见过的小伙子出现在屏幕上，正当他要说些什么时，图像又消失了。这个临时差错恐怕在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那时，全北京市仅有几千台黑白电视机。但是，那 10 秒钟的亮相却永远留在那个小伙子的记忆里，因为那个小伙子就是我，这是在切换出错，我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首次亮相。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饭，总觉得有人在注视我。几位中年女同志在私下议论：“好像是他。”“没错，是他。”一位老大姐向我招了一下手，我走到她们的餐桌旁边。
她问：“昨天电视里那个小伙子是你吧？！”我茫然地点点头。“怎么回事？”随着话音，几双眼睛逼得我无地自容，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解释说：“阿姨，是这么回事，昨天第一次在新台播音，由沈老师播新闻，我在四楼准备，不知道什么原因，中间突然把我播了出去。我是新来的，不是我的错儿，其实，领导还夸了我，说我没慌神儿，没出洋相。”一位年轻女同志仍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我，还是那位老大姐打了圆场：“让他买饭去吧，小伙子好好干。”
那时，正当新旧台址转换，出个小纰漏是常有的事，就是不搬家，哪天也能挑出小毛病。当年的老台就坐落在广播大楼的东南角，一批老电视工作者在这里工作了 30 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它。
自从那天我首次亮相，台里几位领导叮嘱我，他们说，以后只要在镜头前准备就一定要保持播出时的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亮出去了。老领导孟启予对我说：“原来请过几位剧团的演员报幕，挺漂亮的姑娘词儿一错，就吐吐舌头或出个怪相。播出是个严肃的事情，这样有失‘尊严’的事，怎么能不让人恼火。可当时只有沈力一个播音员，她忙不过来，哪有现成的呢？”
一些老同志告诉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电视台视察时，对电视台的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当了解到电视台缺少播音员的情况时，曾指示广播局在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学生中去挑选。周总理还曾指着沈力对大家说：“她是在幕前工作的，你们是无名英雄。”
1959 年下半年，广播事业局正式组成班子，开始了挑选电视播音员的工作。
我那时正无忧无虑地念书，准备迎接高考。我们这届 1960 年高中毕业生已经经历了一次筛选，尝试过竞争的滋味，初中毕业考高中时，淘汰了一半儿。初中时期，我曾获得两届优良学生奖章，如果初三再获得一枚，就可以得到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保送高中，但我未能如愿。
记得发榜的那一天，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眼巴巴地望着胡同口。一辆绿色自行车拐进胡同里，我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大家蜂拥而上。当我拿到属于我的那一张通知书时，却不敢即刻拆开，似乎这一刹那将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颤抖着展开通知书时，高兴得腾地一下冲进院门，激动地向我的外婆宣布：“我考上啦！”眼前出现的是外婆布满笑容的脸。此后，我似乎很少遇到能使人如此激动的情景。
我珍惜自己争得的学习机会，我们那一届高中生都是这样想的。升大学已没有扣人心弦的竞争了，因为这一届在校生已不足当年大学应招的人数，我们都将是未来的大学生了。尽管学习紧张，但同学们春风得意，校园里欢声笑语。那个年月人们没有过分的物质追求，我们的口号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灿烂的前景就是我们蓝色的梦想。
然而，我却接受了新的考验。
电视台挑选播音员的工作涉及到近百所中学的毕业生。我有自己美好的理想，但是当播音员我却从未想过。我所就读的北京市第 22 中学，以涌现优秀体育人才而著称，庄则栋就是我上一届的同学。我也迷上了体操，在业余体校进行刻苦的训练，教练希望我能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由于我在一次测验中受了伤，失去机会。那个时候，我精力旺盛，兴趣广泛。我还参加东城区学生话剧团，接受过专业教师的严格训练，还扮演过几个角色，我也受过声乐老师的培训，老师认为我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我喜爱古典文学，也尝试着作诗；我的俄语学得不错，曾作为学生代表用俄语发言。我最大愿望是考上名牌大学，名牌系，不辜负这几年的努力，我做梦也没想到去当播音员。
尽管我并不热心当播音员，但年轻人的好胜心理无疑刺激着我。我第一次到广播大楼应试，得知有一千多人试音，要花费四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次公平的竞争，为了挑选一个播音员花费这样长的时间，这么大的力气，使我产生了好胜心，希望在这次竞争中崭露头角。至于是否放弃高考，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录音、试镜头，去同仁医院检查声带，真把人弄烦了。当又一次通知我去考试时，我不打算去了，我想把这个良机让给筛选出的其他三位同学，让他们去吧。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独自走进坐落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儿是我有空必来的地方，它与 22 中仅一街之隔。当我翻开喜爱的书，就会沉浸到另一个奇妙的世界，忘却了身外的一切，我溶化在这静悄悄的环境里，心中一片温馨。
一阵脚步声，我的一位同学急匆匆地走来小声对我说：“人家接你来啦，我们上什刹海溜冰场找你一圈，又到这儿来找你，快走吧！”在那个年代，办事就这么认真。
我又进入了电视演播室——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这里灯火通明，令人眼花纷乱。这 80 多平方米的演播区就是原来最大的播送室，用木板隔成的控制室靠在大厅的西南角，播出人员、导演们挤在里面切换画面，调节音响。这就是早期中央电视台的心脏。
轮到我站在摄像机前了，我的面前除了机器，还有亲自坐镇拍板的梅益局长等领导同志。指令从那间小木屋传出来，一会儿让我说几句话，回答几个问题；一会儿又要我转过身去，向左、向右，由于我受过业余剧团的训练，应付这次考试并不感到紧张，相比之下那三个一同来考试的伙伴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氛，显得紧张。如果电视台要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那该多好，因为在考试期间，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只挑选一个人的话，我相信那就是我。
从暖烘烘的大楼出来，迎面一阵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头脑清醒了许多。我盘算着今后的前程，快 18 岁了，高考迫在眉睫，我留恋校园的生活，如果电视台需要我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刚才李伍副局长还动员我，希望我投身到电视事业中来，电视在中国刚刚起步，这里需要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眼前浮现出教室墙壁上的一行大字，就这么办吧。
回到学校，一路上冻得够呛，也饿得够呛。宿舍的灯已经熄了，同学们可能已进入梦乡。我轻轻推开门，十几个同学都坐了起来，他们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真切地关心着我的命运。“怎么样？”在黑暗中我已觉察到他们探询的目光，我无法告诉他们准确的消息，一位同学跳下床，冷得他抖动着身子，从封好的煤炉上拿了一个烤得焦黄的窝头，因为烫手，他两手急速地倒换着递给我，“你饿了吧，趁热吃吧，你再不回来我就吃了。”我接过窝头，不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情义是宴席上体味不到的。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要离别可爱的学校了，我无言地望着朝夕相处的伙伴，我舍不得离开这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我将只身一人走向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每当我遇到挫折，每当我感到孤独，每当我面临困境，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我那充满温情的母校，希望重新再现那充满幻想、充满欢乐、充满友谊的时光。这一不可名状的深情经常注入我用过的解说词中，直至今日，在那抒情语句的字里行间，仍可寻觅到当年的种种情愫。
1960 年 2 月 22 日，我拎着一只旧皮箱，两位同学帮我扛着行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了广播大厦的门口。那时坐落在礼士路的崭新的广播大楼处于北京市区的边缘，再往西除了军事博物馆，便是一片旷野。
广播大楼当时没有修筑围墙，我们一直走到大楼门前。
严寒尚未退去，春天即将来临。护城河的水仍静静地凝冻在大楼的东侧，两岸垂柳在寒风中摇曳着枯条，尽管抖尽了叶片却仍旧婀娜多姿，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告别了同学，我转身推开沉重厚实的大门，一股似曾相识的暖风迎面扑来，对于刚从中学校门进入这个大门的我来说，这幢大楼未免太豪华了，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楼梯铺着柔软的地毯，庄重、整洁、肃静。
在这宏伟的建筑里，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涉小、空虚的感觉，但我想到我是近百所中学里唯一的获胜者，我的自尊心支撑着我一直向前走去。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学习了一个多月，初次感觉到了播音工作的严肃与紧张。
那时，大部分稿件都是直接播出，那种为了播音全力以赴的神圣感，给我上了第一堂课。
我叹服老播音员镇静地坐在播音间，把圈画得很乱的稿件直接播出去，而且字正腔圆，有声有色，动人心弦，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
一天，播音组组长林田对我说，根据你业务学习进展情况，你可以上一点节目了，当时林田已是闻名全国的播音员了，她让我起一个播音名字。
我告诉她，我要起一个响亮点的，有寓意的话音名字赵方，让声音传遍四面八方。她很赞赏这个名字。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工作时，电视台召我回去。
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不过，在这个新环境中，当时播音员都不报姓名，所以我起的播音名字一直没用上。后来，当我的儿子降生时，把我的播音名字给了他。但是，我并不希望儿子与我从事同样的职业——我为之付出多年心血却又难尽人意的职业。
自从我到电视台报到至贸然出现那个图像的 4 月 22 日，前后不过两个月，我已经开始正式工作了，这项当时并不起眼的工作，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使我备尝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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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消得人憔悴
历史从昨天走过来，它将继续走向绵绵无尽的未来。30 年的岁月白了少年头，而中国的电视事业已进入了而立之际，它注定将日益兴盛，日益成熟，日臻完善，成为现代社会与大众融为一体的亲密伴侣。
我有幸在中国电视的初创阶段，成为第一批中国电视工作者。我随着电视事业的成长而成长，随着它的发展才逐渐明了，我从事的是一项值得我终身自豪的事业。
我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心血，同时也得到了超乎我期望的报偿。如果我能重走这 28 年的历程，为了今天，为了我的观众，我会更自觉地更科学地磨练自己，或许将比今天更如人意。不过，我并没有愧对自己二十多年的路程，我已尽了力。
当年的电视台如果没有今日辉煌的映照，也许难以给予估价。那时，我是到电视台的第 78 位工作人员，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演播区，参考数据告诉我们，全国仅有 12000 台黑白电视机，分布在几个大城市。我们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每位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了。电视台的设备十分简陋，胶片是用手工操作冲洗的，记者们配备的 AK16 摄影机，又重又笨，一不注意，电瓶溢出的酸液会烧了衣服。那时没有录像机，就连同步录音机也还没出现，一切都靠人力，靠手工，节目只能直播。那时的工作态度，用“认真”二字形容是不够的，可以说简直是玩命。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干劲，同时也是一个不甘人后、蓬勃向上的集体。这种奋进的精神感染了我，制约了我，也规定了我只能向前，不能落后；只能振作，不能气馁；只能从严，不能放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之，已不是在学校就能通过的标准了，及格是不行的，必须优秀，否则就被淘汰。
电视播音员是一项新的职业，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自然成为我的第一任老师。
我们没有条件和机会向国外的同行学习，只能自己摸索，在我到电视台之前，沈力已经胜任自己的工作，紧张的工作使她非常劳累。1959 年，沈力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这四天会期内的电视播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替，这才使她松了一口气。沈力的屏幕形象很好，端庄、亲切、大方，在日常生活中，她却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苟言笑，轻声细语，这或许与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有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不太一样，电台的风气较严肃，而电视台则显得随意一些。沈力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待人周到，工作严谨，荣誉的光环总是围绕着她。
那时，我是一个好说好动的年轻人，我向她学习业务，可学不了她的性格。
用当时的一句话说，我的学习是“练为战”，先从配画外音人手。早期播出新闻与专题节目的画面是 16 毫米影片，晚间播出，下午对画面，自己拿到编好的一卷影片和解说稿，钻到一个小放映间，一边放电影，一根据画面的内容，把解说词一段一段对上镜头。音乐编辑也一同工作，用秒表卡长度，然后去选音乐。开始时一条两分钟的片子，对上五六遍还找不到解说点，念稿子时顾不上镜头，看镜头又顾不上念稿子，直播使我们感到压力巨大。
每天晚上 7点钟前，编辑抱着一盘胶片往放映间跑，争分夺秒，像是有人追赶着一样，装上胶片，时间一到就立即启动开关，画面直接放到银幕上，再用摄像机取画面，传出图像。当时，胶片的接头是用胶水粘的，很容易断片，有时，放映员与编辑手忙脚乱，跪在地上用手拽片子，无论如何不能断片。
画面传出去的同时，坐在控制台上的音乐音响编辑数着三、二、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音乐、效果放出去。播音员在播音室，看着画面，配解说词，一个星期紧张七天。
画面解说与电台播音不同的是，不能只低头念稿子，即使在一段解说中间，也要不时抬头看看画面，因为下午对好的片子，很可能临播前编辑又要增加或删去一段画面。
要靠临场决定快、慢或调整前后顺序。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集体的劳动成果不能砸在一个人身上，当时的空调设备不好，夏天一身热汗，冬天也免不了冷汗一颗接一颗地滚落，直播对播音员来说是最好的考验，但也是一场折磨。“文革”前期，有一次我播公报，夏天的播音间，没放空调，我上身穿着中山装以示严肃，下面穿了条短裤，我当然知道这次直播会热到什么程度，半个多小时灯光的灼烤，浑身湿透，汗如雨下，幸亏没出错。当时，由于保密的需要，直到快进播音间，才把稿件给我，我来不及看一遍就开始了直播，连急带烤，那滋味非同一般。
1965 年以后，中央电视台仅有的一台录像机，成了台宝，平时不舍得用。1966 年播《十六条》，我用过一次录像机，那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开始，那个时候，在心理上大家都怕担责任，所以动用了录像机以防万一。
中央电视台从 1958 年 9 月 2 日正式播出以来，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除了新闻之外，所有的图像部分必须背词。这是一道难关，每天为了背词我们绞尽了脑汁，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这种强记也锻炼了头脑。我至今仍可把一篇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文字用极短的时间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和当年付出的辛苦分不开，如果遇上几天以后才派上用场的串连词，我总习惯在没人的僻静处，边散步边默记。离广播大楼不远有一条护城河入夜，当一对对的情侣沿河漫步低语的时候，我一个人倘佯于河旁柳岸，欣赏着月色下的朦胧的景色，默念着我要背诵的词句，别有情趣。在这里，我领略了“杨柳岸晚风残月”的景致，但并无寂寞与伤感。我心中涌现的是一阵阵对未来的向往。
日复一日的直播，消耗着我的精力，那时我身高 1.78 米，体重只有 62公斤，总希望人家说我胖了一点，正像今天总愿意听人说我瘦了一点似的。
年复一年的直播，并不总有新鲜、刺激的内容，很容易感到枯燥难耐。而电视播音员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丧夫了在镜头前的新鲜感，缺乏新鲜感就丧失了激情；丧失了激情，就会使观众看到一个对工作与生活没有兴趣的形象。
感情一要自然，二是充实，缺一不可。在镜头前的振奋感和运动员保持竞技状态一样，要有跃跃欲试、不可按捺的冲动与激情。如何培养激情，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据说，美国的克朗凯特，有时在临播前决定重编播出顺序，弄得播出人员手忙脚乱，而他却异常兴奋，有人分析他是为了寻求一种冲动与刺激。当然只要是直播，就会经常遇到刺激，即使排除一个难点也是刺激，人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庸。
1962 年冬，有一次我正在预告节目时，忽然停电了，耀人眼目的灯光骤然熄灭，不到两秒钟备用电路开启，又突然亮了，我沉稳地应付了这个情况。如果在停电的一刹那，左顾右盼，面露惊慌，那一定在观众面前亮个傻相。只有做到感情贯穿，气定神闲，才不会造成刺眼的毛病。苏洵的一段话对我很有教益，“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我常常告诫自己，任何情况下，只要不慌乱，就能排除障碍，乱了方寸，必出差错。然而，保证直播质量最大支撑点乃是责任心。
那时，每天下午 6点 20 分召开播前会，工作人员准时到场，没人迟到。
值班导演宣布节目时间、衔接要求、各工种的工作地点和每一处可能出现的难点，如没有疑问就各就各位了。
每天节目播完，不管几点钟，从总值班负责人，到场地管理人员，照例要开播后会。
如果当晚播出的节目出了毛病，这个会可就热闹了，指出问题，分析责任，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常常开到深夜。
我记得当年有位老灯光师，人很随和，工作也认真，但毕竟动作迟缓，在播出过程中，他调整演区灯光，往往来不及撤步，镜头一切，亮出老头半边身子。“你怎么又把我弄出去啦！”成了一句笑变。
在播后会上，为了分清一个小问题的责任，常常争论不休。干嘛那么认真呢？当时，电视工作者大多数都很年轻，往往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无论是谁，只要出了差错，不管什么原因，一律写成书面检查贴在走廊的布告栏上。播音员念错一个字也要贴一份检查，有一个阶段，我三天两头贴检查，为了少贴检查，我下了一番苦功。
有一次大祸从天而降。那是 1960 年夏季，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播前会散了，我站在广播剧场附近背词，我的活儿不多，一头一尾，中间是实况直播。这时，一位看演出的老太太问我，剧场大门在哪里。我指了指方向，她还不明白，我看了一下手表，6 点 40 分，还有一点空，于是我就领她来到剧场，帮她找好座位，估计只有几分钟时间，我不紧不慢地住回走。忽然一位灯光师跑着来找我，“你干嘛去啦！”他脸色都变了。我一边跟他往播送室跑，一边问怎么回事，他说开始标志已播完了，你不在岗位，只好把字幕切出去了。“这不可能。”可我一进播送室就傻了，屏幕上显现的正是当晚演员表，只要再给我两分钟，就不会是这个情况。我一看手表，还是 6点 40 分，停了，该死的！
我只觉眼前一片黑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时，播送室的门推开了，当时的台领导胡旭同志闯了进来，只见他脸色发白，大概是气的，他严厉地批评我，我只见他声色俱厉，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只听清了几个字“你要检查！”人去楼空，我坐在摄像机前发傻，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可大错铸成。
我正想好好干一场，却在这个当口出了岔子，觉得没脸见人，一连几夜睡不着觉。
过了两天，我的老搭档搞音乐的曹文济对我说：“胡旭同志说当时他态度不冷静，其实从屏幕上看，没大毛病，叫你不要见怪。”我想，当时他即使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
第三天，老播出部主任苏实找到我，“真抱歉！”他说：“那天你送到剧场的那位老太太是我母亲，我很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的是我，我把这次闪失牢记一生。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我们议论的问题是如何搞好工作，我们与党同心同德，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住在单位宿舍，很少有时间回家，一是工作太紧张，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二是只要我一到家，母亲和外婆总要省下一口粮食，让我吃一顿饱饭，我已是大人了，我不愿增添妈妈的困难。后来，周总理特批给播音员每月 4斤鸡蛋，我拿回家中，让妈妈和外婆共同分享。
那时，我振作精神全力以赴地搞好工作。屏幕上，我保持微笑，这是面对一批新老朋友发自内心的愉悦，全国人民正奋发图强，度过难关，不能萎靡不振，更不能愁眉苦脸。当然在那时，还没有国外硬派小生把一股冷峻堆在眉间的示范，那个时代需要微笑，这温和的微笑能沟通人们的感情，增进人们的理解，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添和谐的气氛。当然，面对饥饿的折磨，微笑能显示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善良的内心。
小时候胡同里第一家大门旁贴的一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很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厚善良应当是真、善、美的核心。1979 年，我在美国看了克朗凯特的节目，也听到同行们对他的议论，这位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政治家，有一副慈祥和善的面孔，他的眼神是那样真挚、直入人心，他的笑容令人感到温暖。他并不漂亮，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位白发长者的形象。我想东西方审美情趣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尽管好莱坞塑造了不少英俊小生，风流惆悦，但电视观众却宁肯喜欢和善长者的形象，前者生活在故事里，后者存在于生活中。
在我国，电视是一个年轻的传播媒介，据收视率估计，当年的电视台的影响，未必赶得上如今的一张小报。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相比，人家的编播队伍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在技术上有一批权威，人家当年是珠穆朗玛峰，电视台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无名高地，创业初期，没有多少人向往电视台。记得 1960 年秋末冬初，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我和老记者化民挤上公共汽车，来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我们提出要采访全国劳模李墨林，可是人家不让见。塑料棚里一片碧绿的春意，可人家的态度却像棚外的冷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来采访过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再者说北京电视台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北京电视台来人也要见上一面，聊上半天，那还忙得过来吗？30 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电视台记者不到，会议不开，这是什么派头。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电视机的普及，就没有中央电视台的今天。1988 年中国已拥有一亿两千万部电视机，是当年的一万倍，可我们的工作质量比当年提高了多少？我常常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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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巫山不是云
尽管当年我是不起眼的园地里的一棵不知名的小苗，但我决心，利用同样的阳光、雨露，同样的土壤、空气，顽强地生长。我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我的技能，为此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1960 年 9 月，在我来电视台的半年之后，一位新伙伴加人到我产的行列中，我和沈力迎接了她。她娇小纤弱，但朝气蓬勃，她穿着学生裙，扎着两条小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现着纯真和好奇的光亮。她就是曾在我国电视史上颇有影响的吕大渝，当年，她才满 16 岁，她比我幸运，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总是比小伙子得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她曾在电影《祖国花朵》中扮演角色。《让我们荡起双将》这首歌流行全国，曾唤起多少人幸福的向往呵。吕大渝曾和另外三名小伙伴给毛主席献过花，毛主席慈祥地笑着，四个小朋友围绕在他身旁的照片在 50 年代是尽人皆知的。这个经历，同样给大渝绕上一圈神奇的光环。相比之下，我当然显得暗淡了，常言说男孩子 7岁 8岁讨人嫌，我十七八岁了，也并不讨人喜欢。
但我很骄傲，这一点大渝知道，她并不对我低估，因为我的播音是过硬的。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外界的凭依，我有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肯吃苦的劲头和自己的工作成绩。这些支撑着我的自尊心。
大渝来后不久，就去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了。我不可能去，这是命中注定的，沈力、我、大渝，只能去一个。沈力已是我们的老师了，我来了仅半年可是已成了骨干，一时还离不开，所以只能派大渝去，如果大渝没来，也不可能派我脱产学习。然而，我多么需要学习呀。
那时，没有任何业余学习班和函授单位，我感到自身的压力，我的同班同学都上了大学，我怎么办？我不甘落后，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我和几位大同学用小皮球去投篮筐，说好每个人投 200 个，人家玩一会儿，都投够了数，要回家去了。“不行！我连 50 个都没投进，坚决不走。”
人家等了我一会儿，天快黑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着急，又不甘心，天已晚了，篮筐在月光下并不显得模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儿投篮，不凑满 200 个我决不会回去，我没什么先天的优势，只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只要我瞄准了目标，奔跑也罢，走路也罢，就是连滚带爬我也要到达终点。
当我同班同学都能在正规的学院里受到社会承认的正规高等教育时，我就像小时候投篮筐一样，自己独自跟自己叫劲。映雪、囊萤、锥股、洞壁，古人的学习佳话，长期影响着我，我其实无须那么卖傻力气，然而我又不能不那样做，一是形势使然，一是我爱书如命。
大约在初中时，我受老师的影响喜欢上了古典文学，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床头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已被我翻烂了，像背外文单词，我逐篇背诵，反复咀嚼，静心玩味。
我喜欢南唐二主的词，尤其喜爱“虽蓬头垢面不掩天姿国色”的李煜的词，那时对李后主之词能倒背如流，从词句感受到的美，浸透了我的全身心。那时，正是我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兴之所来也信手写上几句，日后看来，有时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
白天，只要我稍有空就钻到六楼资料室，看各种报刊杂志，很快就和图书馆的老太太混熟了，她特准我进到书库去自由翻阅，临走还恩准我借上一本书。我定期还回，决不食言，因此得到她的信任。进人书库，如鱼得水，我最喜爱的是法国和俄国小说，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乔治桑、莫泊桑、梅里美这几位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只要图书馆有，我都仔细阅过。记得“文革”前我读巴尔扎克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傅雷先生翻译的《搅水的女人》在此之前，我们图书馆所藏的近 30 本巴尔扎克的作品我都看过了，很遗憾至今我读的还不到《人间喜剧》的 1。”3。
我受俄国文学影响也很深。当年，我从书架上抽出书来就蹲在书架的空档处，匆匆浏览。一般的翻一翻，读个梗概，喜欢的借回去，仔细看。如果问我洁如烟海的书海里我最喜欢哪一部作品？我至今仍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作品《红与黑》，中国小说《聊斋志异。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播音作品是什么？那就是《动物世界》从今天的创作里可以找到我当年喜爱聊斋的痕迹。动物是有灵性的，这仍是我今天的看法。
书给了我精神上的极大慰藉，我不能离开书，如果在一天内没有书看，则不堪忍受。
书使我当时所在的狭小天地变得宽阔而深远，书使我当时的寂寞生活变得生气勃勃，书使我的内心得到了充实，书也给我的播音创作增添了营养。
我的艺术观点和播音风格至今仍受到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
我曾在紧张的工作中上过四次“业大”，当然那绝不单是为了文凭。文凭有时说明不了问题，我虽已取得英语单科结业证书，但英语至今并未过关。
我也有新闻编采专业毕业证书，而我的水平学识超过了这张毕业证书。那么还是混文凭了？不，我爱学习，我心中的隐痛是当年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我要补上，补上那个空白，也补上一段学习生活。
播音员安身立命之根本，还是靠运用声音表达内容。因此，对声音的训练无疑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声音的训练从理论上讲非常简单，无非是气息的控制，声带闭合与共鸣腔的调节这三个部分。然而关键是练、是实践。在训练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嘉样老师，他是中国歌剧院的演员。他总结了一套民族发声规律，当时有很多演员跟他学习。
经人介绍，沈力、大渝和我曾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我和大渝学的时间最长，大约三年。上课地点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每天王老师准在公园开门时，从后门进人，我和大渝从电视台赶来，从前门走进。面对开阔的湖面，老师带我们练声，主要是练京剧《击鼓骂曹》的几段念白。我练了三年，在练声中结识了不少朋友，大家都很自觉地准时到场，每逢老师外出演戏，我们就自己练习。在风景幽美的公园里，在空气清新的晨曦中练声，又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惹得游人驻足观看。记得那时习仲勋同志每天也从这里经过，每次我们都上前和他握手，他对我们很亲热。那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习老在逆境之中，但我们都非常尊敬他，与他谈笑风生。
练功，其实就是功夫，就是坚持不懈。不但锻炼人的机能，也磨炼人的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暑不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不论头天晚上播后会开到几点，睡得多么晚，第二天 5点以前就得起床，我和大渝约好在车站见，乘第一班车，在北海公园大门没开之前就等在那里。这三年风雨无阻，我们是北海公园每天的第一批游客，下雨打着伞进去，下雪时，在白茫茫一片园地上留下第一行足迹，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佩服当年的劲头。北海公园的阴晴雨雪，春天的和煦明媚，桃红柳绿；夏日的浓荫遮天，荷香沁脾；秋日的蝉嗓高枝，丹桂袭人；冬日的庭园寂静，风寒雪冷，都—一收人眼底，记在心头。
一般练完声，我和大渝从前门出来，在旁边的餐厅吃早餐。每次都是大渝抢着付帐，其实她比我工资还低一级。我们常开玩笑，我说：“你留着吧。”她说：“没关系，我的钱花完了，你再付。”
从北海练完声回到电视台，我常常到大演播室去弹钢琴，在大块的地毯上练练功。
我弹钢琴时已是不可造就的年岁了，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练。好在钢琴只要弹上去就会发出乐音，不会“呕哑曲折难为听”的。在空旷的演播厅里，《少女的祈祷》、《献给艾丽丝》、《天鹅》的优美旋律，激起我心头的柔情，我迷醉在那优雅清新的旋律中。
我的业务工作进步很快，直播基本上不出错，也经历过大场面。
1960 年国庆实况转播的任务派给了沈力和我。正式工作才半年，一场硬仗便摆在我的面前。
在曾经贴过我不少检查的布告栏上，看到国庆工作人员名单时，我的心一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能够担任国庆实况广播的是赫赫有名的老播音员，年轻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刚半年，就派我担任这项工作，紧张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越临近播出日期越紧张，越紧张就越睡不着，我担心这样下去我不可能有精力承担这个任务。
那年的国庆激动人心。
天安门广场庄严雄伟，天安门城楼巍然矗立，鲜花、标语、气球把这里装点得熠熠生辉，当我耳畔鸣响了激越的国歌，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当我看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检阅整齐的方队和欢呼的人群，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胸中升腾起一种神圣庄严的自豪感，我忘记了自己的涉少，我把充满激情的词句，用高亢嘹亮的声音传送出去，一万多字，没有一个错。
当天晚上仍是一场战斗，白天的游行实况拍成胶片，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挤在二楼放映间，大家都为能出一点力而感到光荣。“马上播出了。”我拿起一叠稿件，跑进播送室，几位编辑护着一盘胶片跑进放映间。画面又一次呈现出动人的情景，我振奋起精神，忘了一天的劳累饥渴，又一次弃满激情地把杂乱无章的稿子理顺，传送出去。
我成功了，我感到欣喜。梅益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有劲、念得好。”我看到沈力也在笑。老实说，我给她增加了负担，她要念自己的词，还要照顾我，但我的确把难度最大的工作完成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以后，每一次在重大集会上的实况直播，我都不会忘记这第一次的工作带给我的感受，也不会忘记我付出的代价和辛苦。
这其中，我获得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自信，有了自信心，面对任何难度的播音便有了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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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前路无知己
十年动乱之后，我乘船途经三峡曾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波浪柔和，船身微颠，这硕大的船体使成了摇篮。我的心随着江波起伏荡漾，久久不能人睡。过去的一切像这流去的江水，一去不复返，留给我的只是一场梦，一场恶梦，我多么希望快些醒来，驱散心头的阴霾，让灿烂的阳光重新恢复我童年的梦幻?”普希金这样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文人对往昔的恋情；“十年一觉‘文革’梦”，却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我又回到了我的岗位，但并没有恢复我过去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当时我仍以库图佐夫迎战拿破仑人侵时的座右铭“忍耐与等待”作为我的座右铭。
我的任务是播画外音。录音播出，这对于我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在制片部，很多老同志都是当年一同密切合作过的伙伴，这个集体对我来说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比起在干校喂猪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即使在干校喂猪，我也能保持乐观。我曾这样椰揄地表态：“喂猪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才能担当饲养员的职务，我今天也有这个光荣，怎么能不高兴呢。”现在我又能从事我的专业了。听说当我正在干校“高温高速炼红心”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为我鸣不平。那时，录音工作量较大，可人手又少，尤其缺乏能胜任工作的播音员，当军代表研究需要调一位播音员来的时候，这位老同志说：“我给你们推荐个人吧，就怕你们不用。”“谁？＂一位军代表忙问，这位老同志说：“赵忠祥。”全场哑然，我深深感谢他的直言。
其实，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我回台不久，他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调走了。
在“文革”中，我超负荷、超限度的用声，嗓音喊坏了。我用很大的力气企图恢复原有的嗓音，却怎么也不成，越使劲越暗哑，而且每况愈下，我真的着急了。
这时，我的老搭档，曾文济助我一臂之力，是他帮我寻找回失去的声音，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缩小音量，我们曾议论过某些歌唱演员声音不能持久及嗓音损坏了的原因是撑、着唱，气息、声带。共鸣腔这三者之间找不到平衡，久而久之就会走偏。但是一旦声音出了毛病，没有人帮你是很难自我纠正的，曾文济从摆话筒到定调门都帮我想办法。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录了几百条解说词，我的嗓音才逐渐有了好转，这时的声音已不再像昔日透明、嘹亮，于是我开始按自己的音色设计自己的解说风格。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惊异地发现，飞逝的时光不仅带去了青春年华，带去了往日的温馨，也带去了不可补偿的追悔。“文革”期间，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没有派我播音。后来需要男播音员，军代表提出几个人试试音，当时的副台长徐国盛力排众议，他说：“还是让赵忠祥播吧，台里的工作应该用本台的人。”于是我恢复了一种政治待遇，在调工资的时候，徐国盛又一次想到了我，这一切都是在他快离休时，我才听说的。
他作为一位老干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对他感激，但至今我觉得原来对他的一种隔阂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与世长辞，在治丧播出工作中，我尽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承担起传达亿万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 月 8 日，一个突发的噩耗，使中国人民肝胆俱痛。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周总理逝世的，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亿万人民无不悲痛万分。这悲痛的泪水，呜咽的大地，汇聚成悲愤的哀悼，向上苍倾诉。十年的压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爱的总理时，共同迸发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志，人们的感情在悲痛中弥合，总理以他最后的一息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与委屈交织在一起，当我进人播送室，泪水模糊了视线，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字有千斤的重量。这是一场意志的抗争，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运用我长期工作练就的技能，以尽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帮”之命，就坐在播音间外，他们的指令是不要过份悲哀。
这伙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间发愣。录音科科长宋培福问我：“还不走？”
我说：“你来一下，把片子拿回来，我重录。”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来我承担。
当银幕上出现总理的遗容时，我失声痛哭，擦干了眼泪又被一层泪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为总理送行。
1979 年 1 月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总理治丧活动的电视片。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当时，我听到你的解说，我哭了，我们全家都落了泪。”
1976 年，唐山地震，随后又一噩耗传、毛主席与世长辞。泪水干枯了，我是一个新旧思想参半的人，是以晚辈的尽孝之情为老人家送终，用我的声音不仅表达我个人的哀痛，同时也力求准确地表达中华民族的心声。
我想除了准确地把握感情外，还需要技巧，需要过硬的技术和过硬的体格。总理逝世期间，我一共播出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录完之后，原地待命，上面审看，只要动一个镜头或改一句解说就要重录一遍。一连三天三夜没离开播音间，只是在困乏时靠在椅子上闭一下眼，如果身体不行，是完不成任务的。尽管是录音播出，但录音的时间正是播节目预告时间之前的半小时，这半小时和后续的片子时间差不多，只要错一个地方就会延误播出，这么大的事谁敢延误，但如果错了不修改，将会造成天怒人怨的后果。
一个片子上百个解说点，吊唁活动，一般要配一百多个驻华使节、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镜头长仅两秒，一处错了影响全局。要掌握感情又要对准画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个难度我过去没有遇到过，以后也没有遇到过，我没有辜负众望。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腾起来。1976 年大半年的阴沉、抑郁与悲愤，犹如积聚于地下的岩浆，此刻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中国人表示自己欢悦的心情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该好起来了，一切都正在好转。
1979 年我在美国华盛顿九龙饭店曾对一位美籍华人小姐说：“祖国正一天天好起来。”她流下了眼泪。
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是一片和煦的阳光。十年“文革”之后，我第一次出图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张。她主持的节目《访八一厂》需要一个人现场采访。她想到了我，当她通知我去采访时，已经事先找过了人事处，得到了许可，我又有了机会重返荧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个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机遇，没有朋友的帮助，不过是一粒没机会和条件发芽的种子。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感谢我周围的好人。如今这粒种子发芽了，那么就应该顽强地生长，我期盼着日暖风和。
1978 年岁末，我正在家中与爱人孩子一起从 12 英寸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看节目。一阵敲门声惊扰了我，宋培福闯进来，我预感，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进门来不及坐下，就催我：“快走，车在楼底下，台里叫你马上去直播一条重要消息。”
我们急速奔赴电视台，一位台领导交给我一份稿件，离播出的时间不多了她说：“我们认为你播合适。”这篇稿子就是 1979 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号发出了，我荣幸地承担起了这个信息的传递任务。
我庄重而神圣地走向我阔别了十年的镜头前，充满了信心。
当晚是一组迎接新年的文艺节目的压轴，可是真正压轴的却是我播送的这条重要新闻，摄像机的红灯亮了，我把在此之前的一切回顾与思考摒除脑外，沉下心来，庄重而镇静地把稿件的每一个句子以至每一个字通过荧屏传送出去，没有任何差错。播完之后，我悄悄地退出播送室，这里的一切对我都仿佛是一场值得回味的梦，一个亲切的记忆，我曾在这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室，度过了我青年时期的播音生涯，“文化大革命”割断了历史，割断了文化，也割断了我的播音工作。这段工作空白期间，却发生了那么多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摧残我的心灵与尊严的屈辱，也有我辛勤劳作的欢乐相伴，我青春年代的美好时光就这样度过了，当我身处逆境时，我憧憬着重返播音岗位的一天，在灯光前，一刹那的寂静中的冲动，一切又都在灿烂的朝阳中恢复了正常，那阳光就是耀眼目的灯光，那温馨就是直播中的寂静。
我独自悄悄回家，我仍会千百次地在我的岗位上把任何人间奇迹，四海风云，惊天动地的业绩向世人传送。而我只是这部传送工具的一个零件，仅此而已，我的一切梦幻植根于此。
从 1979 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逐渐恢复了口播新闻，在这半年中所有的口播节目，都由我一个人播出，而且是直播，包括对画面部分的解说也是直播。说老实话，这期间的重要新闻的直播，无论从长度、难度、紧张程度上都远没有早期工作的困难。
至此，我原有的功能全部恢复，全部运转起来了。我满足了，只要让我学以致用，只要交给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那会儿我只有一间 16 平方米的宿舍，做梦也没敢想过以后会住上三室一厅。我那时月收人 56 元，也从没有拥有一台 20 英寸彩电的奢望。唯一的不满足即是我不能施展自己的技能，而这技能又偏偏不能拖延等待，万幸的是“文革”动乱结束时，我还年轻，命运注定我还可再大干一场。
通过卫星传送节目，远不能列人早期中国电视工作者追求的目标，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我们才痛感自己的落后。中国人这十多年，真诚地希望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那个永远没有实现的新世界都包括什么物质内容，谁也说不清。美国人带来了全套设备，包括卫星地面站，他们把尼克松先生的活动，迅速传回国内。那时，我正在干校喂猪，方圆百里没有电视。
时隔不久，中国电视居然发展到自己也可以在异国他乡向国内传送节目了。我希望，有朝一天，我能站在遥远的地方、向广大观众报告消息。
中美建交的公报是我在去天津的列车广播中听到的，此行去天津，正是为患了癌症的母亲联系治疗事宜。
我返回北京时，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是上海的电视台的同行寄来的。
信中说：“一听到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们这里议论纷纷，同志们猜测中央台谁去转播，请这个、猜那个，但我心里是希望你，希望这次派你去。”
一旦没能派你去，希望你不要难过。”
赴美工作人员名单很快宣布了，有我。同志们告诉我，戴临风台长说，赵忠祥去可以顶半个编辑。半个编辑也许并非赞扬之词，但他肯定了我的能力。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再有能力，没有同志们的提携帮助，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拉我一把，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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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时难别亦难
波音 747 飞机穿过万里蓝天向美国飞去，凭窗眺望，夕阳余晖照射下的云朵变幻成各种赏心悦目的图景，透过云层隐约可见无言奔涌的大西洋。
世界变小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在十多个小时后便到达了地球的另一面，一个世界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初出国门，1979 年初，37 岁。
在异国他乡的时时刻刻，我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民的使者，在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心中升腾着中国人的尊严。
中美经过 30 年的隔绝，重建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的成员，通过卫星向国内传送邓小平副总理的访美活动。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访问的 8 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 10 场传送播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同行们和我们一块进行拍摄、录制、传送的工作。
众所周知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是各不相让的竞争对手，这次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姿态。他们组成了最强的工作班子，负责这次报道的节目制作人拉克先生是 NBC 的名导播，尼克松与福特总统访华时，他是两次转播工作的负责人，另外两家公司 CBS、ABC 也都派出高手参加合作。
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邓小平同志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访问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中央电视台电视报道小组要逐一进行及时报道，在美国的五个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有时一夜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电视报道小组先期到达美国时，首先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自从我们宣布将采访卡特以后，美国各家新闻单位记者就围上了我。探询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希望为他们各自的机构发出引人注目的新闻花絮。我只能回答他们：“我们正在商量。”“你们可能会提什么问题呢？”他们仍然一个劲地追问。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一向以真诚著称，我们不会提出让人为难的问题，我们对卡特的采访就是友好的表示。
但美国方面却焦急地催促我们把准备提出的问题尽快交给他们，就在 1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通知：“白宫方面希望在今晚 8 点以前收到你们要提的问题。”可是，准备提的问题才交给中国驻美使馆请他们审定。中午，使馆回复说，没有领导你们报道小组的权限，请你们向国内请示。电话又打回北京，??这一夜，我们没睡好，白宫也并不平静，电话一个接一个。最后，白宫方面提出，希望明早 8 点钟把问题交去，最后又补充一句：“总统说，也可以事先不给问题，当场提问。其实，他们这么焦急催促，说明美方也十分慎重地对待这次采访。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白宫，准备提的问题也总算定了下来。当我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录像机已经架好，这是一个并不豪华的房间，历届美国总统都在这里办过公。我正打量着这个房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走了出来，他原是一位波兰人，很年轻，也很精干。他礼貌地同我打招呼，通知我：“总统推迟一小时来。”我明白，卡特需要时间与助手们商量答词。
白官的秘书小姐们往来穿梭，走路一阵风，快节奏地处理手头的工作，一位小姐请我先到休息厅坐一下。
这里已被记者们挤满了，这次是 CCTV 独家采录的新闻，其他记者进不了采访现场，但记者们却不肯放过外围活动。我需要静下来休息一会儿，昨夜没睡好。这时，一位黄头发小伙子很体贴地问我，“你紧张吗？”我笑着摇摇头说：“先生，我曾采访过几十位政界要人，卡特先生是其中之一。”
“请，”正式采访即将开始，我再次进人现场。这时，卡特总统迈着轻快的步子笑容可掬地走来。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问好，然后，就座随便聊了起来，这正式采访前的随意交谈，如果做成节目应该说会更动人。
采访的时刻终于到了，一种历史时刻的庄严感在我心中升腾，这时的感受与我 18 岁在天安门转播国庆实况时的感受相同。就在这一瞬间，仿佛令人热血沸腾的国歌在耳边奏响，庄严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千万只手臂在挥动??作为崛起的中国人的一员，一种自豪的情感占据了我的全身，我稳住内心的激情，庄重地说出了这段开场白：“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采访顺利进行??结束时，卡特先生擦去额头细密的汗迹。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表示祝贺，我意识到，这次采访，无论对中央电视台或对我个人都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
当我们提出继续采访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的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先生时，美方仅安排了我与基辛格的会面，却借口找不到尼克松，我们没能见到这位因“水门事件”下台的总统。
在美国一次动人心弦的采访，发生在华盛顿九龙饭店。那天，我们预定采访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经理，无意中却采访了另一位中国姑娘，我们一进饭店，经理就说：“这儿有一位中国人想见你。”“中国人？”多么亲切，我立刻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位华裔姑娘在举行婚礼，这位女子见到我站了起来，她很激动，我向这一对新人祝贺问候，向她说明了我的身份，出于职业习惯，我顺便问她对中美建交以及对邓副总理即将来访有什么感想。她说：“很好，他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事??”忽然，她口吃起来，我以为她太紧张了或许中文已不流利，只见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哽咽地说：“我希望中国人同心同力，建设好我们的祖国。”这时，她无语凝噎，全场肃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不禁百感交集。
她这番简短而朴素的话语里寄托着对祖国多么深厚的感情，又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情意啊。身在异域，心向祖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理解您的感情，小姐，我们的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这个场面被摄人了镜头，协助我工作的美国同行编辑鲁克尔先生，他在现场指挥摄影师一刻不停地拍摄，这突发性的采访被编人镜头传回了国内，这是一个事先并未列人计划，却很成功的报道。我感谢鲁克尔先生的真诚合作，不幸的是鲁克尔先生后来在一次空难中遇难，一架 DC10 客机在墨西哥上空爆炸，这条消息是我在电视新闻中播出的，然而我万万不会想到鲁克尔先生正在这架飞机上。他是一位性格沉稳而内向的人，颇有儒雅之风，记得有一次，我们拍外景来到林肯纪念堂前，那是一个不太寒冷的上午，细雨夹着雪粒纷纷扬扬，林肯的塑像坐落在那里，面颊深四，目光深沉，安详地面对这个朦胧的世界。在这肃穆的氛围中，我想到他为解放黑奴作出的巨大努力，想到他生前悲天悯人地惦念他多难的事业，我仿佛觉得一颗善良的心在他胸中跳动。鲁克尔问我：“你对林肯如何认识？”我记起了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我说：“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伟人，他的影响超越了他的国界。”
鲁克尔沉默片刻轻声说道：“是的，他的影响也超越了他的时代。”我们都无言地望着细雨飘摇的广场，华盛顿纪念碑直指灰蒙蒙的天际，倒影映在一池水中。岑寂，闹市中的岑寂显得凄清。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又小有争议。鲁克尔一面介绍街景一面夸夸其谈。
他洋洋得意地说：“美国是由来自全人类的优秀分子构成的，美国的制度无疑是最优异的制度。”我插了一句：“我无法欣赏可以自由得容忍集体自杀的现实。”他忙问我所指的是什么。
“人民圣殿教，先生。”发生在美国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曾是举世震惊的一桩惨案。
“你知道这件事？”他口气变了。“难道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情，您的中国同行会不知道吗？”“您怎么想的？”“我很难过。”我们都没再说什么。
不过，我至今怀念他，他曾全力以赴地帮助过我。
一位翻译小姐也与我们结下了友谊，这是一位美籍华人。开始她抱着略有敌意的态度对待过我，我们也争吵过，可是通过一个月的交往，大家有了了解，当我们即将分手时，她哭了，她送给我们小纪念品，送给我的一条领带附有一个小纸条儿：“赵先生，相见时难别亦难。珍重！”
往事，已经过却了又一个十年。当时风华尚茂，如今岁染鬓白。是的，对这个职业来讲我已嫌老了，但我的心仍有一种渴望创作的激情。
我曾出国访问过几个国家和地区，但第一次出国，又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的出国，留在心中的感觉是鲜明的。
记得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西雅图，当我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次播出，自然会产生了一股欣慰之情。几天来，每次都是在直播中不断收到递来的稿件，我振作全部精神，终于一字不差感情饱满地完成了任务，我如释重负，能不快慰吗！
第二天，我们将再取道纽约回国，美国同行为我们饯行，地点在宇宙针塔旋转餐厅。
室内，人影在闪动变幻的灯光下令人目眩，透过窗子，我看到在灯海中的西雅图的美丽夜色。
“您此时心情如何？”一位美国朋友问我。
“您呢？”我反问他，因为我没考虑过心情如何，我正在想着我事业的前景。
白发苍苍的拉克先生说，工作完了，心情愉快，要痛痛快快地玩几天。
我说：“一个人自从脱离了孩提时期甜蜜的蒙味，我想就不太可能有单纯的快乐。”人生是短暂的，然而当你一步一步往前走时，又是漫长的。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还有那么多的难点要突破，我从来没有一味的快乐。
当年，我送别一位友人时，分手之际吟诵了几句即兴构想的诗，算作依依惜别之情的表示：“还记韶华时，京城春满楼。
月夜酒方消，长谈志未酬。
一任风波起，客梦上心头。
从此天涯路，阳关故人愁。”
不知我的那位友人现在何方。我想起一个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天各一方，但心是相通的。我们都面临过各种曲折，现在我们又都继续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拼搏着，西雅图的夜色迷人，但我的头脑却冷静地思考着应该做的一件件事情。
一位美国朋友又一次提出要我考虑在美国工作，他说他喜欢我这个人，他可以为我安排。“谢谢，我已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了。”
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老资格的播音员，离开了这个背景，我就难以存在。
生我养我的故土，只有我知道我对你的深深眷恋之心。明天，我将回到您的怀抱，明天我将面临新的挑战。
再见，美国。
写于 1988 年 9 月改于 1995 年 10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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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
— —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轨《昨夜星辰昨夜风》写成于 1988 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出的个人的感受，许多朋友问我，有些情节没读明白，如 1985 年工作的转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有杂志约我再把 1985 年以后的经历写出来发表。
我其实并没有为自己写传的打算，那篇文章间加顾了一段岁月，但只是个人的一些感怀，并不是自传片段。
邓肯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把内心的隐秘完全写出来，就会成为一部动人的自传。这位舞蹈家有所不知，有一些事，是不应该都写在纸上的。再者，有些事情当事者迷，即使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自己有时反而弄不清爽，甚至二代人也很可能对发生于当代的事情搞不清楚，大到王朝的更迭，国运的兴衰，战场形势的逆转，人事变动，当然不包括我这般小人物的变动，弄不清的事例并不算少。于是才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不断地考证与诠释一个个的于古之谜。
至于 1985 在调动我工作这件事，事过境迁，我基本上不再想细说什么。
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人事的纠葛往往在一个小单位没有对与错、是与非可言。我知道，在我的观众喜爱我的大氛围中，也不排斥有不少人不喜欢我，谁都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人。我当时的挫折感，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风头太劲才形成的。不过，我当时就瞧不起那些颐指气使，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左右其他同志命运的人，所以我不屑于与他们理论，我有点理解亚可卡被福特炒了鱿鱼的命运。但那事件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的面孔从来是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我难过的是，我们的个别同志沾染了资本家的作风，根本不考虑工作的大局和同志间的亲情。幸好，我没在挫折中消沉，我把这外界的压力转化成动力，作为一种鞭策，奋蹄向前。因而，我今天反而感谢这个决定与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1985 年，这是我事业上的转折点，当然也几乎成了我在屏幕上的消失点。
正是这次调离使我当上了专职主持人，要是有人觉得我日后当主持人会成功，会远远超出我过去 25 年的影响，一定罚我去干别的。不过，我认为工作无大小轻重之分，只要你肯干，任何节目都能使你成功，我就是在播画外音过程中创出了受观众喜爱的《动物世界》的播音风格。专心致志成全了我，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引过司马迁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有所郁结于心，只能寄情于《动物世界》之中，所以，无论谁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时的沧桑感。
我在茫然的情况下，摸索着一条适合我走的路。
我的第一条体会是，播音员有人给你现成的稿件，你只要念好了就成了，可是主持人，没人会那么周到地对待你，一切都要靠自己与别人主动合作，合作得越默契工作就越顺利。七分做人三分演戏。
当时的境遇与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中学时和一位同学划船一样，那是昆明湖泛舟，天太热，我想下水，可是当时我游得并不好，当我跳人水中抬起头来时，那位同学正游目四望，独自操桨，把我抛下一大段，我急得差点喊救命，他终于停下来等我上船。这次离开播送新闻岗位时，就像又一次下水，而且没有船来接我，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和追究为什么落水，只好先向岸边游，上岸再说。傻子才会回了船失大骂为什么翻船，不弄清原因不上岸，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几位同志无私的真诚的援助，尽管我没有向他们诉过苦，但他们对我的帮助我无以为报。
这其中有孙素平、童国平、曹兴成、丁友友、冯际庆（此君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几位同志，当时和现在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出色的编辑，我一无栏目时间，二无机器设备，三无节目资金，但是在他们帮助下，我在 1985 年到 1986 年做了《看北京）、《谈宝钢》、《逛灯会》、《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撞击与反射》等一系列节目，有的还获得过一等奖，他们跟我走南闯北没有二话，我一不会摄制，二不会编辑，全凭他们拉我一把，大部分节目都通过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审查，并安排播出。当时的一些合作者有灯光、司机、台内台外之人，别说付劳务费，就是领补助我都没有立下项目，至今我都觉得我欠他们的情岂能用金钱衡量。
我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干什么都一样，坦率说，我那时并非没有牢骚，但我从不动摇对党的忠诚。我们那时做的节目，都是正面歌颂大好形势，歌颂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事物，歌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奉献的普通人。
我当时从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流露过对任何人的不满，我真的这样认识。我从一个涉世未深的 18 岁的孩子走到这一步，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电视台使我拥有了一批观众，同时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所采访之处，人们热情地接待我，帮助我，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中央电视台。
我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我为这个机体输送过经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养分，也受这棵大树的支撑能在阳光下闪烁，尽管任何一片叶子都迟早会脱落，但是，这棵大树注定根深叶茂，日益繁盛，没有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我。
树可以离开任何一张叶片，而任何叶片离开这棵树，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
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和发展，中央电视台又怎么会有灿烂的今天。
我 1960 年来台，全国才有几台黑白电视机呀，如今我们拥有 8 亿观众，我到世界各地，凡有华人之处就有我的亲切的观众朋友。
我庆幸我没有因埋怨停步，走到了今天，我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古人教给我们作人的规矩，如果我在文中有悻古训，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信笔扭曲的。
在 1985 年以前，我的主体工作是新闻播音。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在屏幕上发布的重大新闻不计其数，这期间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会议情况与会议公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的报道，多次国庆盛典的实况转播，采访多位国内外政要，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文革”中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答外国记者问，直到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逝世的悼念活动的报道，我都参与播发。这使我内心总有一种生活在时代的洲涡中心的感觉。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使我养成了对各类事件发生的密切关注与报道分寸的把握。对于播音员来讲，报道分寸是播报的态度与力度。生活在新闻报道的氛围中，自然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有一种敏感与刺激。
新闻工作者最“不能适应的是，长期以来没有新闻事件和重大变故的发生或平平淡淡无话可谈。幸专这个世界这么大，总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报道在新闻播报过程中，遇有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编辑、记者、播音员都会处于一种紧张、神圣、庄严的亢奋之中。一旦离开了这个岗位，一旦失去了仿佛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就会觉得六神无主。
我从新闻岗位退下来之后，一段时间很难适应那没有紧张刺激的清闲。
人干久了一种工作，一旦离开，会无所适从。许多老同志，劳累一生，一旦到了退休年龄，或已办了离退休手续，都会出现一种由失落感引发的心理失调，甚至有的人会一下子老了许多，我从新闻岗位退下，刚好 42 岁，一个人在这个年龄告别熟悉的工作，会更难于适应。我可以闲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又不甘心，而干其他什么工作，又心中无底。
于是，我很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摇，不知会落在哪一块地上。
我当时严格地说，并非没有工作，有《动物世界》与许多专题片的解说工作，有一些专题与文艺晚会的主持工作。那个时候，正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萌生或说是初创阶段，播音员才十来个人，可是反而比现在还闲适。那时专栏主持人节目，只有一个《为您服务》是由沈力主持的。我曾想开辟一个新的栏目，题目定为《大家谈》至今文件犹在，许多有关负责人都签了字，但我那时根本还弄不清楚开辟一个新的主持人栏目，需要多少经费，多少人手，以及要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份报告在内容与一些负责人的签字，未兔有点可笑。因为，只签一个同意，实际上等于不同意，一无机器设备，二无播出时间，三无固定人员，四无经费开支，只有我才是外行到了极点的傻瓜。
但是傻瓜有拼劲，我偏要在不可能做成节月的条件下，做出节目来。
这就是王铁人说过的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对于这句话后来有许多非议，认为是极“左”、盲目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有它的盲目性的一面，但其主体是对消极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情绪的一种扫荡与振奋。
创造条件的前提是看你还缺少什么？我孤军一人，但我有一批好同事、好朋友，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都肯帮助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经费开支虽有困难，1985 年前后，还不兴拉赞助，几乎没听说过做有偿报道的事情。但幸亏帮我工作的同事，没有一位开口要过劳务费，我那时月工资七八十元，还要养活孩子，拿什么钱贴给别人。那时社会上刚有走穴这一说，钱也很少，我要是走穴挣钱，就根本甭搞节目了。至于播出时间，那时候栏目很少，节目源更比不了现在，只要能搞出像样的节目，有的节目组就表示欢迎。还有，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也多次对我讲，你们去做节目，回来，我看过，好的就可以播。这些条件似乎都难不住我。在北京地区拍摄，我还可以请摄影制组到我朋友开的饭店吃上一餐饭。那时候，条件就这么创造，就看肯不肯干。
至于干哪一方面的选题，由于我是新闻播音出身，所以采访、拍摄与组织这个领域的节月更有把握。正像一位商人所说的，做生意要做你自己熟悉的生意，要用自己筹来的资金，自己去做，搞节目不是做生意，可道理一样，除了钱我没有以外，其他两点我都具备。
这一切的动力，来自我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我倒要看看，我自己能干出点什么名堂，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免得人家说，你除了念念稿子，还会什么？但年龄也确实是决定因素，我如果已经 52 岁，而不是 42 岁，那就不会再拼一下了。我真不明白，当时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劲儿，在我这样单枪匹马驰骋了一年左右。我居然在大家帮助下，完成了 11 个选题，并且有几个选题获得了较高奖项。
我在全身心的投人自找的份外工作时，在紧张的节奏中，忘记了一切的不愉快，任何事情的发生，原因总是来自多方面的。一件事情，譬如我离开我所熟悉的岗位，我想事情已发生了，就没有必要再去烦恼，也没有时间烦恼，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形势日新月异地发展，出现了许多有价值、值得报道的事情，越深人到社会生活本身当中，就越会被许多振奋人心的事情所鼓舞。
我的确是怀着一种新闻工作者长期形成的朴素的热情与敏感嗅觉来讴歌大好形势的。
说得狭窄一点，做新闻专题节目，没有这样讴歌新生事物，没有对本民族和自己祖国所发生的新的变化有一种积极投人与报道的愿望，是不可能搞好的。
我与对外部的曹兴成、韩青兰同志一起策划，利用他们的机器，先从近处做起，做一个节目叫《看北京》我没钱出差跑远地方，北京近在身边，北京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于是我下农村，去农田，进牛棚，这可是真正的牛棚，进鸡场，到养鱼池旁，到工人、农民身边，请他们用具体的事例说明近年来政策的变化，使他们深深受益，北京郊区我是熟悉的。1965 年我在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当工作组长，我知道那时社员真是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青黄不接时，有的社员蹲在我办公室地上哇哇哭。我那时，也与他们同甘共苦，吃过糠和榆树叶，共度春荒，时隔多年，北京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偏远山区，农民们不但衣食不愁，而且副业与乡镇企业的收人使很多乡村已解决温饱，奔向小康。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感到自己对直接宣传大好形势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
于是，我投入了第二节目《看宝钢》，我在上班时，经常串门，去编辑部门坐坐，聊聊，为的是能够汲取一些我所缺乏的采访编辑的知识，也希望能联络感情，多几位同事帮帮我。一天，我在经济部办公室，听他们聊天，说宝钢一位工程师回西安休假。正赶上学生们由于对宝钢产生误解而要上街游行，学生们一听说有一位宝钢技术人员在这里，就召开一个质询会，目的是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解答。气氛一开始是紧张的，这位工程师并没有思想准备，于是人家问一个他回答一个，最后问题少了，他成了做报告，而且博得了全场热烈掌声。会后，学生宣布不上街了，我是一个爱冲动的人，这就是新闻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立刻请教这位工程师是谁，家住哪里，能否找到，并问在座的几位可不可以帮个忙，去一趟宝钢搞一个节目。当时，有几位同事热情很高，表示愿意一块儿搞这个节目，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商定了拍摄内容与播出形式，一、先到北京几所高校采访，收集对宝钢的疑问与他们的看法；二、带着这些问题前去宝钢，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基本上是请各有关部门，在他们工作场所边办公、边生产、边回答问题。我们又给宝钢打电话联系工作；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赵忠祥要前去采访，非常支持，表示欢迎，并且包吃包往。
这样，我和三位同志带着一台机器，飞到上海，乘汽车到了宝钢。我是第一次到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采访，那壮观的厂景使我耳目一新，工人们在高炉前用现代化的仪表操作，出钢时，那耀眼迷目的钢花使我激动异常。
对于宝钢的建设投产，社会上曾流传过各种各样的说法，众说纷纭，其中有不少怀疑的论调。我们搜集了比较典型的十余个问题，有些问题我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把这些问题，一条条的提出来，请他们有关人员回答。回答问题的有党委书记，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工人。首先是选点问题，选来选去选在沿海地方，选在一个烂泥地，要是一旦打起仗来怎么办？
要是地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个提问似乎有理，宝钢人回答：“地基决无问题，有科学数据为证”，并解释选在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附近建厂，生产出钢材可以就近由消耗钢材最大的市场直接使用，省了将来的运费，要出口，这里有优越的上海港码头，可直接装船运往海外。至于打仗，现代化战争一旦爆发，没有内地与沿海之分，持这种疑问的人几乎忘了时代的发展，还持有所谓到“三线”深山沟去生产的观点，再说中东海湾战火不断，但石油买卖照做，这个回答起码令我心服口眼。
第二个问题，宝钢的原料，铁矿砂来自澳大利亚，中国这么多铁矿为什么不用，要依靠别人。宝钢人回答：“澳大利亚矿砂含铁量 60％以上，而我国的铁矿大都是贫矿，矿石含铁量很少超过 37％，这个百分比的矿石在澳大利亚没有开采价值。再说我们国家多年来一直出口原材料，现在原材料进口，经过加工出口，难道不是先进的做法吗？”
第三，花哪么多钱，值得吗？宝钢人说：“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宝钢投产后有很高的利润，同时用这些钱买的不仅是国际 80 年代钢铁技术，而且是买时间，宝钢一上马就标志着我国与国际水平一下子贴近了。
第四，过去日本人欺侮我们，如今你们又依靠他们搞技术，这是否属于好了疮疤忘了疼。其实这个问题，不需要宝钢人回答，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日本资本主义与它的先进技术不是同时进口的，宝钢不少老干部、老工人过去直接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侮，他们说，今天我们花钱雇日本技术人员于活儿，这说明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今非昔比了。
问题大体上是这么四个方面，提得尖锐，回答得心平气和，有理有力。
我自己也受到一次教育。因为在宝钢边采访，边用当地设备编辑，拿回来已是成品。回到北京就请有关部门领导审看，大家一致说。节目播出之后，还接到不少来信，观众们也感到受益不小。不是自诩如何，事情就是如此。自从这个节目在中央台屏幕上向全国播出之后，再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对宝钢质询的疑问。
当我站在时代的发展前沿，满怀热情地工作时，我早已忘了年初发生在我身上的不愉快的事情，工作累但心情挺不错。
转眼到了年底，我又一次来到经济部的一个组里。那天是 1985 年 12月 31 日上午，元旦就要到了，尽管元旦比不上春节那喜庆的节日气氛，但毕竟是个节日，大家也都有说有笑。我到了之后，向几位同事建议，年根儿了，咱们组织一拨人，带着机器，开着车，到处走走看看，看看在最基层的岗位中，一些不能离开岗位的人是如何过新年的，编一个节目怎么样，立刻有人赞成，愿意一块儿干。好，志同道合，人马凑齐，我们拟定了大致的采访思路，于下午 5点车轮滚动开出了电视台。这时，除了值班人员，电视台工作人员都已回家过年。
第一站驶向西单菜市场，在副食品部，拍摄采购节日食品的人流，并请售货员现场讲讲近几年来人们采购熟肉制品的情况，用销售量的对比，来说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两位同志讲完情况，我们只说了几声“谢谢”匆匆离去，下一站奔清洁工人驻地，但人家工作尚未开始，打一声招呼，一会儿见，就上街拍交通警察值勤，约摸 9点多又返回清洁工人驻地。天已黑了，灯光下，垃圾车正一辆接一辆启动出门，一位老清洁工人拉住我们的手哭了，说：“我以为人们把我们忘了，近几年很少有人来看我们，采访我们，想不到今儿过新年，中央电视台来看望我们。”我几乎无言以对，想想这些常年干这种脏活累的人们，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我个人还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马达轰鸣，车灯划破夜空，照着扬着灰土的前方，我走向驾驶室。一位司机顶着噪音大声说：“我们的活儿又累又脏，收人也不高，可是总得有人干。我们愿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我们需要大家的理解。夏天我们装车工人站在没膝的污水中清理，那臭气熏得有人晕倒。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偏见，有时车抛了锚，我们进人家打个电话，人家不愿借；渴了要碗水，人家不愿给。??”我心中确实不是滋味，这种采访，对我的心灵是个撞击。
下一站，我们向西行驶，开进石景山发电厂。我这张脸就是进门条儿，领导们欢迎摄制组进值班室拍摄。在现场，宁静的值班室里，发电厂同志讲述，为了保证首都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用电，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当然电力仍然紧张，希望一要节约二要理解。
他们说，今天是除夕，大家正在过年，我们坚守岗位，就是为了带给大家一片光明＿一片光明，一片钢花飞溅。新年钟声刚敲过，首钢第一炉钢水出炉。
我们在发电厂的近邻首钢炼钢炉前拍摄了钢铁工人挥钎的英姿。在噪声轰鸣的钢炉前，我戴了一顶安全帽，大声对着话筒讲话，工人们也提高了嗓门大声回答。钢花、铁水映红了我们的脸，汗水在这隆冬季节依然流淌??
出了钢厂又向城里冲去，直奔妇产医院。元旦午夜。一个新生儿诞生了。这是 1986 年元旦，算来这小孩今年已 9 岁，该上三年级了，我记得他妈妈幸福的笑容，记得白衣天使手捧婴儿的快慰神情。我们没有问护士的姓名，整个节目出现的普通人都不必问他们姓名，他们的姓名即使打出在字幕上，至今也不可能有人还会记住。但他们每个人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支撑着我们国家的一节脊梁骨。
出了妇产医院，我们灵机一动，去公共汽车站。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共汽车咏叹调》，反映了公交工人的辛勤与烦恼。我们在节日的凌晨一定要拍摄到他们，向他们问好。
那一次的新年之夜很冷，我们驱车东奔西走却找不到一家汽车总站，于是在故宫后门广场，我们原地兜圈，因为车一停热风就停，我们都穿得不厚，怕冻僵了，转呀转呀，忽然一道刺眼灯光射来，一辆吉普车已开到眼前，跳下几名武警走到我们车前。这是一辆巡逻车，他们在值勤时看到我们这辆车行迹“可疑”，就过来查问。来得太巧了，正缺少这样一个拍摄细节，我下了车和战土们打招呼，他们认出我，也很高兴，大家彼此介绍。摄像机已对准他们、我就呵着手，大声说：“感谢你们，你们太辛苦了。”一位小战士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愿以我的生命和热血保卫首都的安全。”我们激动地挥手告别，并在他们指点下，向前门方向开去。
“停车！”我高喊了一声，大家隔着挂满水汽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两位清洁工人在凌晨 3点多的凛冽寒风中扫马路。我们跳下车去，走向他们，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工人，一位是 ZO 出头的少女，相距五十来米，各自默默地扫着自己脚下的路面。风很大，马路其实被风刮得很干净，可他们还在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清扫，戴着口罩，猫着腰。四下静悄悄，没有路人，没有车辆，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他们做着几乎没人知道的工作。那位少女在寒风中冻红了双颊，每说一句话就喷出一股白气儿，“这是首都的标志，我们要以清洁的面貌迎接来自五洲四海的客人。”怎么我们遇到的每一位普通工人，都用简洁的语言说着口号似的话。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心中的最简洁的语言，然而他们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这口号似的语言，他们说到做到，因而显得异常的伟大。
我问自己，假如要是换了我去做这个工作，我会做吗？不会，我不会，人要凭良心说话，我的思想境界比不上他们。可是人家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人家也可以不干，但总要有人干。我不知道，我至今也不能回答，我至今却仍被他们感动。
最后一站到了，公共汽车总站，这是 1986 年元旦的凌晨 4 点。眼前，灯光、雾气、人影、人声，在四周静溢的黑暗中犹如一个神奇世界。但仔细看来，他（她）们都是极普通的年轻人。5点出车，司机与售票员都在准备，提着热水桶化开一夜冰冻的机箱。人来人往，年复一年，元旦将有更多的乘客，将有更多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乘客，要搭乖他们的车。他们以这样的起早摸黑来迎接新的一年，迎接以后的每一天??
我们摄制组乘上一路公共汽车向西沿着长安街，向原坐落在复外大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开去。新来的售票员、一位笑容甜甜的女孩慢慢地说着：“我每天 3点就出家门，坐班车上总站，大家都这样，5点出车一直到下班。
有时看到乘客多，心里也烦，不过，我特想让乘客理解我们，我愿好好为大伙服务，大家都不容易??”她在甜甜地笑。
我们一位女同志哭了，她叫孙素平，现在是妇女栏目《半边天》的负责人，她看完了这个节目流下了泪水。“太棒了”，她擦着眼泪说，我们那个节目叫《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打破常规当天安排播出，并获当年专题新闻节目一等奖。
那已是１０年前的旧事了，如果要我回答，1985 年我工作中的曲折是如何度过来的，我想您会明白，这是与这些善良的朋友们的帮助，与这些在基层普通岗位上工作的人们的挚诚之心分不开的。从他们身上，我汲取了力量，增强了信心，获得了最伟大也是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一信念。
那一年，我马不停蹄东奔西走，因为我不甘心消沉，也不甘心销声匿迹。我像一条游在海中的鲨鱼，我不伤人，只是由于没有膘就必须一个劲儿不停地游不停地动，否则因没有浮力而会下沉。
在游动中，我去了那么多我过去不可能去的地方，即使过去有可能去，担子不一样，早年随摄制组奔波，我只管出镜，只管领略，只管体味与遐想。
而这一段不同了，我要管的就不是我自己了，我要管联系吃、住、行，我要联系机器，联系机房，联系被采访单位，还要送节目给领导，听取意见修改，再操心播出。
那一年，我还参与了童国平拍摄的《撞击与反射》三集电视片，报道石家庄的改革思路。
拍摄了《逛灯会》我有幸在自贡看到了“银河落九天”的迷人仙境。
人们说“看景不如听景”，如果您到过自贡赶上灯会，您一定会说，百闻不如一见。《逛灯会》是在童国平、孙素平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我们一路风尘来去五天拍完，然后编成播出。我受到的热情接待，我得到的巨大帮助，我体验到的人间美景，留待日后再细说端详吧。
1993 年袁德旺导演的大型文艺晚会《太平盛世闹元宵》，这个名字是我建议使用的。
那是源自 1986 年我去自贡拍摄灯会的启迪。只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才能办灯会、闹元宵。办灯会体现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谁不期盼天下太平，幸福安宁呢？
这一段的工作，结束后我调到国际部。其实，再那么跑，我也受不了。
我在 1985 至 1986 年这一年多时间，干了许多，想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
一个人成与败、得与失，在一生中在所难免，不可能一生顺遂，也不可能一生倒楣。
成败得失，形势固然关键，而人的内心所能承受的喜怒哀乐也至关重要。成功了理所当然要感谢大伙帮忙，如果一时失败，那完全需要你自己去找原因。原因就在你自己身上，四处申冤诉苦，四处埋怨愤然，只能说明你是懦夫，而懦夫注定一事无成。
这一年的实践为我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过渡奠定了基础。
故事说完了，也该再理个头绪，说说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路——我的心得。这个问题，请读者诸君看看本书的第三部分——“谈艺录”吧！
写于 1995 年 9 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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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大自然的生灵
— — 我与《动物世界》我没有想到《动物世界》与我结了缘，也没有想到我的解说风格会以《动物世界》为代表。1980 年 12 月，我第一次为《动物世界》配解说时，纯属偶然。那时候，中央电视台为了丰富荧屏的花色品种，买进了国外从 60年代开始兴盛的这一节目。不会有人想到，从那时起，这个节目在中国常盛不衰，播出了 14 年。
在《动物世界》播出 10 周年的时候，编辑组决定录制一台大型节目来纪念这 10 周年的成绩。当时有两个打算，一是举办一台综艺型的晚会，其中包括知识问答和文艺表演，使这台节目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对《动物世界》产生更大的兴趣。这台综艺节目的创意与构思由我起草。但由于我们的节目组缺少承办综艺节目的经验，在录制的初期就打消了这一构想。后来，我们请了几位台内的有经验的编导，加上本组全力以赴的努力，编辑成 10O 分钟的专题片。
第二个纪念性的举措，是节目组所有编辑共同努力，出版了《动物世界》解说词集，共８０万字，近千幅照片，装帧精美，至今仍具有不小的影响。这本书的序是由我执笔的。那天在办公室，我借了几张稿纸，伏在办公桌上一气写了一个小时，停下笔来看了一遍，我十分满意。因为这篇短短的序中凝聚了我的一片真情实意。送出版社，他们也很满意。这篇序的内容如下：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期待着这本书的出版。我想象得出，当《动物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得到这本书时，会和我们一样感到亲切和欣喜。相信这近百万字的解说词的结集，不仅会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极其难得的，有关野生动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也将为读者提供一部绚丽多姿、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的生灵的电视艺术形象赖以产生的文学读本。其中很多篇，状物、抒情，文辞优美，流畅清新，的确很能打动人心。不少朋友们在欣赏《动物世界》这个节目时，早已领略了解说词所具有的美感和诗情。因此，这部书将成为我们工作人员和广大观众朋友一份共同的温馨的纪念。
特别要感谢华夏出版社为出版这部书所付出的辛勤和心血。这部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都喜爱《动物世界》的缘故。
我和《动物世界》已有了十余年的缘份。只要可能我将全力以赴地为这个节目、为喜爱这个节目的观众继续尽自己的全力。能为《动物世界》配解说，对我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同时，我也为自己在三十多年的播音生涯中，能遇到这么好的节目，感到幸运和欣慰。
我从小就喜欢各种讨人喜欢的小动物。儿时我生活在都市的一隅，住在一处小小的院落里的一排极普通的平房内，我鲜有同龄的伙伴，只好独自玩耍。有时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屋门外，展开稚气的遐思，静静地注视这寂寞庭院的风雨阴晴。其实至今我最喜爱的工作并不是主持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喜欢坐在安静的播音间，一个人进行幕后的创作。正像我独处在播音间面对屏幕上变幻万千的情景一样，我儿时所在的小小空间，也会有生气勃勃的过客：天空中飞翔的乌儿，石阶下鸣唱的蟋蟀，雨后墙角徐徐爬行的蜗牛，春天在邻居檐下呢喃筑巢的燕子，冬天在雪地上瑟缩啄食的麻雀??这一切都曾抚慰过我的童心。如今只要在我面前的屏幕上出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我就不自禁地会有一种冲动，仿佛这些小家伙是我似曾相识的儿时伴侣。
年龄稍大，小小的庭院已关不住我，我要和小伙伴们走出家门，走出胡同，走出城圈，到郊外钓鱼，逮蟋蟀。踏着露水，顶着烈日，我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假期时光消磨在田间阡陌、荒草乱石之中。回到家里顾不上吃饭，先把封闭在一只只小纸筒里的可爱的虫儿放到一个个小瓦罐里。然后，喂给它们青豆和当时我能找到并认为是最好的食品只要我觉得它们快活，我就快活。我养蟋蟀不是为了拿去斗，而是想和它们为伴。到了夜晚，蟋蟀们在墙角的瓦罐里此起彼伏起鸣唱，组成一曲秋夜交响曲。在这迷人乐队的催眠下，进入甜美的梦乡。朦胧月色下的院落，婆娑的花影，白日有趣的活动幻化成神奇的景象，诱人地展现在脑际心头??
童年的梦，童年的乐趣是难以寻觅了。如今城市越来越大，郊区越来越远。在喧嚣的市声、稠密的人群和炫目的灯光面前热闹风光，但闲下来总觉得缺了什么。街头叫卖小金鱼儿的吆喝声久违了，秋夜墙角的虫鸣也很难再听到了，忽又想起好久没有看到萤火虫那明明灭灭的流光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伴随的却是自然野趣的日渐稀少，我想，偶尔袭上心头的失落感不正源于此么？
幸好我有一个补偿的机会，我可以投入《动物世界》的解说工作来重温儿时的梦，幸何如之！对《动物世界》稿件倾注的特殊感情，其中也包含着几分怀旧和感伤的色彩。
寻寻觅克，又自然涌动的是对动物的喜爱和沉湎于其中的纯情的回味。
总之，眼前这本书的每一篇、每一段，都曾带给我无尽的乐趣。
展现在我面前的形象远远超出了我童年的天地和儿时的想象。
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上，据说现在百万种以上的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里湖的，千姿万态，瑰丽多彩。在《动物世界》栏目中出现的动物，不要说我小时坐井观天没有听说过，就是此刻又有多少种没有看到过啊。而《动物世界》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好奇之心，也满足了各种观众的审美需要。
猎豹那矫健优美快如闪电的奔跑，蜂鸟那稍纵即逝的玲珑身影、角马迁徙时威武壮观撼人魂魄的场面、懒猴在热带雨林夜晚眨动的大大的圆眼、西班牙山林的金雕、澳大利亚的考拉、蓝色海洋中通晓人意的海豚、远游 30年仍重归故里的大海龟，一切一切都活生生地在我们眼前跳动，就在这方寸之中，就在这荧屏之上。
伴随画画的解说词也为我提供了大量信息和珍闻，字里行间蕴含着动人的情调，与我的感情发生共鸣。对我来说，每一次工作都是一次欣赏和艺术享受。很多稿件采用的是拟人化写法，能使我们更深地体味到各种动物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所付出的艰苦、拼搏；使我们认识到那些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使我们对各种动物产生了一种种近似相濡以沫的感情。
每年每月，每时每刻都有动物的个体与物种的消亡。无论是温驯的还是残暴的，巨大的还是纤小的；无论是漂亮的天使还是狰狞的丑八怪，许多动物都面临着危机。有些动物物种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人类活动而遇到生存危机，就更令人担忧。人类应该为它们担心，为它们分忧，为它们倾注更多的关注与爱心。每当想起《动物世界》的命运，我就无法以嬉笑调侃的腔调来解说，我无法在解说时抹去那对它们岌岌可危的命运的一丝叹息！
本书是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影视工作者，为广大观众提供的，有观赏价值的野生动物节目的重要构成部分。现众可以忽略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却不应该忽略这些影视人员为提高人们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保护在人类文明面前已显得软弱无助的野生动物的一片爱心！
无论在以往的节目播出中，还是这本书的问世，都有这样一种含义，即唤起人们深层的文明意识。人类发明了宇宙飞船，探索太空，寻找外星生命，但是我们却没能珍惜活跃在我们身旁的生命，没能全心热爱自己须臾不可离开、正在被工业污染侵蚀的家园。
只要我们共同认识到这点，我们可以付出巨大努力，还给天空以蔚蓝，还给河流以清澈。让芳草鲜美，让阳光明媚，让春风和煦、森林茂密，“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荤恰恰啼”，让消逝的良辰美景再现，让已有的不再逝去。
当大家观赏《动物世界》后，应当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共识。这也就是这个小小栏目以及本书的最大愿望了。为此许多人仍在奔忙，他们甘于吃苦，乐于受累，出没于人迹罕至、极其艰险的地区，流汗流血，为这个栏目献出自己的全部热情。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正是国内外从事这一工作的同行们一部分心血的结晶。这书里面的解说词虽不出自我手，但却曾经过我的口。因此，我仍把这部没有我片言只字的书集，当成自己的作品那样珍惜。
我愿人们在拿到这部书时，能像欣赏声画结合的节目一样，在烦躁喧嚣的市声中，感受那飘来的一缕宁静和清新的气息。
再一次感谢所有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付出劳动的人们。这本书就象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凝结了一种时代的美好愿望和人类的爱心。
当这本解说词集终于和读者见面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本人也甚感欣慰。很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了我写的这篇序。这首先应归功于本组同事多年辛勤工作产生的影响，才使这株树上的一根枝条充满生机。
我想向读者述说的是，在当时的１０年与现今又过去 4 年共 14 年的解说过程中自己的受益。
我刚刚解说《动物世界》时，并没有比解说其他节目更投人。只是把它做为一部专题片，对准画面，把每一段解说词念好。我那时对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知识了解得很少，我甚至在开始接触这类节目时，对温驯善良的玲珑可爱的动物注人更多的爱；而对大形食肉动物，只觉得是那样的残忍和丑陋而列人可憎之类。我差点走上为动物惩恶扬善的解说路数。还有，刚开始，由于《动物世界》是画外音解说，而对于像我这样的电视播音员来说，要讲事半功倍的效果的话，解说再多，不如出镜几次。出镜率几乎是每一位还未能被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要被观众认可，就有一个先被观众认识的问题。观众只会喜欢他们熟悉的主持人，而对一副生面孔往往会产生一种难于接受的心理。因此，一开始我接到画外音解说词，一叠稿件，又完全是难于清晰的手抄稿件，真是有点发怵。那开初的《动物世界》是 50分钟一集，要念上大半天，有点受不了。
但我毕竟被打动了，那就是在我解说过一两年之后，我开始掌握了解说词那拟人化的手法，我开始有了一种对野生动物的理解，想到我解说过的动物所面临的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就似乎有了责任。动物们也要生存、要繁衍、要发展，它们为了能在自然界占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要奋斗，要竞争，要拼搏，而且要有忍耐的性格。当我解说《狮子》一片时，我竟然在那次节目的录制过程中第一次醒悟到狮子不是该憎恨的恶棍，而是相当值得关心与同情的动物。它需要捕食，如果它抓不到可以果腹的食草动物，就要忍饥挨饿，每当非洲草原发生了干旱，就会有很多小狮子被夺去生命。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貌似强大，在弱肉强食环节中的所谓强者，命运也依然是可怜和可悲的。在食物链与生态平衡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而大鱼最后的下场也是尸变淤泥。因而，打消了我认为哪种动物是正义的，面种动物是非正义的片面的看法。动物不分什么对和错，只要它存活着就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生活，去拼搏。
当我接受了《动物世界》普遍采用的拟人化的解说词写作风格与情调之后，我忽然觉得，这一系列的解说词，几乎是对生命的讴歌，是一系列的优美的散文诗篇。即使有个别篇幅的文辞并不优美，但贯穿于一个系列的解说词曾赋予我深切感受，我会把它还回到另一篇稿件的字里行间，出版解说词集的一位编辑对我讲了这样的话，“当我整理解说词时，我才发现，在听觉上所感受到的诗情画意有很多是你在解说过程中添加进去的，因为有些将解说词稿件，本身并不优美。”
这使我想起了雷马克的《凯旋门》中主人公雷维克对琼恩产生了爱以后的一段内心独白。大意是，他面前的这位所爱的女子的美，其实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因为这是伧个人的感情所决定的，我在解说中，也情不自禁的对引起我喜爱的动物，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爱心。
在早期的解说过程中，每当我遇到生活与工作中的烦恼，我都会将自己的心境，逐渐接近杳无人迹的自然，进人原始的蛮荒，进人茫茫草原，进人蓝天白云的无垠空间，进人小溪流水的田园山庄，滤去世俗的烦恼，获得暂时的宁馨，并把这种体验和品味尽量长久地保持下去。
于是，当１９８５年从新闻播音岗位撤下之后，我在工作中面临最终的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解说《动物世界》这个专职。我甚至产生过，我情愿别的工作机会一律不要，只要能让我长久地在一间小小的播音间面对这小小的荧屏，一页又一页地轻轻翻动那稿纸，用我的全部身心投入到解说之中。这是一种美好的工作氛围，这样就免去了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各种交道。我只需一个人，独守着自己与世无争的小空间，就会心满意足。于是，我申请到国际部，专门解说《动物世界》。当时的台领导曾在电话中对我讲，国际部并没什么栏目，你会不会感到工作太单调而后悔。我表示，这是我慎重的选择，我希望能在一个不起眼，因而竞争也少的单位，默默地工作。也有的朋友对我说，你正是能够于很多大节目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小的栏目，做一件单调的工作。
他们是一片好意，可是他们当时还没理解，我是经过了多少年的思考，才下定这个决心。
因此，在 1985 年，我来到了国际部，专职解说《动物世界》。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最好的宣传环境保护意识的节目。我后来才进一步产生这个意识。在 1985 年以前，我只觉得我适合解说《动物世界》。我没有想到我于了一件值得我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
1994 年，我与获“金话筒”奖的八位主持人，应上海电视台之邀，参加了由叶惠贤主持的一台晚会。我在接受现场采访时，有这样一段问答：“你解说《动物世界》的过程中，喜欢哪种动物？”我说：“当刚一开始承担解说时，我根据自己的好恶标准，喜欢那些外貌美丽而生性善良的动物，但是，经过长期工作之后，我对任何野生动物都喜欢，不分美丑，毋论善恶。因为美与丑和善与恶的观念，是人的主观看法。生气勃勃的动物都是大自然的精灵，都是美好的遗物，完全不能以人类的意识形态去界定动物的善与恶。”
记得一位现场的朋友调侃的插上一句话：“呵，这是博爱，这是佛心。”
这仍然是世俗的观念。
“平等、自由、博爱”，这个资产阶级早期的口号，并不适用于我们全球的生存环境。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个口号的人们，在争取自由与平等的过程中，与之平行发生的工业革命，却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肆无忌惮地向周围的环境发起了进攻。我们的先人们，完全没有考虑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 5O0 万种以上的各种生物，完全没有想到要关心它们，要给它们以自由生存的空间。相反，在大量植被被毁的情况下，许多生物种随之萎缩、消亡。更有甚者，大量的有钱人以猎杀动物为快，手持工业文明中生产的更新型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去对待只有尖牙利爪的看似强悍实则无力抵抗的野生兽类。于是殖民者人侵北美之后，不但印第安人丧失了家园，在北美至白令海峡平行纬度的广土地上猎杀了 ZOO 万头狼。此时期，印度虎濒于灭绝，非洲草原上的犀牛消失了两种，另有大部分的动物已无处为家。博爱并未遍及生灵世界。
佛心，在长期以来，有舍身饲鸽和喂虎的传说。但，佛教主张的不杀生，并以素食为宗旨，并不是保护生灵的完美措施。素食主义者可能没有想到，这所谓的素食，是在毁掉原始植被的条件下生成的，人类是很挑剔饮食的，食谱又是那样的狭窄。你就算是吃草，不也是和食草动物争食吗？因此，不杀生是不直接杀生，是君子远离庖厨之假惺惺举措。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不仅是简单的杀生与否，而是应进人理性的选择。人当然要活着。当生命受到威胁，或饥渴即将夺去生命之时，还是应当先保存我们自己。
问题是，要真正使我们生活得好，就要把我们的生产活动的效率提高，节省能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保存现有原始植被，保护濒危物种，来实现生物物种多样性。
因而，博爱与佛心，都远远涵盖不了现代文明理性的抉择。怎么才是好办法，人类正在探讨。这些理性的思维，并不是我解说《动物世界》的主体风格。《动物世界》在我心目中仍然是诗是歌，而不是政论文和哲学论文，要我去作理智的阐发。
我解说《动物世界》，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一种适合于我的发声结构，发声方法，而又能准确地与之相协调的播音方法。我在二十多年播送新闻的过程中。形成了平白直叙的风格，声音追求响与亮，语言要求平整规律，感情只限于喜与怒、爱与恨的一般表述。因此，在一个时期以来，我解说的许多专题片，只有高吭昂扬，而少有阴柔低缓。
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我找到了一种我最喜爱的风格。这些学术上的体会与探索，不宜在本文阐述。但在我播音的生涯中，这个栏目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而观众最喜爱与肯定我的也是在解说《动物世界》中产生的风格。如今提起《动物世界》，人们就会想起我，观众无论在何地见到我也都会自然而然地提起《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把我的播音道路拓宽了，延长了。我不仅受益于文化心态上的种种感怀，同时在业务上使我终有代表。有的人干了一生，几乎没有代表作，那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有的人尽管有一两件值得称道的代表作，可又体现不出他的主体风格。风格与代表作相辅相成，事业有成就当之无愧了。
更值得自豪的是，我今天已经走进了环保事业的领域。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在 14 年的播讲过程中，我学到与掌握的专业知识或许已达到了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被专家、专门机构和学术团体认可。于是我拥有了以下头衔：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林业部野生动物与环境监测高级专家顾问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播《动物世界》了？我昨天听到是别人解说的，解说得如何如何。我解释说，那是以前的老节目的重播，刚一开始，我们大家都参与解说，后来我专职解说，是由于广大观众的厚爱，认可我的解说。其实，解说的能否被承认，严格地衡量，并不一定别人比你差，艺术本身很难以量化标准来度测，有时就有点无理可循。观众喜爱我的解说，并不意味别人不成，比我播音差，起码我不这样看。但是我想说，我爱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给了我生命更有意义的活力。我是以爱来投入工作的，因此，我能被观众认可。当这个节目已与我的风格相一致时，我深深认为这是命里注定。注定我从此不仅与解说《动物世界》结缘，我还要身体力行地去投入为保护我们的家园而采取的共同行动。
《动物世界》在继续，我为它定性为给人美感，唤起爱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已远远超出了动物的范畴。最终还是回复到人类如何使自己的生存更美好，首先要把自己的家园保护与建设得更好。
在自然界中，分为有机界，无机界。在有机界中，38 亿年前，衍生了生命的原始形态。5亿年前形成了高级生命，500 万年前出现了直立动物，300万年前出现了人类，7000 年前开始了地球的文明。
文明的早期实际是野蛮为主体，杀俘、献牲、苦役、人相残、相杀、相食、强者永远欺凌弱者。有时这残忍度，即使跨过二十多个世纪回首，仍令人不寒而栗。但，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开始，与这样走过来的。进人 ZI世纪的文明史就不会再局限到人类本身，而会拓展到全球、宇宙。
全球的政治家与有识之士正在探讨生存环境与人的发展。
于是《动物世界》的继续存在尽管是必要的，但再也不能包容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所有话题了。
《人与自然》这一更宽泛的环保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应运而生。
我高兴的是，我参加了它的孕育与发生的全过程。《动物世界》还再继续，《人与自然》与你同行。
写于 1995 年 9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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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无情却有情
— — 我写《正大综艺》这是从刘禹锡的《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套出的标题。诗中的“晴”就是同音字“情”的隐喻。
我想了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标题能恰如其份地点明我与《正大综艺》（以下简称《正大》）这一栏目以及与我的观众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1995 年夏天，《大京九》剧组来到山东济宁。在与当地领导谈话时，我想起在北京，王姬曾对我说过孔府家酒要与外商联营的事情，她当时还说，这么好的效益为什么要与外商合办，让他们占便宜。我问济宁市的领导，“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有，和正大集团谈过。”我听了后很有点兴趣，就问，“谈得怎么样？”当地领导说，“没谈成，因为正大只想要股份而不肯出钱，他们说，正大的名声就是金钱。”哈哈，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如果没有《正大综艺》这个栏目，中国有几个人知道“正大”是干什么的？！
可你又不能不佩服人家，这个广告做这么长时间。
这时。“我该不该上这个节目”——当年接手时的疑问又涌上心头。
我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出任这个栏目的主持的。我过去并不喜欢这个栏目。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我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但是，我又不能不接手，也不能不为已接手的工作全力以赴。这不但为我的观众，也包括为我的名声。我在这个栏目中，寻找到了一位长期合作的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杨澜。我们在三年的时间中，精诚合作，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补型的主持风格。我们相约以我们已有的文化功底以及为这个栏目所需而努力填补扩充的学识，赋予这个栏目以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尽量多的幽默与抒情格调。
我们尽力实践创新、提高，逐渐赢得了日益增多的观众收视率。在三年将满的情况下，我们又几乎同时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于是，在第 200期里，我们淡淡地宣布了离别的言辞，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正大》，告别了合作三年的各位编导播出人员，告别了爱护与关心我们的观众，也告别了曾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那种感觉。最后，我与杨澜告别，她去了美国，我走向《人与自然》。
我和杨澜都怀念这个栏目，怀念在主持这个栏目时得到的来自创作集体和来自观众的温暖，也怀念们为之尽了心力的合作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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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合作
1994 年岁末，杨澜应邀回国，我们共同主持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一台节目。在排练之后，乘车回来，时近中午，该是吃饭的时间了。杨澜说：“您回家吃饭吧？”我说是的，有什么吩咐。她说：“我想去您家蹭一顿饭。”我说：“我中午只吃剩的，开水泡饭，不能待客，这样吧，我请你吃你爱吃的日本餐。”
在闲聊中，杨澜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主持人在节目中应如何体现自己的真实的认识、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文化功底。三年的合作仿佛还没讨论完主持的方方面面。我们是两代人，也只有这个话题才能沟通彼此的心理。
除此之外，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无疑她不能完全理解与接受，反之也如此，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的角度，我也是有许多保留的。边吃边聊，我们其实早都听到过外界对我们成功的合作的评论，但从来都没有互相谈过。这符合我们相似的个性，不以外界的评论作为我们共同引以为荣的资本，我们都各自认真做好自己那一份工作就够了。
杨澜在讲述自己学习过程中，忽然说道：“我在美国看了一本杂志，说具有 AB 血型的人适合当主诗人，如果两个 AB 血型的主持人一块合作，就会成为最佳搭档。”我说：“杨澜，这种文章你会信吗？”她说：“姑妄听之，不过，我是 AB 型，您呢？”我说：“很遗憾，我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也不爱听那些杜撰的科学知识。不过，我也是 AB 型。”
我们都笑了。
说老实话，我十分高兴有这么一位聪明的搭档一块儿工作三年。但我们在这次交谈中谈到，离开《正大》真正美中不足和遗憾的是，外界在肯定我们的主持时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刻苦与为这个栏目的付出。我们为创作这个栏目的串场词，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却被外界误以为都不过是较为到位的即兴之作，这太委屈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太埋没了我们的劳动成果的特色。
我们这次相约，今后有机会对外界讲一讲我们创作的艰辛。
杨澜又回了美国。待到她今年主持 95 国际大专辩论会又回国时，我和她几乎一致决定，我们共同合作，把三年来的串场词整理发表，并分别写出创作时的生活依据、文化依据和信息来源的依据，出一本创作集。此事，一经向外界透露，已有三家出版社在约稿了。我们当场决定此事委托杨澜未婚夫吴征负责联系出版，我在国内做前期工作。
这前期工作太多了，我和杨澜的合作始于第 66 期，结束于 200 期，计134 集。每集串场词约占 15 分钟。要从入库的录相带中，把串场词听下来，记下来，再包括打字、复印，这个工作量可不小，我一人承包了。杨澜在美国读书，这些事只有我于。这也算一种补偿，因为在我与杨澜合作的三年中，每次栏目中的景片，都是杨澜独自看的，她看后再把内容要点告诉我。这样过去她付出的大量劳动。这次由我部分偿还，来而不往非札也，我于是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把串场调整理出了二十多万字，杨澜正在美国写她承担的一部分内容。我也开始动笔，本篇算是这个书集的介绍，将来扩充之后放人我们合作集中。
接手《正大》杨澜开始步人荧屏时，她的领路人是姜昆，姜昆是尽了心力带领这位涉世未深初上电视的小妹妹的，扬澜以一个没有任何电视主持经验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水平为起点，能得心应手，站稳在屏幕上，姜昆功不可没，杨澜应该感谢姜昆，应该记住这位领路人。
我和杨澜的合作，尽管时间较长，在合作中，我尽了努力帮她所需。
但是，客观说“我们彼此都尽力来互相帮助，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我过去所忽略的素质。”
我与杨澜合作主持《正大》纯属偶然。1990 年末，《正大》一度出现危机，而危机出在主持人的入选上。姜昆主持届满一年，退出了《正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正大》又去物色新的主持人，这无疑冷落了刚刚走红的杨澜，杨澜和我同在一间大办公室，一天她来到我办公桌前，把这个情况对我说了，并表示十分不理解有关方面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对杨澜说，这是一个全作栏目，对方如果有这样的打算，只能说明他们有点无情无义。不过，依我看，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人选了，杨澜这时第一次提出希望我能与她合作。
我说，杨澜，你有所不明，第一，境外合作方，是不中意我的，否则还用请姜昆吗？第二，我也不喜欢为他们出力，我们台兵强马壮，人才济济，节目源也足够，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非要与他们合作。我劝你，你不妨顺应形势，下来休整一段，我断言，将来非你莫属，你不要看不到自己的优势，顺利时要多找不足，不顺利时要多想自己的长处。并且，即使万一他们决定换主持人，你一定记住不能埋怨，尤其不能埋怨本台有关人员，你不能忘记，是中央电视台把你调来工作，是电视台给了你成功的开端。至于我，不是不愿帮你，实在也出于我自己也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这是我与杨澜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前没有机会谈这些，以后也很少谈业务之外的话题。
有关方面决定方舒姐妹一对搭档，杨澜和她一位老师一对搭档，轮流主持。《正大》由较为红火的局面，由于风格的不确定而转人低潮。一个本来有声有色的栏目，主持人忽然调换，会使外界对已有的欣赏定势产生迷失的议论。如果给以时日与耐心，当然可以调整到位，几位主持人都已努力了。
但这时方舒出了车祸住院养伤，这个局面就非再重新调整不可了，远水难解近渴，再慢慢物色人选，时间不允许。
于是国际部领导找我谈了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但彼此坦诚相待，意思要我接手。
我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都向我直言，你大可不必接这个摊子，万一失手，二三十年前功尽弃。别人的担心是好意。而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找了我，我不上就是服输，谁管你有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
最后一次找我谈话，有关领导说；“我们请你出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凭你在观众中的人缘和多年经验，应该有把握，如果你也拿不下来，我们总算想尽办法，那也就没办任了。”话已至此，还怎么说呢？“人凭一句话，佛受一炉香。”再说，我只是电视台一名老兵，总不能像社会上的演员选择角色，自己作主。于是，我只说了一句：“那就试试吧。”《北京晚报》透露《正大》主持人接任者是赵忠祥后，有观众来信给我，劝我别上，朋友担心，我自己何尝不担心，于是，在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我决定与杨澜同舟共济，唱好这台戏。
这三年的主持，我何尝敢一日松心呵。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最佳人选，但是却可以暂时顶上一段，可万一合作的结果不成功，那我就惨啦，当时年届半百，没有时间再让我打翻身仗，事隔多年，我回忆当初决定接手主持仍有点后怕。幸好，还算对付下来了，看过两期播出，朋友们对我说，当初我们为你捏一把汗，不过还行，姜昆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大哥，您接住了。”
他爱人敬民说：“比姜昆强。”这是朋友间宽厚的理解与支持，我感谢他们的鼓励。
然而在场上，我初次录制中，还是有许多难以适应之处。
我过去很少与别人共同主持，即使合作，也是完成各自台词就大功告成。而《正大》却不这么简单，它一开始，已有了定势。这很像一首歌，不管后来者如何发挥，在观众听来都不如原唱者，不如首唱的风格动听，艺术实在是难于接手的。
姜昆与杨澜合作一年，这个节目已经搞得不错，我再努力也不可能模仿他们的模式，这就给我带来了难点。找的年龄、性格、过去主持节目的风格，都与他们已形成的风格产生反差。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一关，就是我难于适应原来的快节奏。我认为，过快的节奏有时令人觉得浮躁，而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浮躁之风也令担优。我如接手，我要让《正大》先静下来，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继续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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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与气韵
我曾在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前，观看良久。大约是一幅六尺竖幅画卷，上端一根鱼杆，下端一条上钧小鱼，中间是气韵绵长的一丝墨线，通天彻底。
在整体画面里，墨色只占不到 5％，而那气势已充满全局。这是国画大师的一件惜墨如金的精品。
李可染先生也是中国画无与伦比的大师。看他的山水画，往往是墨色布满宣纸，晕染堆积，使山峦雄浑矗立，往往只在山巅上方，留一抹白纸本色，有人谓之，借自如金。
围棋国手，几只棋子往盘中一布，那胜数已定，通盘在握。
金庸先生小说中，剑客的顶尖高手，出剑点住对方，这一招已然封住了敌手上中下三路的周身要穴。
记得赵丹先生自导自演的影片《青山恋》的开头，一位老林业工人背向镜头，走上两分钟路，无声无息，就这么领着你的视线走下去。金山在扮演施洋大律师的一段三分钟台词中，那贯口的处理，几乎一气呵成，听不出断句，如开闸夺门而出的怒涛，气势如虹。
中国传统书法中，有“疏处可以跑马，而密处不容插针”之说，那是论及书法作品的布局。
这些都可以说成是节奏，也是气韵，也是独具匠心的运营，守若处女，疾如脱兔；静如山岳，奔如电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由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也是节奏，节奏不仅体现在速度中，也体现在气度上，一味快并非节奏，一个劲的慢也不是节奏。动静之间，快慢之间，张弛之间，都充满了节奏，充满了气度。这一切处理得当就会变为构成大器的神韵。
在《正大》的主持调度中，我学着做的是在我心目中前辈大师那峙若山岳的气度。
我不喜欢把自己当成欢乐的小溪，那是杨澜的角色。她是一位讨人喜欢的清纯型少女，是一位有着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功底，并有着基本教养的年轻的主持人。她可以使自己的活力迸发，使自己对一切外界的事物充满兴趣、充满热情。我想这么做也做不了，我不能和她相比，我们是两代人。
在场上，我们一老一小；一个沉稳，一个热情；一个充满了洞察世态的沧桑感，一个因涉世未深而理想单纯。于是动与静，热与冷，快与稳，亢奋与凝重，好奇与练达，浪漫与现实，奔放与徐缓，探奇与思索，坦率与含蓄，形成了我们的分工合作的角色格局，既有各自的特色，又相辅相成而统一。
两个将要长期合作的主持人，首先要有一个共识，即我们将在今后的合作中，如何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使自己能在与合作者的共识中，使场上的调度目的明确，言行举止互相让位与补充。
我十分欣赏杨澜的一点，即她有着很高的悟性。因为，不但她在此之前，由于主持经历短，没有这样的思考，我也仅仅是在这次合作中，才萌生了这种以特性的反差，形成协调统一的构想。
在与杨澜的合作中，我们较为一致的认识，就是串连台词基本上由我们共同创作，而且我们又都认识到这次合作至少应该是一年。我还从没有这样长时间与人合作的历史，加之我们在性别、年龄、资历、经验、学识甚至外形上都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不必在场上形成一顺边儿的、互相迁就的、互相模仿的、互相靠拢的主持形式，而应该总体上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互补型的，充分展示与发扬自己的个性，在我头脑中，似乎有着太极图黑白鱼似的反差与统一的模式，不是平面的而是全方位的。
杨澜同意我的这一想法，并且从最初开始我们就向各自角色贴近。即她是个年轻的少女，我是个和善的大叔。我们之间的分工一经确定，就出现了场上节奏的起承转合的韵律，使主持有品味，有回味，有韵味，有趣味。
杨澜的快，不因我的参与而放慢。我的慢，不因她的轻快而随之变换。
反而，我们更突出了自己的特点，不为适应对方而苦恼，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有目的、有清醒意识的创新。
有观赏意味的作品必然是静与动的结合。静得过分，那就会沉闷、压抑甚至产生一种莫明的消沉，如今的时代没有多少观众会喜欢这类节目。如果全场火爆，令人目不暇接，那种过分的躁动，会产生一种令一部分年轻人喜爱的类似摇滚乐的效果，但中年人、老年人准会觉得闹心，产生烦躁的心情。而一动一静、一张一弛，则是我当时追求的节奏。动与静的规律就是节奏，快与慢的安排也是节奏。这种节奏不应当是整齐划一的切割，而是看似随意实则有控制的起伏。
播音时的断句，初念稿子的新手，往往不敢大幅度的停顿。因为他做不到词断意不断，他即使机械的停顿，也使这空隙了无生趣。其实，停顿类似着墨留自，那空隙，那留白，是语言的无声部分，是感情表述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回味部分，令听顺味过去，有一个接受上一句信息包括情感信息的回旋，并追寻了一句言语的去向，使受众感到的是连绵不断的意境。
主持人在场上如果滔滔不断，怕串场词与形体动作的间隔，那并不是流畅，反而会感到绷得太紧，让人无法松下心来静观。有意识的间隔、停顿，犹如朗读的断句，不是忘词，不是冷场，而是在静中把观众的悬念带入下一节的发展中。
我和杨澜在主持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默契，也不是一开始就协调的。
杨澜思路敏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轮到我，就缓下她刚才的节奏，细说端详；再轮到她又扬起基调，这样有快攻，有稳守，形成了互补。
也可能她嫌我拖沓，我嫌她急躁，但我们都是有着修养的人，我们从没有一丝一毫指责过对方。我们的合作有宽容亦有谅解。她和我一样明白，我们就像双打运动员，任何一人的失手，都使我们共同失败，因此，我们谁都不希望合作者失误。
这是我们合作成功的基础。我听说过有的合作者，希望自己拔尖，因此把合作方的明显的不足或失误当成自己的表现机会。这种合作是不会长久，也不可能和谐的。
幸好，我们的合作过程始终都在努力使对方发挥到位，谁也不挤兑谁，好了是双方的，不好也是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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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词的创作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场上的气氛与主持节奏的风格，都不过是外部形态。当然这个外部形态如何，也决定了观众的喜爱程度，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在当今高欣赏层次的观众中，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专栏必须体现三性，即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其中文化水准越高的人越喜爱知识性这一要素，知识本身就给人以美的享受，以无穷的魁力和吸引力。
《正大》的许多节目已经事先从境外录好，我们已无法加以任何改变，它给我们主持留下的空间主要是串场词。
我们意识到这串场同才是我们创作的小小天地、首先，我们认识到串场词必须真实，尽量准确，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为它输人信息。
真实，就是指的我们在场上所要体现的感情要真挚、真情实意，所叙述的事例与感受不能有编造，一定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对任何一种所阐述的事情，要有自己真正的好恶尺度。对这一点，由于我们双方在许多认识上的差异不强求统一，可以保持各自的认识，但这种差异也不是故意制造的，确实是各自的真正认识。
基于这样的要求，别人就很难为我们写串场词了，我和杨澜又有文字能力，为什么不自已创作呢。于是，三年来，我们为创作串场词费了最大的心力。
在串场词中，体现了我们各自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体现了我们是热爱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世界文化潮流的文化人，这是我们的追求，我认为当今主持人的竟争，主要是文化上的竞争。而文化并不仅仅等同于读书多少。
多读书是好事，但如果没有悟性，不能融汇贯通，那仍然不能成为一名优秀主持人。
我和杨澜共创作串场词 134 集。我们将在合作的书中，较详尽地介绍我们的创作过程，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藉以说明，我们曾经为主持好节目而下的功夫。
每当我拿起这沉甸甸的一套串场词，就会想到为这些内容所进行的挖空心思的努力。
每一段小故事，本来都可以铺陈为一篇岁月的回忆，但为了串场就大材小用，串场词中，有我们各自温馨的回忆；有我们双方角色的把握；有对自己、对合作者小小的玩笑，有自嘲，但决不嘲笑他人；有对各个地方的了解后在限定的时间中简要的介绍；有来自报端的内容引发我们的感慨议论。
但我们尽量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主持人的职责所在：尽量贯穿文化的底蕴，虽然引经据典，但决不能累人，累观众。
在我们开始合作主持《正大》时，为了活跃场上气氛，也为显示我们今后合作的格局，曾想了一个晚上，出了这么一个点子。
赵：（手拿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绿颜色的圆圈，记得这个小道具还是杨澜自己做的）杨澜，请你当着朋友们的面，说说看，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杨：这也算一张画吗？我知道了，您画了一个西瓜，可太简单了。
赵：不对，再猜猜。
杨：不是西瓜，那是小一号的瓜，绿皮香瓜。
赵：你思路再放开一点。
扬：是鸡蛋，是鸭蛋，鸭蛋有点绿。
赵：为什么想得那么复杂。
杨：哦，这不过就是一个绿圆圈。
赵：不能算对。
杨：那我可猜不出来了，您自己告诉大家吧。
赵：我手上拿的是一张画了一个绿圈的纸。（众笑，杨也笑）杨：观众朋友，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玩笑＿我们大家对一个事物，往往凭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去解释、回答，其实应该多换几个角度试着破解与思考。
赵：我们的节目当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刚才这个小玩笑，实际上还是有用意的，希望大家对所有问题，轻轻松松地思考，然后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往往从您没有想过的，忽略的角度来回答反而是正确的。
这是对观众善意的提示。文艺题材有时就是需要复杂的表述，如果简单地提醒大家，就失去了趣味性。
可是，我们为了想出前面的点子，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我们变换了多个方式，终于想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句成语时，这个点子随之出现。我不想表示，这个点子是如何的高超，也许朋友们会有更好的主意。但我们觉得，哪怕为了场上气氛能稍稍活跃一点点，我们也愿尽心竭力。
我们一生经历的故事，您可能会觉得很多很多。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并不多。真正有点趣味，能拿到大庭广众的故事则更少。为了《正大》的串场，我竭尽全力去回想、搜寻。在主持 134 集的过程中，不过才有一二十个故事。活了那么多年才有那么几个故事，读者诸君若不信，您试试看，听到的不算，只说有关您自己的。下面两段串场词就以我的真实经历写出的。
第一个例子，是第 85 期。
杨：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共度这个愉快的周末。（众掌声）赵：杨澜，我倒要请问你，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
杨：今天上午睡了大半天觉。
赵：莫让年华付水流，别老睡觉，做点户外活动也有利健康。你喜欢钓鱼吗？
杨：不喜欢，好像女孩子没有什么人去钓鱼，我性子急，钓不到。有一回，有一个朋友拉我去钓鱼，说给我做鲫鱼豆腐汤。钓了半天一条都没钓上来，就拉他们回来了，也没吃上什么汤。
赵：你不喜欢不要紧，别破坏别人情绪。
杨；那您喜欢钓鱼吗？
赵；已经很久没钓鱼了，不过我仍有过五次钓鱼经历，其中还有值得一说的经历。
杨：那你说说看。
赵：1982 年秋天，我与剧组住在一个湖边，导演约我去钓鱼，他说有两副杆，一人一副。那是个好日子，天高云淡，荒草没膝，四下静悄悄，我们一会功夫就钓了半桶。
忽然，我的伙伴大喊一声，不好！只见他手上的杆儿剩了半截，那插上去的杆梢被鱼连钧都带走了，一下子没入水内。
杨：一定是条大鱼。
赵：我想也是。正在恼火，忽然在离我们 50 米外的水面上，那根杆竞然立了起来，在水中转悠。他脱下外衣就要下去。我说，别，别，还是我下去，我水性好。临下水前，我对他说，鱼要是急了，一见尾巴拍在胸口，就能把人打晕，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回去叫人。
杨：还挺悲壮。
赵：我蛙泳过去，尽量不溅水花，游近了一手拽住杆，连鱼一块儿往回执。咦，可能鱼累了没挣扎，待我游到岸旁，把杆交他手上，往上一提，你猜鱼有多大？（比划一下）也就三两大小。（众笑）杨澜：赵老师的经历说完了，我想每位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经历，今天我们第一站去马尔代夫看看他们怎么钓鱼。
这段串场词就是为活跃场上气氛而集中设置的开台“锣鼓”。故事是绝对真实的。
只有讲自己亲身的经历时，才能有投人的、引人注意的叙述，我在讲这段故事时，场上顿时静了下来。观众们饶有兴致地想听听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小鱼。这就形成悬念与结果的不对位，形成了包袱、笑料。在开心的笑声中，整场的录制就显得流畅而顺利。好的开头往往是成功的一半，的确如此。
当然，口语的叙述，要比落在纸上的情节生动，而只有亲历者的有生活依据的诉说，才会有真实的感情，我们的串场词就是依据真实的往事编成的。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杨：我们每次开头的话，都要讲一件亲身经历。我自己经历不多，机会很少，您到过不少地方，讲一个有点惊险的故事吧。
赵：我觉得惊险不如有趣，有趣不如有点道理。我说件小事儿，在 1965年。
杨：太遥远了。
赵：那一年，我与朋友们到昌平县城。因为有点事，我先回我住的一个村子，打算第二天回去。可第二天一早起来，漫天鹅毛大雪，公共汽车不通了，只能走回来。走着走着，雪停了。周围银装素裹，一片洁白，空气清新，心旷神怡，我唱着曲子，雄赳赳大步向前。
杨：还挺浪漫。
赵：先经过一个村子，老乡都在家中，可一条小路扫得干干净净。
杨：农民们勤劳。
赵：你说，我该往哪儿走。
杨：人家把路都扫干净了，现成的。
赵：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杨：怎么啦？
赵：那条路上蹲着三条狗，隔一段一条，正冲我看着呢。（众笑）我想，好狗不挡道，我给你让路绕着走，但根本没这个可能，跟它们商量商量吧。
杨：那怎么商量呀？
赵：我走到第一条狗跟前，做了个手势，嘴上说：“靠边儿”。它还真乖，站起来踩着雪窝绕到我身后，夹着尾巴又蹲下了。
杨：多好呵。
赵：是友好。第二条、第三条照样给我闪道。也可能在与第三条狗打招呼时，我态度生硬了一点儿，我刚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汪汪叫着，三条狗一块向我扑来。
扬：赶紧蹲下，您赶快蹲下。
赵：对，人往下一蹲，狗就退几步，以为你抓石头打它。但我一起来，它们叫得更凶，又扑上来。我又一蹲，它们一退，我跳起来就跑。它们一扑，我又蹲下，再跑。它们气势汹汹，我气急败坏，连蹲五次，这才脱离险境。
我觉得我那颗心，咚咚地跳，浑身汗也下来了。
杨：谁遇到这事儿，不害怕呀，不过要是我??
赵：你怎么办？
扬：我惹不起还躲不起，我绕道踩雪过去就算啦！
赵：好，朋友们，下一站去科伦坡，不是看狗，而是看满树的乌鸦。
这是“四清”时，我在村里遇到的事，我就怕穿别的村，遇上拦路的恶狗。这件事，除了背景我没讲，那情节却历历在目。我觉得在讲这件事时，心里还存有恐惧。
这类串场词，有生活气息，能活跃气氛。但不能一味追求这类效果。
再说哪有那么多故事呀。为了使我们的节目具有文化色彩，有时候也要引经据典查阅资料。
在第 148 期中，我们遇到一个可以有感而发的串场机会。这期节目中，恰好有一个小片子，叫《潮汕行》。
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第一站旅游我们请大家看看潮汕地区。
如今这里经济已十分发达了。可是早先，这儿是个穷地方，历史上是贬嫡官员的地方。韩愈就被贬于此，曾在这儿当了 8个月的刺史。
赵：是的，这里的人们修起韩公祠，至今仍在怀念他。历史上苏轼曾作《潮州韩文公庙碑》怀念韩愈。可见韩愈为政之清廉。不过，韩愈当年曾在此有一个奇怪的举动，并有文为证，那就是《祭鳄鱼文》。多么离奇，一位大文学家竞与鳄鱼对话。这篇文章相当完美，且义正辞严。文中有：“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
扬：郑重其事。
赵：韩愈列举鳄鱼残害老百姓罪状。文中说：“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史。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鳄鱼真的在一个风雨之夜溜之大吉，这简直是一篇神话，连苏东坡也著文记述。两大文学家岂不是在讲鬼故事。
杨：鳄鱼能听听文章就乖乖走了，简直离奇。
赵：我想这篇文章是真真实实的，然而是另有所指。其实韩愈这篇文章是向恶势力宣战，文中说：“刺史虽鸯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杨：那时候，韩愈身体不好，而且又是被贬的官员，地方恶势力一定对他的治理政令进行捣乱。
赵：这些细节可想而知。当时韩愈身体状况确实是挺糟的，他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年末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杨：未老先衰。
赵：但韩愈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恶势力抗衡，造福一方，其功不可没。
杨：往事悠悠，还是看看当年韩愈所在地，今日新风貌吧。
这段串场词看来稍长了一些。但在综艺节目中，一味地调侃，没有一点文化色彩，格调就不会高。像这样的串场词我们并非刻意寻找，而是信手拈来，有引文有议论，或许在轻松中给爱散文的朋友一点回味，给文化品位较高的朋友一点小小的话题，也算我们的一点古文读后感吧。
对于文化题材的运用，这是唯一的一次较为沉重的话题。但以轻松的方式论古述今，也还是我们的追求。
在第 142 期的节目中，我们叙述亲情关系，有这样一次串场安排。
杨：您借给我的资料当中，有这样一篇。1992 年下半年，在香港文化界一次评选大众最喜爱的 10 首唐诗中，您猜怎么着，孟郊的《游子吟》荣登榜首。我觉得孟郊不能和诗仙、诗圣相比吧。
赵：贾岛、孟郊是苦吟派诗人，当然在艺术成就上不能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相提并论。
杨；有关评论这样认为，《游子吟》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这首诗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母爱的亲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感倩。
赵：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一步，母爱永远是伟大的，孝顺父母也是人心所向。
杨：像《渴望》、《风雨丽人》所表现的亲情，尽管出自普通百姓，却也动人。
赵：著名人物表现出对母亲的孝顺，我就很感动。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同样动人。记得 1982 年我采访安定医院，就为医务人员对精神病患者的关照而感动。我向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就是 10 年前我采访过的安定医院的姜佐宁院长。欢迎您。
这段串场词最终的落点是要表彰安定医院广大医务人员，但综艺节目不可能像新闻节目那样的安排。从母子亲情说到人际关系，从人与人的互相关心，谈到人们应该关心弱者。这样，在串场词编排上过渡得较为自然，同时它也承载着很多信息量，既有文化也论及伦理，这种串场我是喜爱的。
编这段串场词也是很偶然的,在办公室读一篇文摘，看到香港评选 10首唐诗的消息，我与杨澜一商量，下午就用上了。
对社会现象的议论，也是我们串场词的创作内容。在第 169 期里，有一个对“大腕儿”的称呼的看法。
杨：有人看我们的节目请许多名人做嘉宾，就说：“你们请那么多腕儿。”尽管他们说时没什么恶意，可我听了不舒服。您过去听过这词儿吗？
赵：我过去是在旧武侠小说上看过的。郑证因的《鹰爪王》写于解放前，那上面有江湖黑话，把有点名声人称为“万儿”，不是手腕的“腕”，而是一万两万的“万”。
有一位评书老艺人叫连阔如，写过一部《江湖丛谈》，列有一些春点，就是江湖黑话。
据他讲，有四五万言。说的是中国话，可你不懂，这叫黑话。人家是从文学角度来剖析这些通俗的现象。
杨：可是有一些报纸也居然“腕儿”、“腕儿”地用得不少。尤其是正式场合，是否合适，要斟酌一下。
赵：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些流里流气的文人痞气的用法，私下的调侃，堂而皇之的上了报端，除了显示自己追求低下格调，把肉麻当有趣，没有别的意义。时下，有些小报记者，也可能是非正式记者，满篇文章，把这些江湖黑话当成自已的专用词，我看这是一种不良现象。一正压百邪，难道不能以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文风来扫除邪恶，而非要以邪攻邪吗？
我和杨澜在各地方台录制过程中，总会一到当地就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给我们上课，并请他们从风土地民俗、文化遗存和今昔对比等方面帮我们尽快扩充知识，我们也按着当地同志的介绍，编成串场词，求教于他们，然后上场使用。
这类串场词，我们力求写得带有特色，不落俗套，但也不能像中学地理教科书一样，罗列一些数字，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少心得的。下面，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构思走向。
在湖南的串场词（第 112 期）：杨：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和大家共度这个周末。
赵：欢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刚才走过的这个镜头，是非常美的，这就是衔远山、吞长江、朝晖夕阴的洞庭湖。这说明我们已经来到了长沙，从陕西来到了湖南。
杨；也就是说，从黄河来到了长江。
赵：一提起黄河长江，我们在座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就会肃然起敬。
杨：对，我们在湖南可以找到舜帝的墓葬。司马迁告诉我们，当年舜帝南巡的时候、死于苍梧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境内。毛主席当时写的那一句诗：“斑竹一枝干滴泪”，讲述的就是这个美丽的、动人的，而且带着悲剧色彩的传说。
赵：楚文化确实是瑰丽的和神奇的。它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当属屈原和他的《离骚》后来一大批的文人墨客也来到过湖南。
杨：如朱嘉、李白、杜甫、李商隐，周敦颐等，太多了，而且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传世名作。
赵：过客骚人，多会于此。这过客指的是什么呢？是遭贬谪之人，如柳宗元，贬为永州刺史；王昌龄，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屈原也是遭谗去职，被长期放逐；还有韩愈。
杨：韩愈不是吧？
赵：韩愈自己说的，夕贬潮州路八千。他大约也路经此地。
杨：那也算到过湖南。到明清那一代出现的思想家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可以说湖南是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的地方，而且出了那么多的伟人。
赵：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何叔衡、向警予、蔡和森、杨开慧，一直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毛泽东是这儿的人。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这些名人和伟人的老乡了，我们向你们表示敬意！
串场词的举例到此为止，留待以后详谈。为《正大》下了多少功夫，“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告别《正大》“千里搭长棚——没有一个不散的筵席”。在我参与主持《正大》的一年多之后，我已有了这种感觉。而且越当主持顺手，就越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没跟别人说过，也没向杨澜说过。她正当业务上升期，年轻人的热情只能鼓励不可泼冷水。我曾想过退出这一栏目，但一时无从说起。我也试着向杨澜提出，假如换一位搭档如何。杨澜也可能是顺口而出，她说，不希望与另外的人合作这一栏目，我也很感动。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有缘份在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还很顺遂，按说没有停止这种工作格局的道理。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很累、很辛苦。而且，撰写串场词的经历和话题的储备已基本用尽了。于是，杨澜也开始有了退意。
我记得多少次，我们在组织自己的串场词时，常为了一两句承上启下的语言的不到位而苦恼。我知道，我很笨，黔驴技空。但杨澜有一种拧劲，想不出来，大家别走，谁也别吃晚饭。已过下班时间，还常常是站起来又坐下，打个电话问问朋友与家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遇到有加班的同事进办公室，问我们“你们还没走”，正好，我们就请教他，有什么小故事或有什么小点子。人家都怕我们了。我们也绞尽脑汁了，杨澜说头都疼了。
得，回去吧。有时，我们回家之后，还彼此通个电话，只要想出一个路子，都很高兴。
只要思路想好了，凭我们两个人的能力都不费劲就可以把串场词安排好。譬如，第 197 期开头，导演要求有一段抒情的叙述。我和杨澜中午通了个电话，商量一下内容，下午就一人写了一段小串词，根协调。
这两段串词是这样的：杨：春天是所有生命的节日，是岁岁年年又一次蓬蓬勃勃的开始。她是孩子的，也是老人的，她是拂在脸上的风，更是唱自心中的喝采。
赵：春天在小溪的流水中，跳起了轻盈的舞步。她跃上了杨柳梢头，在湖畔河岸，摇曳生姿。她掀起了万里田原绿油油的滚滚麦浪，她在群芳斗妍的花蕾上绽开了甜美的笑容。
在优美的圆舞曲音乐衬底中，两段串词说完之后，场上响起掌声，这是对我们努力的回报。
然而，我们《正大》合作之路已到了尽头。于是，我们在场下，几乎很平淡地提到我们的告退。杨澜将去美国“充电”，补充文化营养，开阔眼界与思路。我将走上新栏目《人与自然》。创作集体都恋恋不舍，但大家也明白，也理解，我们的合作可以告一段落了。
这时，我们接到不少观众的来信，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正大》主持；也有的观众比我们自己还理解我们，一位观众提出，希望在告别的那一场，我能穿一身白西装，杨澜能穿桃红西装，以示我们的努力与热情，我和杨澜都照办了。
真正奇怪的是《正大》合作方，竟没有一人表示一次挽留之意；也没有一人表示你干了三年，起码也为《正大》做了宣传，尽管有点别别扭扭，但总还是出了力，表示一声谢谢。谢一声或办个告别饭局不为过份吧，但没有。想想真令人心寒，这正是我决心离开《正大》的一个原因。但我感到创作集体是温暖的，文化界朋友，其他很多位朋友，听说我们告别《正大》，都愿在最后一场出席，为我们饯行，许多观众都表示了遗憾心理，我们也舍不得这样一个群体，总而言之，那分别的滋味是复杂的。
我这时想起了开初与杨澜的一段串词。那次节目中，有一段《巴顿将军》的影片内容。杨澜在场上说，这部影片不错，演员斯哥特的表演也十分精彩。但他拒领奥斯卡奖。
当时，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杨澜，你能了解他的心情吗？也可能是我妄测，影片最后有这样一段旁白：“一千多年前罗马的征服者在远征得胜之后凯旋而归，他的家人与子女穿着洁白的衣服坐在战车上。战车前走着戴镣铐的大队的俘虏，一个奴录手捧皇冠在他耳旁不断地低声说：“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斯哥特既扮演了一位过眼烟云的将军，又体味了影片结尾的意蕴，这样他的不去领奖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我走进第 ZOO 期的现场，在开机前与嘉宾朋友亲切话别时，为现场热情观众签字与合影时，我很奇怪地想起了当初这段台词。转眼三年，过起来漫长，回头望去一刹那。
现如今，我们离开《正大》又差不多两年。太快了。但这一切不都是过眼因云，爱也好，恨也好，恩怨纠结也罢，总之一切结束了。道是无情却有情，我至今怀念我的合作集体，怀念我所付出的努力，怀念我的观众朋友。
关于这第 20O 期的详细情况，《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史诗以《聚散两依依》为题，作了真实的记录。现将它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1994 年 1 月 23 日下午，《正大综艺》第 ZOO 期实况录像，这一期是赵忠祥、杨澜最后一次主持，几天以后，杨澜就要飞赴美国。
14：OO 赵忠祥从第六化妆间出来，他身着白色的西服、藏红色的领带，旁边的杨澜是一袭桃红色的西服。几天前，有一位热心观众曾来信，建议他们今天的着装红白搭配，以寓意“真诚的奉献和有过的辉煌”。他们和嘉宾亲热地打招呼，都是老朋友了，老朋友聊天中少不了插科打诨，尤其有了侯跃文、石富宽、王景愚、蔡明几位以喜剧见长的嘉宾。
l4：25 嘉宾开始就位，赵忠祥和总导演辛少英一前一后走向演播室。“这场戏永远不要散，该多好啊！”辛少英说，赵忠祥脸上很平静（波澜在他心里？）“今天下午有的是时间，不急，一段段来。”他叮嘱辛少英。
14：5O 演播室里座无虚席。大家知道这一期是正月十一才播出，提醒你们答题时千万别说快过春节了什么的，您就假装春节已经过完了吧。”两位主持人做开始前的最后叮咛，观众笑了。
15：OO 灯光亮，《正大综艺》开始曲响起，节目照例从介绍嘉宾开始，石富宽自己说，这回他是主动报名来的，为的是向赵老师和杨澜告别，也顺便捎来观众的感谢。
15：ZO 第一个节目是关于“家”。画面在舒缓的音乐中展开，背景音乐是那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也译为“一路平安”），不知是有意选的还是巧合？
“不论走到海角天涯，我们忘不了这里曾有一棵松树，有一朵兰花。”阎肃诗一样的话语脱口而出，杨澜不禁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及时应答上来。
16：3O 结束了“世界真奇妙”的神游，杨澜在观众席前站定：“此刻，我有很多话要说，可又觉得有些话说出来挺酸的，也许唱出来会自然些。”
她邀请王志文和她一起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我是如此平凡却又是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歌曲的间奏中，杨澜缓缓地说：“就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四年过去了。我对节目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帮助、关怀、批评我的老师、同事和观众??”说到这里，杨澜硬咽了。
16：4O 两束鲜花送到赵忠祥和杨澜的手里，他们在掌声中又把花传给嘉宾。“该说再见了，每次都和观众朋友说下个星期再见，而这次却是一次真正的告别。真诚感谢给予过我们关心和支持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不足之处请朋友们谅解??”赵忠祥那深沉的话音成为结束语，而真正的结束语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16：5O 观众退场。有人走上来请主持人签名，天坛家具公司的两位同志握着赵忠祥的手：“我们永远忘不了您带给大家的欢乐，谢谢您。”
17：00 赵忠祥、杨澜和《正大综艺》同事们挨个合影留念。
I7：25 演播室的灯光又暗下来往外走的王志文颇为伤感地说了一句：“离别挺让人难受的，尤其又有一个朋友要出远门。”
杨澜拿起她的羽绒衣，神情黯然，好声音低沉地告诉记者：“我原想高高兴兴地和大家道别，可是一下子情绪控制不住了。在这里，我只想说：祝愿大家在新一年都有好机会。”
16：32 杨澜最后一个走出演播室，她竟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她的眼角有些湿润。
写于 1995 年 9 月安徽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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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小天地 人生大舞台
我所认识的伟人、名人、普通人
大约 10 年以前，就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你已在电视台工作那么久了，在播送新闻的长期工作中，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应当把这些宝贵经历记录下来。其中广播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原来的同事，对我说得更具体，“你近期可以出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播音业务的著作，偏重于理论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另一本，写写你个人的经历。”
有关理论的书，我准备待到主持人节目更臻成熟时，试着做一些总结和探讨。至于写写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接触过的人物，很想动笔，但难度也很大。其中有一个困难，即以往的经历记不大清了。我的确没成为有心人，等闲对待了经历过的那不寻常的人和事当想到要写下那过去的事情，就觉得似有苦无般的亦真亦幻，无从下笔。恰似儿时看过的万花筒，只记得它形形色色，斑斑驳驳，瑰丽迷目，变化无穷，但都是什么色调，以及那些图案是怎样变幻组合的，实难描述。对多年来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情，也是如此难于尽述。往事在我记忆中，也许是挂一漏万。唯一的补偿办法，就是趁还有些印象，哪怕已然变形的印象，及早地作一番追忆与补录。
我确实不应当忽略了在我这样一个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人与事，哪怕仅是浮光掠影。
同时，也不应忘怀这些人与事给我的独特的感受。有些人与事如果不提那就失去了我本人的一段历史。我至今深感欣慰的正是，我有幸见过，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和无数与我一样的普通人。不仅在屏幕上，而且在现实经历中。但是，从哪儿说起呢？从谁开始呢？
以接触先后为序，就像以出场先后为序一样，是个好办法，可是我根本就记不清哪位在先，哪位在后？而以姓氏笔划为序，也做不到，因为，在本文中，休说我不能提及那么多见过的人，即使想提也说不全，如果以尊卑长幼为序，只能从一个人说起，当然先从毛泽东说起。
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用各种语文形容、描绘过毛泽东，还用得着我再描述吗？何况，我只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不多的几次。在毛泽东生前，我见到他本人时，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但在屏幕上，我几乎总不离左右地侍候他，在他生前，也在他身后，因此，我有我的视角。
记得上中学时，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主席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路经东单的时候，从我面前掠过，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本人，不过，我只是站在如汪洋大海般的欢呼人群中的一粒草芥而已。
后来，我 18 岁就参加了工作，当了播音员，主要工作是播报新闻，在播新闻的日子里，毛主席这个称呼，从我口中播出过千万次，毛主席接见外宾，毛主席在党代会、人代会的讲话，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晚年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毛主席与世长辞，瞻仰毛主席遗容??
一直到 1993 年毛主席百年诞辰，我还解说了大型电视片《毛泽东》，并飞往湖南，主持了在韶山他的故居前现场直播的文艺晚会。
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
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
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记者出发后，我们等着他们把片子录制完毕，再一丝不苟地配上庄重的解说词。在几个小时内，送审，修改，再录音，直到播出。
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的电视片，包括他逝世之后各地追悼活动的电视片，几乎是我一个人解说与播送的。他不会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怀着无限敬仰，在十多年中一直为他的各种活动播音，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这个已不再年轻的人怀着巨大的悲痛以自己的声音为他送终；也不可能再知道，直到前年，这个已年过半百的人为《毛泽东》一片解说时，他眼中的泪花和内心的震动。只要提到毛主席、我就会想起我消逝在屏幕前的青春时光。
在毛主席生前，曾有过那么多的人成为各级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但轮不到我，我怎敢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泽东选集》我通读过几遍，我由衷地赞佩与景仰他那无与伦比的文采，在中国，我至今还没有看过能与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并驾齐驱的文章。我能背诵他的已发表的全部诗词，我熟悉与播讲过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
如今，学好毛著已不成为时尚，人们也不会因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脸有愧色。
但我对他的感情依旧，我崇拜他，我也以能成为他的小学生自慰。今日我表白对他的敬慕，既无意争宠，也没地方去邀功。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因为这多年积蓄的拳拳忠心，绝不会有半点虚假。
于是，我只要听说有低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
然而，我个人又无能为力，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荣誉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我只能在心中咒骂那些敢在佛头乱飞的苍蝇。毛泽东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家庭，从远离京城的湖南的一处山丛中，走出家园，走向人生大舞台，历尽艰难，力挽狂澜，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岂是几个舞文弄墨的丑类能掩其光辉的。
我不知当年那么多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们如今都在干什么？反而轮到我这样一个当年立场并不坚定的人说这样一番话。其实，当年用不着我多说什么，如今我也用不着多说什么，毛泽东并不因我说其伟大才伟大。
他是一座大山，他过去是，今后也是。
提起毛泽东，人们都会记忆起一个时代，同时也必然会想到另外一位受到尊崇的伟人周恩来。他如今早已不在，然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来到电视台，这其中是他有过的安排。先是一位老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说，周总理生前对电视事业非常关怀，新中国的电视事业崛起于 1958 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建立伊始，除了毛主席，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先后来过，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在视察电视台时，关心地询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一系列的汇报中，谈到了电视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就有需要电视播音员这一内容，周总理指示说，你们可以到北京所有的中学里去挑选。于是一份报告呈送上去，在北京市 1960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电视播音员的唯一的一次批示。就在这次历时半年的挑选中，我成为唯一的人选。但我并不知道，是如何有了那个开端，也不知道，我会和周总理有过什么渊源。
我不知道，如果命运没选定与安排我做电视播音员，如今我会在哪里，会在做什么工作，是比现在更精彩，还是比现在更无奈。
当年，我的前辈是比我走上播音岗位更年轻的一代。因为，播音界在那时认为，培养一个称职的人手，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声音才会有可塑性。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的观念已然改变，一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或节目主持人，起码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因为文化功底，更决定主持人的水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 1960 年那份报告写的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播音员，那么即使以后机缘凑巧，我也起码会晚到这个岗位上五年。
30 年后，再提这段往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曾经有过的，谁是谁选拔与栽培的荣誉早已与我无缘。困此，当一位专司干部调配的老同事要写一篇回忆文章时，找我来核实年份，她说，此事当年由她经手，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切，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来电视台后，我多次见过周恩来。在距离他很近的地方，曾几次与他擦肩而过。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动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记得一个夏日，周总理从我办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广播剧场，当时，我刚好走出办公室，只见他迎面走来，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后面跟着一位工作人员，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礼，他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也没人教我，应该亲切问候一声“总理好”。为什么那时候我那么傻。我相信一点，由于那时黑白电视机屏幕形象的变形，即使周恩来看过我在屏幕上的镜头，也不会想到他身边这个小伙子，就是播音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又是由于他曾批示过文件，才来到电视台的。总之，我认识他，他完全不认识我。这几次的擦肩而过，除了深留在我记忆中之外，在当时，乃至以后，我并没觉得是否还会有什么别的机遇。
几次提到命运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迷信，我算得上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任何装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里。我借用命运这一中介词，不想把它融人天命论。然而我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决不会是你的，从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从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发端来测度以后，或许一步的偏离，将会产生另外的结局。军事学家仍在纷纷议论当年滑铁卢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仑的命运将会怎样，欧洲的局势又将怎样？还好，我不过只失去了在记忆当中，与举世闻名的伟人打一声无关大局的招呼，给日后留下温馨的回忆的机遇罢了。
在荧屏上，我已无法记清为周恩来的国务活动所进行的解说，我太熟悉他那矫健的身姿与神彩奕奕的目光。他身着中山装的一举一动，都会光彩照人，我甚至觉得中山装是专为周恩来设计的，只有周恩来穿着中山装，才显得那么得体、文雅、潇洒、和谐；只有他穿上中山装，才显示出这中山装的魁力。但是，我在每次见到他本人之后，都会感觉到，任何影像、照片与画报所记录的他的形象，都远远没有他本人的那么一种完美，也没能传达出周恩来所独具的神韵和磁石般的魁力。
无论在工作的场景中，或是有群众参加的联欢和机关内部举办的舞会，只要周总理一出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目光不被他紧紧吸住。这是一位政界伟人与典雅的平易相融合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吸引人的效应。他的举手、投足、注目的瞬间，雍容大度，具有一种雕塑般的艺术情调，他的音容笑貌让你觉得温和与高贵。我几乎总会怀着一种年轻人仰慕的心情注视着他，同时也会隐隐觉得自渐形秽。
我至今仍觉得早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夏青等人开创的凛凛有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播音，是受周恩来的气质与情调的影响形成的。记得在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会议时，当周思来拧紧两道浓眉，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当时的赫鲁晓夫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时，那不怒自威的声势，极具震撼人心的磅礴正气。我为这些电视新闻片配解说时，不断仔细地看着画面上的周恩来，调动起我所感应到的一种声势。
周恩来是一位充满无穷生命力的国务活动家，日理万机。但是在任何场合，他从来没有一丝倦容；在任何时间，他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在任何一次的录像与胶片上的形象，仪表都无懈可击。他为此付出的艰辛代价，一般人难于理解，每当想到他，在任何一次疲惫的播出中，我都不敢言苦。
我无法相信，岁月会夺去他的生命。他的逝世，使我对一种相对的、安定的永恒产生了动摇。心理天平倾斜，失去了平衡。我们中国人是很重感情的，很多人可能为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晚年政治风云中他所承受的压力而抱屈。但是，夺去他生命的毕竟是无情的岁月。当然，政治丑类的倒行逆施，给周总理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平凡人、伟人、好人或坏人，都会离开尘世归于岑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这就是苦短的人生。造化弄人，我们痛感一个千百年来出现的一位充满魅力与美感的形象，仙逝了。
周恩来的身后，掀起了一场政治大潮。1976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场悼念他的活动形成了政治的波澜。在事态发生的最后阶段，我在一个夜晚，独自走进天安门广场。那天夜里，我觉得异常的冷寂，没有什么人，白纸做成的花环，与黑色的幛布，在夜风中微微抖动。
到处是标语，到处贴满了小条幅，纪念碑前悬挂着一幅周恩来的画像。我为人民群众这样爱戴他而感到难以抑制的冲动，但我只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那时心中充满了一种苦涩，在播送周恩来逝世的电视片时，泪水总不由得滴落在酸辛的心怀里。仿佛打开了泪水的闸门，我从一月份以来，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在这寂静的寒夜中，在这并无秩序的广泛的民间自发的悼念仪式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来为周恩来的活动配音的情景，脑际闪现出一幅幅他在各种场景中活动的画面。然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永远离开了人世，他已不知道人们是多么爱他。我既为他的离去悲伤，也为他所获得的如海洋般的深沉的爱戴所感动，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我临回去的时候，在他的一幅画像前肃立多时。我不知道，在一个没有他管理的世界上，今后将如何工作，但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今后还要继续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三位伟人是邓小平，我见到他的次数甚至要比见到毛泽东的次数少。
最为密集的一次是 1979 年，我随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和电视台报道小组的几位同事，先期到美国准备转播事宜，先去白宫采访了卡特。卡特当时问我，“你要随邓小平副总理到几个地方。”我仿佛觉得卡特把我当成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在那以前，我没有亲眼见邓小平的机会。
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机场的那一天，我和同事们去迎接，那只是远距离的迎接，和许多中外记者站在离跑道很远的地方。飞机从天而降，我远远地看到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走下舷梯，我和大家一起鼓掌。
当时，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庄严的自豪感，后来在亚特兰大，我们和他同住在一家宾馆，我曾几次比较远地看到他出进宾馆的情景。
全世界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生涯曾几次大起大落的伟人，而他的几乎每一次的沉浮，在电视里都有我参与宣布。
在 25 年的新闻广播中，我记得，“文革”前，他不经常出现在屏幕上，出现时我称他为总书记。“文革”开始，我的播音稿中，称他为“中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或“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多年，我的播音稿件中，“打倒刘、邓、陶”几乎成了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1975年前后，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他一系列的国务活动和那时提出的口号，如“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不久，我又在话筒前播出了“批判右倾翻案风”，和又一次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复出，他老人家又成了副总理。还是我这同一个人，又奇迹般地跟他去了美国，为他的辛勤奔忙而报道，后来，1985 年以后，我不再播报新闻。
我是一名播音员，我的任务或说我的职责，就是要如实地播报党中央、新华社发来的稿件。然而，对一位伟人，一会儿歌颂，一会儿谴责，使我也产生了一种迷离梦幻般的感觉。
他的政治命运的每一次转折，几乎都由我的口中宣布。但我却觉得，我的命运是由他赋予了无可言述的转机，没有他的复出，没有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蓝图，我想，我家至今不会有彩色电视机，我也不会有这么多良好的工作机遇。
前年，1993 年 9 月，我们节目主持人组成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时，在CBS，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有过一次长时间座谈。其间，丹·拉瑟问我，“你们主持人在改革开放后，有什么感受。”我说：“我们主持人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我只举个例子，我 18 岁参加电视播音工作，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认识我，或向我打个招呼，但遗憾的是，没有。”（美方的几位人员都笑了）我说：“我的外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很难向她讲清，她的孙子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电视机很难进人平民百姓家中，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像梦一样，中国彩电已发展到两亿多台??”对方都默默地点着头，认真地听着。
是的，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新中国的成立可能要推迟很久。
我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与改革开放，我和我的同代人，今天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很难想象。面包会有的，但让我们等到哪一天呢？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使我们都得了实惠，因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长寿。
毛泽东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周恩来教给我做人的道理；邓小平切切实实给了我做人的条件。总之，伟人的人格魅力，始终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进，永不停步。
我仅能用内心的感受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不能，也不敢于拿出审视历史与人类命运的派头来信口雌黄，因为我从没一刻忘记自身的渺小。
人从呱呱坠地，懵懵懂懂，长大成家，做点事情，到寿终正寝，转眼百年，身名俱杳。能给当代与后代留下点财富的，无论是伟人的精神思想，还是泽被一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如李冰父子倡建的都江堰工程，都在历史长河中闪光耀目，这是些必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
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或平庸的人，也在努力，也在做事，也在度过自己的一生。有的人，虽没有伟人的影响，但却有超出一般人的作为。或许，他们与大多数人相比更出色一些；或许，还有与他们不相上下或更出色的普通人，因没有机遇让我们知晓。总之，这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我们可以学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他们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摊上的事情，只知自己的心安理得，安分守己。
在别人向他们鼓掌之前，其实他们并不曾指望别人的鼓掌。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三位有口皆碑的劳动模范，按照我与他们有幸接触的顺序，这三位汉子就是大寨的陈永贵、北京的清洁工人时传祥和大庆铁人王进喜。前两位多少与我有点过从，后一位，我见过他，但没有过任何交往。
王铁人是中国人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 60 年代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精英。为了摘掉贫油的帽子，他在荒无人烟、极其艰难的东北地区，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
他是这石油大军千万个无名英雄中的一员，只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举世瞩目的焦点，在焦点中的突出业绩成为了令人赞叹的闪光点。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是那个时代为国为民拚上性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一种中国人志气的象征。
我见到他时，不是在大庆，因为，我 70 年代才有机会去大庆采访。那时，铁人已不在人间。人非草木，人非钢铁，他也是肉体凡胎，也会被病魔夺去躯体，但我在大庆钻井队与采油队的工作场所，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个王进喜，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仍随处可见。
因为那时我所见到的每一位大庆人都以他为荣，都以他为榜样。
三北平原，冬季的严寒和一路狂风掀起的滚滚风尘，连机器也受不了。
可是大庆人就是在这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业绩。我看到十几辆拖拉机在荒原上拖动高楼般的井架，移换钻井点。这是王进喜发明的整体钻台移动法。那气势，那声威，离得远是无法体会的。我只从电视与电影中见过王进喜那拚命苦干的身影，我亲眼见到他本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
那时，我 20 岁出头，他大约 40 岁左右。我为他主持报告会，我发现他并不是顶天立地、力可拔山的壮士，个子并不高，但仅仅是在作报告时，就能看出他那充满力量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多分钟的报告里，我一直站在离他最近的一台摄像机旁，现在虽已难于记述他讲话的内容，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他那浑身洋溢着无穷力量的姿态，那西北口音，那朴实的穿着，那胡须未刮尽的脸颊，那炯炯有神的双目，他赫赫有名，但他仍是一位普通人。
他是普通人，却又做出了我们一般普通人难于承受的劳作，人是能吃苦、能受累的，但是他们已然做到了极限。如果单从受苦、受累、受罪的角度讲，我们可能无法分清新旧社会，古今中外，一切在艰苦环境中的人在干活儿时，有什么两样？当你登上八达岭，望长城内外的时刻，你可曾想到古代的工匠在怎样地劳作。但是，人要有点精神，只人有了当家作主人的精神，那苦和累确实是心甘情愿，就大多数人来说，在那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愤与愁苦，而是一种希望和坚忍，而这希望与乐观的信念，又是由毛泽东为人们点燃的。二战时，前苏联红军向法西斯侵略者冲锋厮杀时，红军战士高呼“为了斯大林”，他们血卧疆场，而至死不屈。王进喜们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虽没有高呼“为了毛泽东”，但他们却是以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而奉献的。这就是时代的风云录。我仅见过一次王进喜，但是，我从屏幕上多次说起过王进喜，中国人为什么能在 60 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中，举国步调一致，能够克服艰难险阻，凭的就是王进喜的这样一种赤诚之心。
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英雄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平凡的人则默默劳作，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咱们只是分工不同。”这是已故前主席刘少奇对一位掏粪工人说的话。
刘少奇这么说，无疑是真诚的。他是领袖人物，但他具有平民心理。
领袖由平民产生，他必然在见到一位与众不同的普通劳动者时产生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所构成的平民意识是感人至深的。我看过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从杜撰的情节中，听到剧中人总统接见阿甘时说的那句话：“孩子，国家亏你很多。”我没有把这当成玩笑，而当成一种群体的思考。当国家主席亲切地握住掏粪工人曾拿过粪勺的手，对他说：“我是主席，你是掏粪工人，咱们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时，感动了所有的人，也使得这位识字不多的汉子，热泪盈眶。时传祥是一位在最基层干着一般人不可能愿意去干的活儿的普通劳动者，他不懂得治国方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但他认准了一个理，一位瞧得起掏粪工人的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决不会是人民的敌人。
因此，在“文革”中，他采取了本能的行动，企图保护这位共和国的领导人。
然而，他又有什么力量呢？
我与时传祥最后的一次见面，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那是 1965年，我们请他介绍北京清洁工人的事迹，我与他坐在一个圆桌旁，一人一把椅子。我那时仍不能脱离稿子采访，稿纸就铺在桌子上。他亲切地叫我小赵，我也自认为的他的朋友，在这以前，在共青团组织有活动中，我曾跟他一块背过粪简，掏过粪便。他带着我，在一条胡同里挨着院子去干这我难于想象的脏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与我聊天，我好像只是跟着他走，帮不上什么忙。他走街串巷，轻车熟路，不断与老大爷、老大娘打着招呼。那时，他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已有与和刘少奇握过手，并有过大幅照片刊登报纸的殊荣。
然而，这一切又像与他毫不相干，他仍然干着他从小儿就干的活，并没想到从此他不再去干这一般人饿死也不去干的活儿，而且一路上他与我说说笑笑，中国人多少年来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世代繁衍，吃喝拉撒，不能一日偏废，于是在抽水马桶还远未普及的 6O 年代，时传祥他们就一直干着为大家清理粪便的体力活儿。在与我的交谈中，他没有那奇妙的想象，他没有讲过，今后城市环卫应如何如何，他只是一门心思地干活儿，也许他注定要在这个轨道中走完他生命的旅程。
他是这样一个人，你不评他为劳模，他这么干，你评他为劳模，他也这么于。我猜想，他那时除了感到应该更努力、更出色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同时教育年轻人包括自己的子女，要不怕苦、累、脏、臭、搞好本职工作以外，他没有想过当了劳模之后，能脱离苦海，另觅一方净士，敢说，决不会。
如果没有他后来的惨死，他不知干到哪一天。
刘少奇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与满足，他曾在自己那黑乎乎的办公地点，如果那也叫办公室的话，他指着墙上那幅照片，只对我说：“就是那一次，就是这张照片。”没有铺垫的话，没有注释的话，只有这掐头去尾的一句话。
但我能明白他的心，他以此为荣，深受感动。他将继续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干完一生，直到他干不动为止，他决不可能辜负这分工之说，既然已经分了工，他就会沿着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到终点，这对他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他没能在这条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路上走完。
我想说，老时啊，当年和你仅背过一天粪筒的人，惦念着你。我和你也是分工不同。
当我在干校光着脚站在满是泥水猪粪的猪圈中起圈时，我就想到了你。
如果我没有那次经历，我不可能忍受这夏天的猪圈的恶臭。你已不在人间，但我面前仍然会出现你那壮实的身影，因为我与你最后一面，是在灯光耀目的播送室，笑谈你的工作和你的奉献，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只过了一年，你为了维护曾获得过的尊严，为了与你有知遇之恩的这位主席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一定是怀着委屈、不平、愤怒和一连串的不理解离开人世的。事平见节义，千古论人心。像时传祥这样的汉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
可惜的是我不可能再与你交往。无论从人格和奉献来说，时传祥是应该立碑塑像而当之无愧的人。
时传祥走了，向马克思报到去了。我想，他临终前一定会想到刘少奇，想到与刘少奇今世不见，来世再见吧！而共和国主席也在内乱中含冤而去，刘少奇在临终前，不可能只想着时传祥，他的思考与苦恼是时传祥无法想象的。但无论如何，提起刘少奇，我就会想到时传祥；提起时传祥，心然会想到刘少奇。
在刘少奇逝世多年，已然昭雪冤屈，恢复名誉之后，我有机会走进了他身后的家，一个他已不在，但仿佛犹在的家。
经历了大悲大乱的冲击，如今这个家已不在中南海，是一套公寓楼中的单元房。刘少奇从没来过这里，但你一进门就会准确无误地感知他在这里。
朴素的民居，一间客厅简单的陈设中，明显位置摆放着他的一幅用镜框装满潢起来的半身照片。面容是熟悉的，神态是熟悉的。身着深色中山装的他，平静地看着前方，照片大约拍摄于 60 年代，那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张照片拍摄之后，以至这幅照片摆放到他从未来过的这套住房的二十余年间，发生过怎样光明与黑暗的电闪雷鸣的变幻，一个人即使身为高位之尊，但和宇宙的时空相比，也充其量不过是天地之一粟而已。但人是宇宙中最灿烂的灵光。
在这微乎其微的灵性中，有包容宇宙、气吞山河的精神世界，弥漫于无限广阔的天地之间，生前如此，死后也如是。当我看到这幅照片，仍觉得他就在眼前,那黑白影像的实实在在又虚虚茫茫，使我感到世事无常的悲凉。
王光美平和安详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五人，我在各种场合多次见到过她，但走进她的家中与她相见，却另有一番更真切更温馨更接近的感觉，我们恭敬地称好她美阿姨，她笑笑说，还是称我光美吧，啊呀，罪过，怎敢，我们都笑了。
王光美身着淡雅套服，平静而庄重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她端坐在沙发上，谈自己近年来如何战胜疾病，谈住宅周围这几年的变化，谈电视节目，并闲话家常，但对过去那不堪忍受的经历没提一个字，就像她一直住在这套住房，如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一样。
我被她的雍容大度所折服。我难以想象，一个人是如何修炼到这样一种程度，世纪的波澜就装在她心中，怎么可能毫不外露？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有过辉煌经历，也遭遇过屈辱摧残的海内外闻名的人物。然而，在这间住宅里，她只是一位慈样长者，无论人生的喜怒哀乐，或是对今后的思虑筹谋，都深藏在她和蔼而深邃的目光中，脸色与已生的白发和她仍然年轻的目光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她的内心仍涌动着昔日的辉煌，她的言谈举止处处流露出典雅华贵与平民意识的和谐共存，那尊严就融人于平静的返朴归真之中。
我们采访完毕，告辞出门，她请曾与她相懦以沫、至今仍不离左右照顾她的赵阿姨，拿一条烟给剧组小伙子们。他说，知道大家不好意思在她屋里抽烟，带回去吧。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感到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应该达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我意识到，时到至今日，王光美处世的周到，并非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也不是一种毫无思考的平和自然，她想到的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言谈举止不仅代表她自己，也代表她的丈夫、已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同是劳模，同是壮汉，同是不曾想过脱离生他养他的热土的另一个人，却不曾料到会另有天地，最后走上高位，当了国家的副总理，他就是陈永贵。
我见到陈大叔时，他只是太行山区穷乡僻壤的一位农民，我来到这昔阳太行山区是头一次出远门，为的是采访大寨，采访名声刚起的陈永贵。
没出过方圆几百里的年轻人，看什么都新鲜。头一次睡火车卧铺，都不知毯子该怎么铺。在一夜蒙胧兴奋中，到了太原，看到那宽敞的迎泽路，步人那巴掌大小的迎泽公园。看过的小说《晋阳秋》的情节、画面迭现。我生在北方，第一次出远门还在北方，于是感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氛围。
从太原我一个人赶去大寨。我忘了为什么没买到长途汽车票。反正，闯闯再说，和粮食局一位司机说好，搭他运粮卡车直奔昔阳。长途行车，司机还要带一位副手，只能坐两人的驾驶室不可能有我的座位。于是，我跳上车厢，坐在敞篷的堆满麻袋的车厢里。
如今要是再这么出门，我一定会受不了。可是那时候这么坐车，不仅感到已是幸运了，更有一种得意的滋味。因为我可以有一种有趣的经历，填补我生活当中的空白，也因为沿途有看不够的迷人风光。那起伏的山势，那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那一片片壮实的庄稼，那丰厚深绿的叶片与吐着红穗的玉米，那一串串长成狗尾形的小米穗穗，在一片蓝天白云下，显得那样的美。车在逶迤的山路上前行，少不得扬起一股黄尘。我不怕车颠，不怕风吹，不怕眯眼，不怕弄脏衣裳，只一个劲地贪婪地盯着我从未看过的山区中梯田的景致，那时郭兰英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有这样描述：“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社员睡梦里也笑声甜。”那个时代人们的欢乐是那般的容易。我怀着极为激动与喜悦之情，在车上摇来晃去，在拐弯处揪住麻袋以防被甩出车去。
记得车上放了一只空铁桶，就属它闹得欢，一路上蹦来蹦去，发出吵人的声响。
一会儿司机副手打开车门，回头向车上望望，我就笑着示意：“很好。”
可是他望过几次之后，我才感到，他根本没用眼睛看我，而是望望麻袋有没有颠掉。
我在车厢上一路欣赏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色，却在心中翻腾着初离家门，独闯江湖的那种亢奋。
到了昔阳，已近黄昏，太行山的层层黄土，与条条沟壑，在夕阳下，苍茫神奇，那莽莽苍苍的壮丽景色，是我从未领略过的。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万年来，由于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所形成的景象，它是黄土高原的累累伤痕，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靠天吃饭，又经常受天灾的惩罚。
大寨大队就坐落在这一片黄土高原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虎头山下。当时，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向黄土地要粮，已经三战狼窝掌，整治水平梯田、顶住自然灾害，创造出亩产一千斤粮食的这一当年的奇迹。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报道就从我们摄制组到达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的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或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
该出工了，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型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
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眼他。
当年，大寨村刚成立互助组时，有农具以及精壮劳动力的，门当户对，组合一块儿，剩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没入收容的几户人家。这时，陈永贵还是一个小伙子，他拒绝了别的组的邀请，挺身而出，把没人要的这几家“包袱户”召集起来，他说：“我愿和你们一起干，只要有我陈永贵吃的，就饿不着你们。”这样，老少队就成立了，后来组并队，成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陈永贵就是他们的带头人，陈永贵以他的人品和活计一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这样一个穷山沟里，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这些大寨人是不屈不挠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志，无论在过去或是今天都应该成为人类的光辉典范。那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埋头苦干，他们别无选择。不成为昂首挺立的汉子，就成为美萎缩缩、愁眉苦脸、伸手要饭的可怜虫。他们选择了前者，战天斗地，气盖山河，然而只不过图一个温饱。他们这么干下去，子子孙孙这样干下去，从亩产 800 斤增加到 1000斤再增加到 1500 斤，又怎么样，还只是仅能温饱而已。但他们能在这外人看来无法生存的地点，硬是响当当地活了下来，不但不再吃国家救济粮，还向国家交了公粮。为此，多年来，他们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少艰辛，无法计算。然而，当年不这么干，他们又将如何办呢？
看看陈永贵的那几位哥们吧：贾承让、梁便良，他们为了造水平梯田，把黄土拦住，筑造石坝，在开山凿石的终日劳作中，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几乎不是扁扁的手掌，伸开五指仍像一个拳头，那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我看过梁便良的手，那是一双已经变形的铁掌，具有开山劈地的力量。这位有两支铁样臂膀的汉子，却是笑起来有些羞涩，不善言谈的人，我看到他在自家窑洞门口吃晚饭，手捧一只如小盆子一样的深碗，稠糊糊的满满一碗玉米粥，怕有一斤以上的玉米面，在粥上只撒了几粒切得细碎得犹如芝麻一样的咸菜末。他一天劳动拼搏下来，只吃这样的晚饭。但能吃上这样的晚饭，他已很知足了，全村人都知足了，因为，过去他们连这个也吃不上，遇到灾牢还得逃荒要饭。他们战天斗地仅仅为了眼前能吃上这样的饭，不然又怎么办呢？让这些农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最先理解的大寨，大寨人，大寨精神。
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饴饴，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我们在劳动中，还结识了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那时她刚 18 岁，领着姐妹们干活儿，晚上在窑洞中还和大家打扑克牌，有说有笑，十分活泼。有一天中午，陈永贵在地头儿上发牢骚，他低着头儿干活，仿佛自言自话：“来那么多记者，尽照我们的姑娘，我这个老头儿没人照。”基实他并不老，我只记得他面对面和我们说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
以后，大寨的名字日益响亮，但从 1963 年我去大寨采访后，一直只能在电视中看到陈永贵，在屏幕上，我看到他像一颗明星从深山中升起，看到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并称他为陈永贵副总理。
他没能辉煌多久，他不再是副总理了，但也不是原来虎头山下的那个陈永贵了。他还住在北京，我曾又一次看到他，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来，不曾再有的接触，使我无法贸然向他靠拢，与他招呼，我们曾相识在大寨，我曾在他身旁干体力活。二十多年来，他的沉浮，又经常由我在电视中为他解说，应当说，我隔不多久，就会在电视屏幕上与他相见。我越来越熟悉他，他已不再认识我，他是那样一位不太会与人交往的人。当年，我跟他一块劳动时，并不像与时传祥一起有说有笑，陈永贵干活时，注意力完全盯着自己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他当年对来大寨的记者，不可能—一结识。
我知道这样的人的性格，他会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既定的他熟悉的工作，却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很难想象，他后来的一路迁升都做了些什么，他从小会干农活，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所擅长的劳作，他又会做别的什么工作，我不清楚。
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漫步北京街头时，又有什么感想，我更无从知晓。
据说，他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并没能再回家乡，他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据说，大寨全体乡亲，为他戴孝，哭声震天，把这位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永贵接回了虎头山，接回了他生前洒遍了汗水的这方黄土地。据说，有的乡亲哭着呼喊：“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呀。”
这都是往事了，陈永贵离开人间也很多年了。常言说：“人移活，村移死。”人在一生中，是可能也应该到处走走看看，或离开家去处外面营生。
但一大部分人又很难离开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们很像一株根深叶茂适应了当地生存环境的大树。陈永贵就像一株虎头山上的大树，把他连根拨起，移到再美好的环境中，都不能使他适应，他生在虎头山下，长在虎头山下，最后，又回到了虎头山下。
不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风云，不论陈永贵曾居何高位，人们记住的，都是当年挺身而出带领乡亲们求生存、求温饱的那个陈永贵。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仍归于耕耘过的故土，他身上发生的一世，都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的戏剧般的变化。
如今的昔阳，已不复昔日模样，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看，看看陈永贵的坟，看着郭沫若的一半遗骨所安葬的虎头山。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去回顾过去，那会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年只在山沟沟里刨黄土块，费那么大力气，收那么点玉米，竟能使陈永贵、使他所在的大寨成了全国的一面红旗？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现象，我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我习惯于简单的思考。当年就是当年。陈永贵就生在当年，他只能那样奋斗，而那奋斗的情神不包含他后来的上升。什么时代，什么生活场所，什么物质文明，都应该深深地向他当年的精神鞠躬致敬。
陈永贵是农民，后来当了副总理，我没有任何贬低他的出身，认为农民不可以当家做主，不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只是我个人认为，陈永贵是个出色的了不起的农民，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人才。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都是农民出身，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也曾务农。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在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这奇迹之一就是“土地越来越少，而粮食却仍能连年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1960 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人均耕地一亩七分以上，虽然低于世界水平，但总比现在的人均一亩半耕地多，但那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至今使我们这一代人不寒而栗。自从那时以后，我从没敢忘了挨饿的滋味，我总在担心有朝一天，再出现那不幸的局面，我想，这种危机感不仅在中国，在全球人口爆炸般的增长过程中，一直是笼罩人类心头的阴影，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中国农民在土地上创造出的奇迹，就是使我们年轻的一代不知饥饿为何物。我遇到的年轻人也会说，我怎么没挨过饿，某月某天，中午饭就没吃，他们哪里知道，一顿饭没吃，和三年吃不饱肚子不是一个滋味。因此，我感谢农民们连续十多年让我们吃饱肚子。
中国农民还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长期以来，农村以集贸市场为中心，上街赶集，或以货币交换物品，或以货易货，用鸡蛋换灯油，这是多少代传下来的做生意的传统本能。因而，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农民做起生意来比城里人精明，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农民几乎从小就有着交换流通的意识。第一批生意人，我妄测以农民为多，或以接近农民的阶层为多。
我在 10 年前采访过石家庄的张丑娃，我当时听了他的情况介绍，几平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张丑娃农民出身，在部队干了十来年汽车兵，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除了自己名宇之外，不认识字。
他从部队下来以后，在家门口和人一块儿起了一个牌照，补自行车轮胎，有时候也可以补汽车轮胎。不久，合伙人不想干了，丑娃自己独挑了这一摊小生意。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一阵街上忽然出现了从罗马尼亚进门的汽车叫罗吉普。张丑姓看着看着动了心思。他说，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这一批车，价钱不贵，但质量也不高，而且还缺少配件，一旦坏了，就很难修理。
于是，他萌生了主意，他当过汽车兵，会捣鼓汽车。一天，一位司机车子抢了锚，张丑娃挺身而出，答应帮他修理，并自掏腰包，让司机住进小店，他说，这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修好的，背地里，他把这辆车子全都拆了，大小几百个件儿，边螺钉在内，他请人套了模子，然后再原封不动装好车子，告诉司机修好了，还送给司机一条烟。
罗吉普开走了。张五娃机缘凑巧，集了点钱，分赴二十多个厂家，请对方帮他按套下的模子出产品。这二十多个厂家分布在好几个省，彼此不可能横向联系，机件凑齐，张丑娃可以自己装好一整辆罗吉普。但他不搞装车卖车的生意，他请人写了专门修理罗吉普的招牌，到路口、码头，凡有罗吉普进口、上岸、奔跑，而他本人又有可能抵达之处，打起招牌，做起了原始的广告。
这一招真灵，由于罗吉普质量不高，爱出毛病，又由于各地均无配件，谁会眼睁睁把一辆车子扔掉，于是就找到张丑娃，而他有活儿必应，不论哪儿出了毛病，换什么件，他都有。一传十，十传百，张卫娃垄断了十多个省的罗吉普修理业务，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生意越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资金滚滚而来。从补车胎摆摊儿开始，没几年功夫办了个修理罗吉普专业厂，我到他那里时，他已被当年报界称为中国罗马皇帝。但他仍不识字，他告诉我，他天天看电视新闻，研究风向与政策。
他招了十余位残疾工人，给他们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同时也享受了残疾人福利事业免税的政策。他盖起了宿舍楼，给本厂工人分配了住房，还配备彩电、电冰箱。但谁不好好干，就请走人，退了住房，他有了钱，就进行各种义举，捐资赞助经常不断，连字儿也不认识，不知怎么竟成了某音乐组织的副会长。还听他自己说，赞助给当地电视台一辆车，让他们搞好宣传，捐给当地公安部门一辆车，好让他们追捕坏蛋。
他和石家庄原市委第一书记贾然是“文革”中的难友，贾然当年的“走资派”，张丑娃大约是牛鬼蛇神，两人同住牛棚，有了情谊。以后，贾书记当然会在各方面给丑娃提携与爱护，丑娃有什么事也会主动请示贾书记，贾然同志和我是好朋友，我问起丑娃的事，他说，别看他目不识丁，但人精明，而且心肠厚道。
张卫娃还有什么壮举我不清楚了，但我认为他的确了不起，据说他也不像其他暴发户挥霍钱财，他本人仍过着温饱知足的生活。不知哪位高人指点了他，他不承认自己是个体企业主，他说牌子就不是，因为一开始补自行车胎，他就以合作形式与人家联营，现在牌子并没变。他说，财产他个人将来不想要，那是大伙的，最后他自称他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在他憨憨地对我笑说之中，我让他给懵住了，会么叫南斯拉夫道路，我去过南斯拉夫，根本没弄明白。当时也真是不好意思追问丑娃，一来显得我知识太贫乏，二来也有个面子问题，彼此都有个面子，万一他不能解释，这不很有点挤兑人嘛。
十来年前，张丑娃大约已拥有千万元的家底，那当然都在流动与不断扩大再生产之中。他自己是决不承认这钱是他的，他说将来都归大家，不想贼不信他的话，于是有一天，张丑娃接到了敲诈他的恐吓信，扬言如不带多少现金，按信中指定地点与方法交钱，要对他全家如何如何，张丑娃报了案。
公安部门当然会很重视，你们用的车其中的一辆就是张丑娃捐赠的，现在人家出了事能不尽力破案吗？于是商议好，叫丑娃自己提着个袋子，到指定地点交钱，公安人员埋伏四周，张丑娃真的去了。诈财的人大概觉出点儿不对，就写了个条子，叫一个小孩子，把条子传给张丑娃，要丑娃换个地方接头，可是这个字条儿，对张丑娃如同天书，他认识自己名字，除了确知是写给他的以外，底下的字认识他，但他不认识它们，公安人员当时远远地看他在发呆。张丑娃只好回来把条子交公安局，结果贻误了战机，钱没交成，案子也没破，不了了之。
我当时很有感触，张丑娃一个农民，不识字，可是他懂得经营之道，条件成熟，政策允许，他竟然在短短几年之内创下一片产业。这究竟怎么回事？难道知识分子真的不如他？我想是的，不是都不如他，起码，我就不如他。
十来年不见了，也没再听过他的消息，生意如何，后来出没出点儿问题，我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知道。我愿意在我心目中装一些没有终结的故事，至于如今南斯拉夫已然解体，波黑战火不断，丑娃还提什么南斯拉夫道路，也不清楚了。
按照古典戏剧的界定，只有悲剧才算正剧《奥赛罗》、《李尔王》、《汉姆莱特》、《麦克自》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红楼梦》的最大特色是高鹗按照曹雪芹的原意，一反中国古典小说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套子，写成了一个悲剧结局，令读者下泪。
那么生活中的悲剧是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希望的破灭。但我不希望生活中的悲剧出现，我不希望听到类似丑娃这样的人后来出点什么不测。
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可是在如今高科技突飞猛进，现代通讯与现代化交通缩小了人们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加之人口增加过度，地球真的变得小了，许多原来觉得神秘的事现在变得平淡了。我何尝不希望真的有鬼，真的有神，或真的有 UFO，真的有过像一些杂志上写的百慕大的神秘传说，甚至我多么希望一些装神弄鬼的气功师真的有那大的如他们自己所吹嘘的本事。但是，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未见者不敢相信。于是，我失去了小时候晚上乘凉时听大人讲鬼故事时的那样一种又怕听、又爱听的乐趣。加之当时仰观天幕的深邃，流星的明灭，草虫的鸣叫，流萤的飞动，使我感到真正的诗意是略有恐怖的神秘。而今，我失望的就是那一片神秘已逐渐衰减，原来以为有的，无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并不存在。尽管现代娱乐方式比我小时候多了好多倍，可是我却日益觉得情思的枯燥。加之，看到人世间原来以为美好的东西，后来就那么无情地幻灭、扭曲，我仿佛也受到了打击。
于是，我又抱着眼不见心净，耳不听不烦的消极心理，去维护或维持我原有的对人对事的一种美好赞叹。
张丑娃算不上当代英雄，代替张丑娃出现而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批人，毕竟会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企业家。我期待着张丑娃和经过现代科学知识熏陶的张丑娃们，创造出更加激动人心的奇迹来给我们看。
过去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的是出身于农民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羞于承认自己的农民的儿子。我也遇到过一些人，在谈话中如果说到他们的出身，都不承认自己来自农村，直到如今，比较文雅的一句挖苦人的话，就是：“你真农民。”其实，我们都来自农民，至今，保证我们能生存下去的基础还是农业，还是土地，还是农村，还是农民。
我记述了几位与我有过交道的人是农民，这是在中国，美国也一样。
卡特就是农民出身，当然他不是从南部的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的。在美国近代的几位总统中，从我这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对卡特最有好感，因为我曾采访过他两次，一次在白宫，一次在中国的钓鱼台。
1979 年伊始，我和同事们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的电视报道小组成员，先期来到美国，第一项工作内容就是采访卡特。此事我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已有过记述，这采访的过程以及我估访中的问题和卡特的回答，都只能从当年的《人民日报》去查看了，年深日久，录像带已经掉去了磁粉，这次采访的录像带我想看一遍也不可能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电视提供了最快、最便捷的记录方式，然而却不能长期保存，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当时在白宫见到卡特时的第一印象。
由于我们很晚才把问题提交白宫，白宫方面宣布原定上午 9 点总统的接见推迟 1小时。
这使按时到场的我们中方记者和美国一批记者挤在一起，等在白宫的一间大厅里，人多椅子少，当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也怪。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独家采访，只有美方一家厂广播公司的几位摄像和编导和我们一起采访，帮我们工作。其余近百位记者挤在那里干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进不去，也就拍摄不上，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采访，他们才闻风而来，问我什么，我都不说，就那么三个问题，说出来对他们又有什么新闻价值呢？
这是问他们总统的，又不是问他们的，于是他们乱轰轰地站在那里凑热闹，倒使我颇不寂寞。
当我最终走进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时，只见一张椭圆形会议桌放在大厅正中。我站在一进门处，忽然间在办公桌与墙壁的夹道中，走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戴着一副眼镜，年轻而干练，他向我打了个招呼，他一闪身，我发现卡特已走到了我面前。在电视上我经常见到他，于是我就觉得这位总统算是老熟人了，他憨厚地笑着与我握手问好。在这间引世人注目的办公室里，一位身着合体西服的美国总统，脸上绽开的是我似曾相识的微笑，这笑容像极了中国农村地头农民大叔的朴实的微笑，是毫无装腔作势、自然而然不加雕琢的笑。我浮现在心头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很农民，很平民化，很亲切。因而，顿时使我觉得外面的冰天雪地曾给我带来的寒意，此刻都被驱散了。这椭圆形办公室仿佛是我在北方隆冬中多次拜访过的温室菜田。
工作人员请我人座，我和卡特离得很近，紧挨在这长长的办公桌的一端。卡特仍然温和的憨憨的笑着，问我来美国几天了，是不是头一回来，对美国有什么印象，在国内时听到的与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学过多久英语，这次跟你们副总理（指邓小平同志）要去几个地方，我与他交谈对，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对着我们的三台摄像机，一台 16 毫米摄影机，几支话筒，七八位记者，和坐在一旁的三位白宫的女工作人员都消失了，仿佛我与卡特坐在阳光下（摄像机、摄影机灯光照射下有这一感觉）的地头促膝闲谈，有一搭设一搭，谈的什么或为什么而谈并不重要，而那谈话的感觉是温和的，亲切的，愉快的。人就是这样，他坐在白宫是总统，如果画面幻化成他坐在田间地头，就是农民。
当然农民只管那一块庄稼，而卡特要管整个美国包括农田，而且超越农田，他们还爱管天下的事儿，我何尝不如此。就当我坐在白宫面对美国总统之前的几年，我还不是正在没漆的水田中平整稻田，挨蚂蟥咬。那时，在田头与老农的交谈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交谈什么，说明什么都不重要，只觉得人生总要有和人的交往与交流来填充，这才是真真实实的活着。
“请正式开始。”这一声指令，使我重新回到我的工作状态。于是，我正襟危坐，换成不单不亢的微笑，庄严地说出第一句话，第一句在电视中的活；“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于是，我从沉浸在田头和老农促膝闲聊的感觉中，回到了世界级的政治舞台上，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应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卡特也收敛了刚才那随意的形态，而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的嗓音也实在应该列人田园风味的范畴，在声带的闭合上是有问题的，因此那声音的发出并不圆润，尽管说不上是沙哑，但也有一点磨擦声。
在外国政治家里，我从录音中听到希特勒那野狼嚎的语调，也听过发出金属光泽的男中音，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演讲声。但基本上没有装饰味的还是卡特，采访结束后，结束在 1979 年，凝固在 1979 年。如今隔了 16 年的岁月，当我再回想起白宫的一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我感觉到在塑料大棚与农民大叔亲切交谈的那一幕。
我是中国人，我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多投卡特的票，使他连任。当我从电视中看到大洋彼岸的卡特败于对手里根，看到在决定卡特政治前途的一刹那，看到他竞选连任告吹的时候，使我动情的是，卡特哭了，他妻子也哭了，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哭了。我好同情他，我不知道他全部政绩如何，也不知美国人对他感觉如何，我只觉得他很伤心。
从此，他又回到南部，回到那一大片花生田，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他下台后又来中国访问，住在北京时，还在大街上骑了半天自行车，这使我想起他穿着裤衩背心，在美国大街上和上千人一起跑马拉松，好像没跑完坚持不下来了。他很瘦，没什么肌肉，这么展示风姿有伤大雅，但我很佩服他的平民意识，然而美国这个大国能否推崇一种平民意识，就要再考虑了。
当时和今天遗憾的是，我和卡特的一段非正式的亲切对话，CBS 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肯编上，气死我也。我们提什么问题，用得着你们管吗？我的采访编什么内容，你 CBS 帮我干的，有什么资格干预，但没辙，录像带在人家手里，当时我们又靠人家帮忙，这个哑巴亏吃得真冤枉。
1984 年 4 月，里根来访华，我受命在钓鱼台采访。这次访华是里根遇刺康复后的出访，美方的安全措施使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惊弓之鸟。
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座楼房门口，有中国守卫，也有美国警卫人员，每一位进人这幢房子的工作人员，都要让他们检查，连机器也翻一下。我提了一个手包，也许我的神色不好，反正他们没查我，我走进了客厅，我和同事们还有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采访现场布置了一下，两个沙发夹一个茶几，放在有一巨幅国画《松树》的正前方，机器对好，灯光布好，话筒也通路试过。这幅松是岭南派绘画大师黎雄才的作品，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所以我感到很亲切。
里根的保卫人员，几个壮汉，站在厅内，手背在后面，面向四处。我心想，犯得上吗？这是我采访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没有过的事情。
一会儿来了四五位美方工作人员，在一位女士的指挥下，把我们布置好的座位迅速搬向一个墙角。我心中明白，这就封住了后面，有安全感，但也有点像成语“负隅顽抗”的意境，我们冷眼看着。等他们布置得差不多了，我就招招手，请一位美国使馆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过来，“哈罗”我手一招，他走过来，我问他，你们在做什么？他说，布置采访现场。找说，你们跟谁商量了，就把我们布置的环境给拆了，请你们立刻按原样恢复，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这个人倒是温和善良，他面有难色，指指那个女上，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对他说，你只管转达我们的意思，跟你没关系，他只好去转达。我说，我们中国人对待尊贵的客人一向要坐在正面，你把你们总统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会被中国人民认为我们有失待客的规矩，贻笑大方，只见他们嘀嘀咕咕，老大不情愿。那位面部瘦削的女士，连脸都涨红了，有很大的气似地把沙发狠狠推回原处，我笑笑对她说：“对不起，女士，这里是中国。”
我清楚记得，1979 年，当我们在美国一个会议厅，布放我们的机位时，一位美国警卫走来示意把机位放远一点儿。我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是邓小平副总理的随行人员。
他对着天说了一句：“这里是美国。”我想，这回我说的话，是向他们学的，只是语气和笑容加上了东方的人温和。
采访开始了，我离里根很近，但我觉得没有和卡特坐在一起时的感觉。
我们之间说不上疏远，也谈不上亲近，我问问题，他回答问题。我已忘记了都问过他什么，当时就没仔细听他都说了些什么，但我看到里根回答问题用了两台提示器，即他是照着屏幕上闪现的字幕来念出他的回答。他不明白，为什么把一位中国记者礼仪式的采访，弄得如此紧张？世界发生任何风云变幻，几乎与这次采访毫无关连。现在，一切犹如过眼烟云，观众不可能再记住那次播出的采访，里根也可能不会记得那次采访，而我记住的也只是在我的采访生涯中又添了一个内容。
当我后来向采访我的记者讲了这些往事后，广州一位记者发表了一篇叫《忘记了总统，记住了动物》的文章。意思是说，他们对赵忠祥采访过多少要人和采访过哪位总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动物世界》，因为只有十分具有知识性、欣赏性的节目，才给广大观众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才会引起百姓回味无穷的记忆，果真如此吗？我自己也是难于说清的。
这次采访的唯一收获是，我请人把我和里根坐在沙发上的全景拍下来，主要突出了那幅苍苍郁郁的松树图。我把这张照片寄到广州黎雄才先生处。
我想，当人世已轮回几遍之后，那幅苍劲的松树图，还一定保存得完好，而且它有可能记住有多少要人曾坐在它面前，说了多少话。
在电视台的长期工作。使我有条件目睹了几乎所在艺术界的大师、明星和后起之秀的演出风采。
我刚参加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每天晚上，不论值班与否，我都会在电视播出过程，看电视，或到播送室观看各类人员的演播。新闻、专题、文艺这三类节目构成了电视节目的整体，过去如此，现今也大体如此。其中文艺节目是需要全国的演艺人员直接参与的，电视台早期没有录像手段，所以不论任何形式的表演，小到一位演员说评书，大到一台几百人参加的晚会，复杂到电视剧那种多场景、多景别、多角度的切换，都无一例外，只能直播。
因此，无论哪位声名赫赫的大明星也只能亲临电视演播现场，在规定的时间与限定的演区内现场表演。咫尺荧屏，群星荟萃。我每天晚间，只要播送室有文节目的现场直播，我都会搬一把折椅，坐在离演区最近的摄像机旁，看演出，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票的位置，我从一个高中学生买话剧票和电影票都要算计的人，忽然来到电视台演播厅，尽情观看各位艺术家现场表演，这好像做梦一样，能看到那么多名流风采，心里的激动难以形容。那时还没有“追星”一词，也没有出现“追星”一族，但我的心情点“追星”味道。
我为目睹过这么多明星而骄傲。据说罗斯福外孙女一天问起母亲，“妈妈。
同学们说我外公是总统，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妈妈说：“孩子，这也值得你骄傲吗？能当总统的人很多呀。”连有个总统外公都不值一提，我只不过见到过那么多明星就值得骄傲吗？是的，在我心目中，一位艺术大师的精湛造诣不亚于一位总统的政绩。
我是在这样多年的观摩中，懂得了京剧的一板一眼，懂得了各地方剧的花色品种，懂得了许多剧目的精妙之处和许多流派唱腔的曲尽人微之点。
知道了什么叫手眼身法步，什么叫生旦净，末丑，什么是高品位，什么是一般般，什么叫绝活，以及这一身惊人绝技是由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而来之非易。从演员吐字发声、表演的投人和形体的优美到位，到演员在剧中的人物塑造和在演出中的非凡气度，各行各类，点点滴滴，形形人目，声声人耳，那群体的鬼力已溶入我长久的记忆。
各个门类的艺术神韵原本是互相渗透互相沟涌的，唐朝书圣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然后草书大进，就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做一件事情，成功的前提就是刻苦，在我接触的演艺界的朋友中，凡有些成绩，能站住脚在舞台上演出的人，没有一位不是刻苦学艺，认真做戏的，更不要说艺术大师们的一生是何等投人自己的事业了。在多年的现场观摩中，我受益很深，很难说清是那一点启示了我，又很难说那一点不曾启示我。
他们都曾是我的老师，无形之师，来行拜师之礼、免收学费的老师。
只是我并非是一个勤奋好学，一点即通，有记性与悟性的像样的学生。常言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年轻时仰观声名赫赫的艺术大师，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俞振飞、言慧珠、红线女、常香玉、李万春、吴素秋、赵丹、白杨、谢添、孙道临、王昆、郭兰英、楼乾贵、侯宝林、郭启儒、白凤鸣、孙书筠、新凤霞、魏荣元、马泰??数也无法数清的各个行当的精英国宝的艺术风范，只是以一个不懂天高地厚，看不到门道的眼光去恭而敬之地瞧个热闹。
后来，年纪大了，有了一定的资历，又有那么多机会与我年纪相仿的演员平辈交往，观摩欣赏他们的演出。这些位艺术家大多仍活跃在自己的舞台上，有的已登堂入室成为艺术大师，按文艺界较为亲近的称呼，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师弟、师妹。
再后来，前辈大师不少已然仙逝，健在者也大都告别舞台，后起之秀—一涌现，像毛阿敏、刘欢、韦唯、那英和不幸身亡的洛桑等。我托个大，把他们当成晚辈，他们也在与我亲切交往中，称我为老师或叫一声大叔，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一种压力，这就是小将的挑战。
我主持过 12 次春节晚会，每一次都与数百位老、中、青演艺人员共度除夕，在十多年中能结交往来密切者不下百位。
这是我引以为荣和无人能比的艺术观赏上的收益。在我的同龄人中，我在领略中国艺术名家风范的广博上，别人不可能再有我这样的经历。
从他们的对艺术的执著认真，从他们在表演时的气度和功力，从他们的吐字发声，从他们在舞台上散发的艺术气息上，我千百遍地暗自仿效，并有机会直接请教，这只是浅显的门道，更宝贵的是我一开始人门学习我的播音技巧，就领悟了“苦练”二字的含义。我接触的任何一位能在电视上表演的演员，都会告诉我他们练基本功时的刻苦和做戏时的投人。我于是在刚开始从事我的业务训练时，就有了一种自觉的练功意识。“要想人前显贵，心在人后受罪”。这句老话虽带有不合时宜的色彩，但这内涵、这合理的内核，是不能否定的。
于是在全面掌握播音业务基本功，诸如学习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关心时事，收听新闻。阅读书籍，增长见闻的同时，我对练声和练习基本功也下了一番苦力。
我的练声分成三个方面，因为我不是专职歌唱演员和戏曲演员，他们必须循着他们独特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必须按照师承传统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本门艺术特点去专一的训练。我是播音员，我一开始就为自己订下一个学习汁划，多方面学习，利用我当时的优越条件，投师访友，拜师学艺，博采众长。第一方面，我曾向我经常能见面的广播乐团的几位歌唱家学习发声基本功。视听视唱，循着钢琴音阶练唱，同时也开始识谱，简谱与五线谱，并在演播行的钢琴上开始了钢琴课程。上中学时，我已在业余时间学过一点歌唱发声和弹钢琴基本手法，到了工作岗位，这一个业余爱好就转成了必修的课程，这方面主要练习的是西洋发声法，同时学习与掌握了林俊卿大夫的咽音发声，主要是掌握气泡音。科学发音使我一开始播音就能掌握规律，沿着正确发声道路走完一生的播音路程。第二方面，我又拜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唱家王嘉祥为师，他是一位民族唱法的歌唱演员，他自己勤奋好学，摸索出鼻弹音与京剧念白相结合的吐字发声基本功。我跟他学了整整三年。第三方面，是学习民间演唱的说唱艺术，我学了京韵大鼓和单弦、贫曲等段子，有的练了几十年。如京韵大鼓《八爱》是我启蒙是练习的唱段。这是向一个比我还小四岁的说唱团的小演奏员学的。当年他拉二胡，学习伴奏，《八爱》这唱段，他也刚学会，我请他一句一句教。因为他年纪比我小，我学习时就很放松。如果去请教老艺术家，可能我会知难而退。想不到 30 年后，1993 年我把它搬上荧屏演唱过，还得到不少好评，石富宽第二天见我，他说他昨天看了我的演唱，他流泪了，为什么？他说在曲艺不景气的情况下，你这么投人这么热爱的一种表演，感动了我。但这种爱好，已不单是一般喜爱，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了我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因子，时时记起少年时的风花雪月，带有怀旧的浓情。“花明柳媚爱春光，月朗风清爱秋凉??”。每一句唱腔就是一幅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不独石富宽感动，还有一些位朋友也来信表示了类似的情感。
传统文化的延续，传递给我们的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每一点每一滴都沉甸甸、扎扎实实地带给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感觉，品尝这点点滴滴的文化片段，勾起我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骄傲与尊崇之情。这就是我至今在文化品位上带有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背景，少年时的练声，少年时的读书，给我的是灵魂深处的依托与自豪感。
练声就是熬时间，这就叫功夫，铁林磨成针的功夫，跟王嘉祥老师练声最大的、也是当时未曾觉察、后来逐渐领悟的收获，就是对艺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踏踏实实做艺的一种观念的树立。
当时王老师的宿舍在北海后门，我们相约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附近练声，我的同学们风雨无阻地从北海前门人园。这一段练声时光我写入了《昨夜星辰昨夜风》之中。
在练声过程中，最大的附带的收获是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一心学艺的朋友，有的成了长远的至交。当时我们和老师的关系，也是半师半友。都在新型的艺术团体，不是旧时代的师徒形式，但也不是现在课堂的师生形式。
因为除了练声，我们还成了生活中密切来往的、相互关心的朋友，我们这个练声团体在北海游客心目中一定十分特殊，因为今年（1995 年）在福州参加（元宵晚会）过程中，福州市委书记习敬平与我们聚会时，对我说起当年他曾经常看到我们练声，我对彭丽媛说：“我比你先认识敬平的”
习仲勋同志曾有一段在庐山会议之后受牵连的岁月，那时老人家还正当盛年，他每天也在北海散步，带着几个孩子，习总与王嘉祥老师相熟，每当路过我们这里，大家都会围上去，亲切地打招呼，有时闲话几句。习仲勋同志那时是国务院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交谈平易近人，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十多年以后，80 年代我有机会见到习总，他也亲切地提起这段往事，想不到敬平同志，当年还是个小男孩，竟也会记得那段北海相会的时光，我对他说起，王老师已然不在了。1993 年，死在家中，他身边无人，死后几天邻居才发现。我和一位朋友魏鑫一同出席了追悼会，想不到魏鑫也是王老师的学生，如今改行当了经理，我们也有点自责，由于忙，很久顾不上看望老师，此时未免在难过中留下遗憾。王嘉样不该这么早逝，谁也没想到，文艺界去了不少人，大家都赞扬他为民族歌唱艺术一生的辛勤，他并不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但他锲而不舍创建一套科学发声体系，并且桃李满天下。很多人，包括许多大艺术家，都曾与他研讨，向他请教。他诲人不倦，平日少言寡语，可对人热心，所以他的追悼会上来自各方的朋友很多很多。
我回想当年，一个小名小辈，20 岁不到，能承蒙许多前辈艺术家厚爱与提携，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裘盛戎先生与我交往不少，主要是我陪他举办京剧讲座，一同在电视里出现。那时还有一位昆曲大家白云生先生，我也是在电视讲座中陪同出现。他们讲述自己多年积累的艺术实践经验，谈戏曲的基本功与基本知识。我陪他们出镜，有时间有机会就去剧场看他们表演，裘先生在舞台上的峙若山岳的做派，那总领群英的唱腔，给我树立了至今难忘的有益榜样，我从那时起就下决心，只要我干一天播音，我一定创出一种与众不同，然而又受大家喜爱的播音风格。和前辈艺术家的接触，由于我年轻、没身份，不可能直接交流，建立平辈来往的友谊，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于我有益的为人与做艺的品质。裘先生面容瘦削，身材不高，可是在台上的压倒一切的气势，给我的鼓舞着实不小。你没在台下与艺术家交往，不可能单从台上全面领略一个人的功力。
我领悟到一个人调动一切手段扬长避短，所能达到的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这给我的启示是，只要肯吃苦，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我最后见到裘先生是“文革”前夕，在天津火车站。出站时，我们在人流中巧遇。
他对我很亲热，说：“我在一宫演出，忠样，晚上后台找我。”我没去成，因为工作无法离开，但那竟是最后一面，裘先生死于“文革”之中。唉！
通过白云生先生对昆曲的讲解，我带着开眼界的心情，经常晚上独自一人到长安剧场看昆曲。我发现昆曲十分优美，唱念做都很迷人、我看过多次侯永奎、侯少奎父子分别演出《林冲夜奔》，也看过侯永奎和李淑君的《千里送京娘》，表演的精湛，唱腔的婉转动人，给我十分巨大的冲击。丛光桓和李淑君珠联壁合的演唱，如《李慧娘》，使我感到那吐字发声的优美，不是人间所有。我最近见到丛珊，对她说，我年轻时经常看你爸爸的演出。在我投入地看丛光桓在台上演出时，丛珊要么还没出生，要么只有几岁。
那时有一出或叫《下山》，韩建成演和尚，记得是洪雪飞演小尼姑。这是做功戏，我记得他们的演出也十分精彩，那是我在台下看近的洪雪飞的早期演出。后来，我见她时，几次想对她讲出当年看她的戏的感受并核实她的角色，总没机会提起，谁知她也撒手人寰，再也没机会一提往事了。
我感觉观摩演出只能学到皮毛，不了解艺术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台形象，以及他们的追求，就不可能对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时的年龄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机遇，唯一能令我稍稍亲近的，是侯宝林先生。
我参加工作时，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怀着仰望的心情与他交往的。当然不可能与大师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为亲近，好在我们都同属于广播局领导。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由于他的存在和由于他的努力，使一两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那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次开怀大笑，并且那笑不是暂时的，而是回味无穷的笑意。众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从艺艰辛不易，等到我见到他时，已成喜剧大师。
大师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着头，不苟言笑，手提一个热水瓶，匆匆走来。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惊人绝艺就藏在身上，到了台上，那神采四溢，伴随着笑声四起，给人的艺术享受难于形容。
我早年只是当他出现时，我就尽量找机会听他与能有资格和他对话的人谈话。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说过什么，议论过什么，似乎难以讲清。他对我颇有好感。在干校时，我挑秧，他拉车，相视一笑。回来后，在一次《演讲与口才》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我说：“你刚才发言很好，很有生动感，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这么讲呢？”这是对我后来主持《正大综艺》的方式方法的启迪。艺术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还原生活中那牛动的、随意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艺术品位，这是侯先生对我的教诲。老爷子给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应外出，但只要我登门请求，他从未拒绝。
很多晚辈怕与他同桌吃饭，我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候先生讲起做人的道理有时不太留情面，我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敬陪一旁，引发一些侯先生喜爱的话题，听他侃侃而谈。
侯先生原来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并知道如何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绝顶聪明之人。听他相声精品，你会感到他已是一位学者型的喜剧大师，是他把相声从地摊上提升为正宗文化，使相声洗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样，把相声推到一个前所未所的顶峰。晚年他多次对我谈了他的忧虑，他担心相声会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摊去，当然，不无理由。
侯宝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规律。他走了，为我们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开的艺术作品。
他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他是艺术的巨匠，又是寻常百姓，作为生活于中国新旧社会两个时代的人，感受过艺人的新生，也饱尝过各种辛酸，他其实完全不去理会外部的声望，而怀着弱者的心态。不愿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集体宿舍和吃集体食堂，这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
我从很年轻时起，就不曾有过一味的单纯的玩耍，我玩任何种类的游戏，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锻炼我的思维与智力；第二，将来我的业务能不能用上。我接触人，从年轻时起，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对方能不能在某个方面对我有所帮助。我结交文学修养高的人，就时不时讨教古文；结识会唱歌的人，就跟他们起码学会一首歌；结识一些受锻炼的人，就让他们带着我或吸引我去锻炼身体。人以群分，真是半点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帮我，哪怕是帮我唤起对各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人，我是不可能与他们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着买好的饭莱，总要找一个能挨近我需要与他（她）有一番谈话的人旁的边，就在餐桌上，我学会与掌握了十三辙，什么人辰辙、发花辙、江阳辙、姑苏辙等等。说唱团演唱单弦的赵玉明在饭桌上给我抄了一个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她告诉我，你举一反三，按这 13 个字去套吧。赵玉明还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台上站立，怎么才能挺拔、精神。她说，只要把身体重心移到靠前的一只脚的前脚掌就可以了。这两项对我一生有用的知识，前后只用了五分钟就掌握了，但找到这样能坦诚相告的老师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钟，那要“众里寻她千百度”了。
对我有过启迪、有过帮助和指点的人，我不可能—一回忆，这使我想起，1994 年在上海与刘欢的一次对话。
在后台，刘吹和我谈起了我们曾说过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同学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以回忆度过平淡时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刘欢是年轻演员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歌声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们相处不多，但交情不错。
记得那是在沈阳的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谁要和刘欢聊天，一定会惊呼上当，因为刘欢生活规律与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间学习、工作、作曲，白天睡觉，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别人不好走，这等于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还不到睡觉时候，他邀我进他屋里小坐。进去之后，只有我们俩，我就说，刘欢，你怎么那么傻，不听我劝告。在 1991年赈灾义演中，刘欢参加排练后独自回家，剧组宣布除个别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场地集合，不派车接。而据刘欢讲，他没得到通知，以为他的节目取消了。晚上看电视，当董浩报到下一个节目刘欢演唱，而演员未到，他吓坏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载了一辆的士赶到会场，还是我们帮他尽快上场，大致算是圆了场。可是，我对他说，对于今晚的事，如果没人找你了解，你不必自己去四处解释。他当时点头。
可是过了没几天，不知谁给他出馊主意，他去了电视台，要求与领导对话，并闯人电视台的一个会场。当时，一百多位处以上干部正在开会，刘欢一闯进来，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激起领导层公愤。大家纷纷指责文艺部，都是你们惯坏了歌星，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是的，你就是进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售货厅，找人家对话，也要打个招呼，何况闯进堂堂国家电视台呢！
于是刘欢很久没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这倒没有所谓封杀他的指示，只是没有人会想法用他，他听了我的指责，没作什么解释。我们就聊起了别的事，谈诗，谈文学，谈钱钟书，谈林语堂，谈鲁迅，谈歌曲、音乐、谈法国的浪漫情调，谈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氛围，总之，谈得津津有味。我对他说起一个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学，他已在这个山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见到我谈起许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学往事，并郑重地递给我一份我同班同学名单。他说这是后来回忆写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学名单，只缺两位，他说记不起来了，拿到这份名单，我深有感慨，我和刘欢在谈到这一点时，都很激动。
当一个人对前景不复拥有进取的奋进之心，当一个人到了一个他难于适应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会一味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用青年时代无限美好的时光来填补眼前的平淡得难于忍受的时光。这时，时光不再前进了，凝固了，岁月的新的变化已对他没有了意义。真是这样吗？我的同学，我少年时的伙伴。这种在交谈中的猜测，震动了我们俩，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与刘欢分手小睡一会，赶加北京。过后，我忘了那次谈话，还是刘欢在上海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并很感慨。
还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心情很难平静。那是在 196O 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头，哦！是一年前与我同去电视台应试，最后剩下的四位中的一个伙伴。我见到她很高兴，她也很高兴。但是她问我一个问题，我却无法叫答，她说；“电视台为什么至今也不通知咱们，到底结果如问？”
我那时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为她看不到电视，因为 1960 年老百姓家没有电视机，她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等待电视台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里很慌，也很难过。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诉她，你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选者。不能，即使再婉转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来想与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后来她在期待中过了多久，当她日后在电视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后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应试的那个 17 岁的”男孩，但愿她不要生活在那记忆与不可能实现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忆往昔，在旧话重提，在追忆那么多的人和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是一种怀旧。
一是不是我也会陷人对往事无尽的追怀？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还要做那么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断涌上心头。我不会停步，这是我的内心的驱使，也是那么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们曾做出的辉煌成绩的感召。
路是没有尽头的，人生还会有巨大的风云变幻??
写于 1995 年 10 月北京、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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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师半友书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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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黄胃、范曾等画家的情谊
我从小就喜欢绘画，记得家中来的客人还曾经拿走过我的“作品”。我今天回想，大概人家决不会拿去珍藏，极大的可能倒是给自己的孩子看上一眼，告诉他们要加点油，也做点值得让家长高兴的什么事。
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坐在桌前，用铅笔在随便什么纸上，津津有味地勾勒出一只蚂蚱，我太喜欢蚂蚱了，从有记忆开始最早的情景就是姐姐给我逮住一只青头蚂蚱，用一根白线捆在它的胸部，让它爬在一根竹筷子上。
我至今一旦看到那雄健异常的蚂蚱，仍会激动。也许因为小时候，常常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向爬在草地上的蚂蚱掩进，离得越近，心儿越怦怦跳，然后突地用手扑向它，十有九空。蚂炸身体的各个部位长和矫健优美，两条大腿无论绷紧亦或舒展都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因为一年中只有盛夏与初秋才看得到它们，所以就想用画画儿的方式以慰想念之情，那时候哪懂得蝗灾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呀！
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过美术教授的指点，幸何如之。
那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光，下了学我经常到一位姓文的同学家里做功课，他家住在美院宿舍，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美院教授。文家有三个孩子，我和他们一道做完功课并玩耍过后，常常会静静地在他们家的一间大屋子里画画儿，文伯伯、文伯母有时就指点指点我们，从那时起，我就很认真地开始画人像了。
一天，我回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谢大爷问我最近放学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就十分自豪地告诉他，我在学画画儿。老人家很高兴地问画什么内容，我说，我正在练习画人物，并引用一句新听到的我以为他绝对听不懂的名词对他说：“我们画模特，我们的模特儿是同学的小妹妹。”谢大爷立刻皱起浓浓的眉毛“咦，怎么能让同学的妹妹做模特儿？”
我那时根本不懂模特到底应该如何注释，也不知道西画在画人体时的模特是裸体的。
在我向谢大爷解释的过程中，以及从他的讲话中，我才弄明白了，在美院的宿舍中听了那么久的模特儿这个词的多种含义，我们那么小，怎么会去画人体呢？只不过有时求小妹妹安静地坐一会儿，我们画她的头像。
我大概天生不能对画人物人门儿，我怎么也拿不出画昆虫的劲头来学好这段业余课程。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再后来干脆就搁笔不学画画儿了，我的同学以及还有几位常去他们家的小朋友，以后真的成了专业画家，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懂得，学一样东西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否则会一事无成，还瞎耽误功夫。我在他们家“人乡随俗”，很快学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们全家都讲四川话，我不知不觉也跟着讲起来了。学得快，忘得也快，四川口音早就一点儿也捡不起来了，要是在他们家学一口流利的外语，以后省多大事，有多大用呵。可惜不是外语，只不过是我国方言的一种，倒是半途而废的绘画技法，诸如透视焦点等等，终身受益，老大之后重握画笔，还算有点童子功。
从小学四年级以后一直到参加工作很久，我有过各类文、体爱好，但唯独把绘画这项儿时的爱好冷落了几十年。重新点起我对画的爱好之火，并又重拿画笔已是 70 年代末的事儿了。与其说重燃旧时的热情是出于对艺术的向往，倒不如说是“文革”之后，在文化界首先被珍贵起来的是画家，人们开始以价值观，或干脆说以谁的画标价高而看重谁的作品，社会上不少人以求得名家的作品为荣，有的真会欣赏，有的干脆就是附庸回风雅。
只要我早一天重燃往昔的热情，我都会更早地结识许多位画家。因为，“文革”后，电视台曾多次组织画家、书法家进行笔会，为他们录像、播放他们的专题节目。可惜我重人此道太晚，记得 80 年代初。全国近百位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聚会北京，聚会中央电视台，我因工作和他们有不少次接触，但根本就没有开口求过哪位一幅墨宝。其实，有时不开口还算有些失礼，开口相求，人家不一定给你，或虽放诺给你，不过是一句托词。
但我相信如果谁都不向某位画家求画，他未必高兴，别看他口头上多么烦别人要画，如果真的谁也不去开口，他也会很恼火的，这跟我们在台上演出完了谁都不鼓掌差不多。
反正你求画儿人家烦，你不求他，他也未见得高兴。
“秀才人情低半张”很多人都在背后说范曾如何如何，但第一位主动送我画的就是范曾。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很有点名气了，而我那时的知名度，不能跟他相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们相遇、交谈，还很投机。后来他给我来过一封信，邀我去他家做客，那时候通电话都很难，我们家有电话那已是后话了。在接到范曾来信以后，我犹豫了很久，我很少到人家家里做客，再说他的住处离我们家又很远。实在不方便，那时候北京没几辆出租车。
拖了很久，又一次见到他，他又一次相邀，我就去登门拜访了。
一进门，他笑容满面，立即在画案上铺好纸。四尺对开，提笔就画，边画边聊天，勾线、设色、题款、盖章、画好了，又替我卷好。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于是告辞。
他出门送客，返程路上一我觉得这不像串门做客，倒好像我上人家订做什么东西似的，而且立等可取。
以后，一来二往我们就很熟悉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再以后，我也开始技痒，也铺纸弄墨，不过那绝不是受他启发，也不可能受他启发，因为我自幼就与人物画无缘，不是不喜欢，而是学不来。
再以后，我和范曾合作画过多次，大约有十多张作品，算是友谊结晶吧。
以后，他出走巴黎，消息传来，我很吃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感到难过，失去一个朋友。
当然，据他说是真的特别寂寞，他又回来了。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我对他的文才十分饮佩，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惊人的记忆力，我根据自身的情况估计，他早年下的功夫是很苦的。
记得 1982 年在密云水库，我们一起做一个电视节目。他对我说过一段话，他说，画分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四品，已成大帅，凤毛欧伯；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人看到。负一品，不知企为何物；负二品，看之愈久，离其意远；负三品，与美不共戴天，在艺术的审判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属于这九品当中的哪一品呢？”他颇为自得地笑着说：“哈，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
当我开始弄墨时，有一次我画了两头驴，黄胄先生补了一头，范曾又添了个小孩，最后黄胄落的款：“俯首甘为孺子驴，忠祥老兄醉笔画驴，范曾补孺子，黄胄戏题。”那天，大家难得相聚，又很开心，我设了个小局，那就是用淡墨画了两头驴，这样他们好给我修改，给我添枝加叶，那两头驴上也有黄胄的笔墨。我至今珍藏着这幅画。
有一天，在大庭广众，范曾又神采飞扬，高谈阔论，“忠祥还真有人缘，我们两位大家给他补画，他画了两条小丑驴，黄胃补了一条驴，我添了一个小人。”
可见，他认为我连正一品都不够格。不过，我当时真是刚人门儿，不如现今水准。
今年我的一张泼墨四尺整纸骆驼，参加了广电部电视界画展，还得了优秀奖，今日之笔墨当不可与早期同日而语了。
我早已仰慕黄胄的画风，他用墨的神韵依我之见，当代还没人能与之相比。
我第一次与黄胄相识，是在“邓拓藏画展”上。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按照邓拓生前遗愿，把家中藏画捐赠给国家。丁一岚是播音界前辈，她在延安播音时，我才出生不久。这次藏画展我当然要去参加。那天，黄胃、周怀民等著名画家也都出席了画展开幕式。黄胃手持一根竹杖，头戴一顶墨色羔皮帽，与两道浓眉配得极有派头。他进人大厅在签到簿上，饱蘸浓墨，潇洒遒劲地签了名，我于是不好意思再签名了，因为我的字太寒碜了。
展览后，丁一岚大姐设便宴答谢几位邓拓生前的画界朋友，黄胃、周怀民都出席了，我作为了大姐晚辈也在其中。席间，黄胃谈兴颇浓，高席评价丁一岚捐画义举，我当时真的并不能理解邓拓这一批藏画的无可估量的价值。几位大家谈笑风生，我敬陪末座，洗耳恭听，不时插问上几句自认算得体的话题。
在席间黄胄给我讲了这么一段往事。他法当年挨斗去了干校，那时叫他“驴贩子”，“你不是画驴吗？就叫你喂驴。”整人的人太傻瓜了，这在他们心目中带侮辱性的惩处，践踏知识分子尊严的招术，哪知道对画家来说，适得其反，这是派来了一批“模特儿”，给黄胄一个绝妙机会，朝夕观察驴动作的千姿百态，以及摸透了驴的犟脾气与吃苦耐劳时表现得低眉顺目的性情。驴的眼睛其实是漂亮极了，食草动物大都有一种柔顺的目光。
一天，黄胄赶着驴车进了前门大街，记得他自己说是路过全聚德。他把驴车一拴，进了饭店，饭店领班的认出来了，“哟，怎么着，出来啦！”黄胄告诉他这是进城办事，马上还得回农场。服务员给他找了一个单间，黄胄掏出钱来，“就这些，您看着安排。”不一会，端上一只烤鸭，半斤饼，外带一瓶老白干。在农场受累的身子，受苦的肚子，难得改善，来了个风卷残云，酒足饭饱，告别朋友们，出了门，一抬头，糟了，驴车不见了，准是没拴牢。
黄胄一想，坏了，驴车要是出了事，或撞了人，这罪过就大了。一路小跑。这跑是有学问的，马路通南北，倒是往哪儿追呢？黄胄心想肯定往出城方向走了，老马识途，驴是马的亲戚，估计没错。跑了一段路，唉呀，谢天谢地，在一个警察岗亭外拴着呢。
黄胄赶忙向警察又道谢，又解释，又承认错误：“我是一名犯错误的干部！跟不认识你的人说这个干嘛！刚才肚子饿了吃点东西，不小心驴跑了，太谢谢您了！”警察把驴车还给了他，他赶上驴车一路轻松松回了农场。
说起当年黄胄“解放”，还亏了周总理。当黄胄被关在农场改造时，他几经折磨，已看不出今后还有什么前途。这时，周恩来总理提起了他，问：“黄胄在什么地方？”当听说黄胄在农场劳动，周总理说：“让他画画儿，在农场干什么？画画儿还可以为国家创汇嘛！”有人把这如春风送暖的喜讯捎给黄胄，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兴高采烈，长出一口气。这时，管他的人也握着他手说：“其实，你早就没事儿了。”当初，黄胄写多少份“交待”材料，也过不了关。这时，他不写了，可是总要有个形式，大家好下台呀，干脆，由管他的人起草，黄胄签个名，就算恶梦已醒。提起这段事，黄胄绝无怨恨之情，只不过一笑了之。
我非常佩服黄胄的刻苦，他笔下人物、动物、花鸟，千姿百态，而且无论什么主题，那画面上首先扑出来的是火热的激情，对生活的向往。尽管黄胄由于当年挨斗脊柱有伤，至今不得不手柱拐杖，但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热情。疾病折磨着他，他以病痛之躯挥毫讴歌生之快乐，这是何等崇高的人格。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但他的内心充满了一个强者的朝气，昂扬、不屈与奋发。唯其如此，他的画卷给人的不是梵高的生与死交炽的激奋，也不是石鲁晚年的狂放，更不是八大的孤傲与无奈，我总感觉黄胄人物画与鲁本斯的物画有哪一点相像，中西画派不同，但那饱满的构图，与大气的回荡如此沟通，黄胃的画面，墨色是那样奔放多彩，彩色是那般浓淡相宜，几乎你闭着眼都会感到画面上生命冲激。“生命即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是有黄胄作品为例当更能丰富他的理论。
看黄胄的作画，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他落笔犹如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挥毫那力挟千钧的气势，勾线那稳如泰山的感觉，使我悟得了一个主持人在台上应有的气度。黄胄作画的过程、你会感到那围绕着他的气场是旺盛。他的画儿漂亮，画画儿的神态动作也漂亮、帅。
我就是多次看他作画以后，才萌起画中国画的极大兴趣。
因此，我把我的这位朋友，称为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我并不是拜师学艺，只是耳濡目染，自己操练起来。我绘画，没有基础，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再从 ABC 学起，从素描开始，既来不及也没必要。我只算个票友，从不想成画家。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样样都能学好，我的主要精力已献给了主持人工作，其他的就算是修养吧，我画的不行，可看的不少，懂的也不少。经画家们一点一滴给我指点与讲解的可比一般人多多了，因此，我可以很投人，很内行的主持中国绘画节目。
黄胄予我半师半友之友情，我也就经常为他的事业尽点心，绝不推倭，而且又不容辞。他晚年心血，扑在炎黄艺术馆上，我和倪萍是他的公关代表。
1994 年元宵晚会，倪萍主持一段节目，剧组去拍摄炎黄艺术馆和创始者黄胄先生，倪萍打电话给我，说黄老师希望我去。我二话没说就赶了去，我记得在电视机前，我们开个玩笑，我说倪萍是我学生，黄胄是我老师，倪萍你管黄老叫什么？叫师爷，可不是鲁迅先生讲的，人家称他为绍兴师爷，那是刀笔之吏，咱们这是艺术的继承关系。当然，管黄胃夫人郑闻慧叫师奶奶了。
我铺了个六尺对裁，故技重演画了六头迎面跑来的小毛驴，黄胄高兴得除了帮我修整之外，又添了两头，末了题了个与赵忠样合作的款送倪萍。
黄胄原姓梁，《红旗谱》作者梁斌是他堂兄。梁斌也开始画画儿子，并在前几年与黄胄在民族宫举行了兄弟联展。可见黄胄绘画还有传染，凡经常观其作画者，心有所得。
周怀民老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我几天不去看他，他一定想我。有一回听说他病了，我赶忙去中日友谊医院看他，他见了我，盯着我说不出话来，旁边的人都说他太激动了。
我承蒙他厚爱与关心，他也逢人说忠祥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其实我虽没拜过老师，但心底一直认为他是我可尊重的师长，我敬重的尤其是他的为人。
周老待人的诚恳，诲人的不倦和宽厚的心肠，实在让我觉得他是一位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大好人，老实透了的人，是我的楷模。
周怀民先生早年曾在南京美专做教务长，张大千先生都算他的下属。
二十多岁时，怀民先生的作品就享誉大江南北，早年他的展览一开，孙科必来，倒不是私交，而是周老的水荡芦苇画得非常线腻优美、恬淡。我看过他早年作品，那真是展卷伊始就让你举得天风徐来，湖水微波，芦苇摇曳，那笔触亦工亦写，布局错落，若无天人合一忘我之境，断无此作。
惜哉，周老今年年届九十，大病初愈，否则我必请老人家做《人与自然》的嘉宾。
早年周老雅号周芦荡，晚年他画的更色葡萄与彩色葡萄更是粒粒传神。
他给我讲解他对葡萄的枝叶布局以山，水画手法处理，苍劲老道的枝、藤、叶、蔓和串串欲滴的晶晶硕果，湿润与干枯，飞白与晖染相映相衬，笔触凝而不滞，枯而不涩，清而不薄，使画面饱满而生动，既极富传统功法，又糅合西洋技法。老人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故晚年又获周葡萄美誉。
周老常对我讲起与张大千的一段交往，大千先生我无缘得见了。大千先生生前是极为豁达之人，他临八大、石涛可以乱真，而他自身的功力，人物、山水、花鸟都雄冠一时，想来什么时候也不会为生计发愁的。周老是个不善交游的本份之人，在北京时的一段生活清贫。旧社会的画家有几个有钱的？穷和画家结了许久的缘，穷画家就这么叫出来的。梵高临去世时，究途潦倒，而现如今谁能得到他一幅画，价可千万美元，这人世有什么天理！黄宾虹生前，虽与白石老人并称，北齐南黄，可是据老人们讲，当年谁若看望他，向他要画，他高兴极了，绝不认为人家向他要钱，如今在他身后一幅作品十几万，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信奉唯物主义，也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之说，但生不逢时的感怀有时既使我激愤，又使我悲哀。
周老大概也看透了这一点，1982 年老人将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我买来的许多古画，包括宋、元、明、清诸多大家作品，捐了。我就在周老家看过八大册页和赵孟俯行书长卷等稀世珍品。可是周老来个一锅端，全捐给了家乡无锡市，如今假如老人家拿出当年捐的几十件中任何一件作品，换个别墅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仍住在西海边上的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进屋，要是同时来三个客人，真是没地方坐。一个画案已把一间屋子填满，周老如果不是一位画家，而作为一个画商，有几个能有他的鉴别艺术品的眼力，加之他已有过一生几十年辛勤、精心的艺术收藏，毫无疑问，他可以在海内外称富。
历史不可以假设，人生也不可以再回首重新走过，保况，老人至今毫无后悔之一丝一毫的表示。
唉！可怜的老人，可爱的老人，也多少有点呆气的老人。
话茬接着说，当年周怀民先生蜗居北京，张大千登门造访，一看周先生正在燕窝窝头，“唉，”大千先生长叹一声后说，你就吃这个呀！走吧，上我家，周老念念不忘大千先生的这段情份。他还说，张大千亲自烧莱，大千先生说：“我第一是会做莱，第二才是画画儿。”周老说：“张大千做莱，起锅，油开了，先放盐，说这样香。”
我后来也这么做过莱，算是得了大千先生传的一招吧，惜哉，画是永远没机会亲自跟他学了。
最近一次我去看望周老，他一定要我与他合作一幅葡萄。长者先，老人家开笔。他九十高龄眼不花，手不抖，仍坐在画案前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画得忘了时间。计燕荪伯母说：“老伴儿，你与人家合作，怎么自己画个不停呀！”周老仿佛没听见，仍一笔一笔兴趣盎然地落墨画下去。
我看得惊呆了，老人已然进人了物我两忘之境。
那神情犹如一位我激耕耘的世纪老人，真的，今后请不要截用默默耕耘这个形容字眼，这个句子是专给周老这样的人用的。
我感到在这小小的仅能插足的院落，在这陋室之中，生存着一位悟得人生真谛的老者，这位老者的胸膛里平静地跳动的是“专心作画，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心。
我家壁上挂着的一间立轴，是周老给我的一幅四尺三裁青绿芦荡。周老送我这幅画时才七十多岁，一恍就廿年了，当时他说：“忠样，这是我芦荡的封笔之作，以后，我想画也画不了芦苇了。”
我望着这幅画总在悟点道理，周老四句自题诗“罢钧归来不系船，江村日落正培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意思是人生固然有自己的规矩方圆，只要老老实实地去操劳，就不会有风险浪恶这灾，那就会永远保持一个宠辱不惊，水波不兴的境地。
一位朋友说，我命属土，当以水滋养。我生性也极懦弱，生怕在这风口浪尖上的行当中出个三长两短，每当看着这幅画，吟味这诗句，我就似乎踏实多了。
人生极像画面上傍着丛丛芦苇的岸边的一叶小舟，我已没有了到中流击水的豪情，只想在不在的方圆中任我浮游，在无外界纷扰的环境里，做“江海寄浮生，天地一轻舟”的梦。
知识分子大约有三个类型，一类是恃才傲物，嘻笑怒骂，这样的人往往容易招来非议甚至惹下事端，弥衡大约算得此种类型，他骂曹，即使斩首也青史名标，还是为了出名。一类是谨小慎微，生怕有点风吹草动，常言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可是胆小老实的知识分子即使从没做过专心事，以后也不准备、不可能、也做不出亏心事，他仍然半夜怕叫门，老实人的特征就是一辈子准备挨欺负，即使你再讲一千遍别欺侮老实人，但你看吧，那些地痞、流氓、无赖、小偷专捡老实的下手。神鬼怕恶人，为什么盗跖长寿，颜洲早夭，这谁也说不清。还有一类，也是我最欣赏的、但我自己却学不会的一种类型，即达观和乐观心态，笑口常开，千忧万愁对他无奈，这才是天生的乐观派。
古来文人有谁能当此典型，罕见的一位就是苏东坡。苏轼是一位伟人的文学家，伟人的诗人，他的词当然好得无可挑剔，唯一对他有点微词的是指摘他用典太多，有吊书袋之嫌，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了。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苏东坡，半夜说梦话也是经典，何况填呢。至于诗作，毛主席说的对，宋诗味同嚼腊，因为宋朝出了个朱熹，理学盛行，诗情收敛，但任何事情不可能没有例外。苏东坡的诗就是不让唐人意境的作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意境、美感可与杜牧比肩。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并不得意，屡遭贬谪，但苏东坡具有的是一种气死活人不偿命的乐观的天性。他的乐观真的不是故作姿态做给政敌看，要那样就不是他了。一个人明明被整得死去活来，心中诸般冤屈，种种疼痛，万般无奈，偏生要装个笑脸，那就不必了。装出一种穷欢乐，更让人看笑话。
而苏东坡，根本就没把势利小人当成什么东西。
他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相貂裘、千骑卷平冈”，他也真的如《超然台记》中所述“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揖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面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吃得那么槽，生活得那么苦，受了那以多的委屈，可是近年来，脸上胖了，头发原来白的现在也转而变黑。这不气死人也么哥？疑是他吃了什么仙丹妙药，这仙舟实际是他方儿，那就是神仙般的胸怀。不知老之将至，不知人生苦短，不知忧患与生俱来，但也绝对不是白痴心态，他是文化天才，他从不怨天，从不尤人，只要活着就不知什么叫优愁。苏东坡是千古豁达第一人，本文论及的是画家，怎么请这么一位大文豪呢？
且听我说，文亦对题，苏学士，不但才恋古今，他的书法已成一派，他还是一位画家。我看过他的一幅兰石图，那是在邓拓捐画展上，是一长轴手卷，后面二十余上各代题跋与印章。当然这场笔墨官司至今也未打完，一些鉴定家否定其真，直说其假，而邓拓等人包括周怀民、黄胄认为是真的。
当年邓拓藏画还是周老、黄胄帮他收集的，周老与黄胄难道就不是一流鉴定家呜？再说，说其假者只望其画一眼就定案。当然，古人有只要展开一寸之幅立辨真伪之谈，可那真假一定是天渊之别了。对这么一幅古画，说真的几位，天天看，天天守着画琢磨；说假的这边，只看了一会儿，那我作为局外人未免觉得，说真的未必确凿但证据丰富，而说其假者，太过武断。在真伪难分情况下，我个人持一种权且当真的心态。何必一定说它是假的呢，只要年头够，笔墨好，艺术十足够品位，你原来又没看过苏东坡任何一幅画，凭什么非说它不是呢？
就在这样的争论中，与兰石图同时出现的一幅竹石图流落到了日本。
能说，苏学士与我的这些位画家朋友无关吗？
我说苏东坡千古第一乐观人，并不意味着其他古人、今人都如李陵在番邦的那种悲苦心心，“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晨生听之，不觉泪下。”
有些画家也具有乐天个性，但我不可能展现得太过于细密，因为我不是凭长年的仔细观察与科学的鉴定来断言的，乐观与否至今用什么仪器也是检验不出来的，也量化不了，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了解来判断。
我以上介绍的几位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乐观心态，但我以为乐观心态的标志，应该像天女散花一样，把欢乐不要秘臧心头，要在灿烂的天际中散发出耀眼的闪光。
那么谁敢自己说，我是这样的人呢，还是我来评价别人为好，海粟老人首当无愧。
海粟老人在画界是元老级人物，我与他只见过几次，曾请老人家吃过一顿便饭，那年刘老已九十岁了，身体真是硬朗，据说他要十上黄山，大夫给他检查血压 80。”120，真是奇哉怪也！海粟老人一派乐天的童心。他的生平就没必要由我来介绍了，但他正是第一位创导画人体模特的中国画家，当年爆发一场极大的争议，可见刘老敢于人先的开明态度。
海粟老为什么如此寿比南山，据他自己说他是乐观旷达，心中放得下事,而且一年到头酷爱活动。
海粟老人还有一个厚道之处，就是他从不在背后说任何人的坏话，这是许多人的感觉。即使对揪住他不放的人，他也绝无微词。
老人一生爱去名山游。首选佳境就是黄山，刘海粟以 90 之高龄十上黄山，文化史上必留佳话。他爱黄山的奇石、怪松、云海，他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美的苍穹。黄山未曾蕴成诗文佳作，却成全了石涛之后的一批画界大家。
而刘海粟大师所感受的黄山之奇绝秀丽，不独落纸于形，而且体现在胸中的色彩观念，他的画卷，必有赭色偏红的松干，和宝石蓝的山巅。
蓝与红形成鲜明伟烈的光彩效果，跳动着爱美之心的美的再现。
因此，在千百幅作品中，只要有刘老的，那是凭感觉也能辨出的。
据海粟老人的学生说，海粟老人晚年曾对一位弟子讲：“人生即使百岁，到头来不过仍觉得一瞬间就过去了。人生是短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不过要记住，第一要体现人生创造价值，出生到世间谈何容易，那么一生要做些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第二要体现一种欢乐价值，人生也要享受生的欢乐，要尽量开心。不要愁眉苦脸过一生！”
当我听到这段话时，正是传来海粟老人在上海仙逝之际，有很多年不见老人了，我特地打电话给上海台叶惠贤，请他代我送一个花圈致哀。
老人享尽天年，恰值百岁，一生苦乐唯有自己心知肚明，但百年身已过，留给后人的是无数艺术珍品。还有一位健在的老人许临庐先生，这也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早几年我家距他家，骑我那辆破车顶多七人分钟就到，他住西便门，我住真武庙头条。我无论哪天，有空就去看看他，看他作画与写字，跟他天南海北的扯。
他的性格特别开朗，见我面反复说过多少遍：“忠祥，他要常来，人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朋友！”这个道理听着有理，实则我并不全苟同。有时没钱也就没朋友了。人情冷落世态炎凉，怎么既有钱，也有朋友就两全了，但这不是许老做人的原则。
许老还常念叨，人没有一辈子倒霉的，也没有一辈子都顺利的！这当然是合乎辩证法的。
但依我看许老是没有哪一天我见他时，他不笑的。
许老当年拜白石老人为师，是大师的人室弟子，据说，连老人家生活起居也都参与照顾。过去拜师，并不像现今的老师在墨板前讲授，学生在课堂上做笔记。许老是为白石老人铺纸研墨，观看大师作画。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不令人羡慕，何谓真传？此其一端也。
学艺术的主要是全身心的观察，全身心的投人，全身心的感悟。否则，只是听别人讲讲，自己做点笔记，学多少年也未必有进步。我辈无缘观看白石大师作画了，只能观其作品。但据我体会，观其作品一年，不如看其作画一会儿。落笔、蘸墨、布局、设色，手上的功力，全身的运作，以及面部的情绪变幻和目光的神采，再加上纸上的画意成形，那才是全方位领悟艺术是如何体现的，那才会明白大师一级的人物的与众不同。
我看不到大师作画，就看。师的作画，从弟子身上必然能寻觅和感知到师传的渊源。
但毕竟有所不同，许先生生性乐观，而白石老人严谨一生，或许，挥毫落墨带有自己的个性。可是落笔成篇，必有遗风，这遗风就是浓墨重彩，或者说，这色彩就是白石老人画面的灵魂，一般人自诩高雅，都不会大红、大紫、大绿的用色，视如此用包者俗。但是大俗之中蕴含大雅。白石画派，不仅造型灵动，而且用色艳丽，使艺术生命的朝气与活力，跃然纸上。发出生命的欢呼。
许临庐的画风是得白石大师亲传，加之自身领悟，表现得生动、鲜活与艳丽，而独具一格。他浓墨重彩、笔墨淋漓，但不是外行人用墨过饱，水份过多，而使画面虚浮无根的淋漓。这其中的奥秘，只有时间才能揭穿，只有多看才能明白，不是看作品。而是看作画过程。
一次，张君秋先生和我恰巧一同拜望许老，张先生也是我的前辈画友，他自谓张大胆，这是敢于实践的别名。张先生蘸墨后，许老一再叮嘱，水大了，墨多了。我想惜墨如金就是这么来的吧。“还多”。许老说，张先生就一次一次把墨汁在盛墨的碗边挤掉。
“可以了。”许老赞许地说，我想起，在黄胄先生那里作画，他也是教我多次本要蘸墨太多，笔不要太湿。
我们门外汉，总会把艺术的效果、纸上的温润，想象成枯笔时笔像柴草，翁染时如同用洒水车一样。不是的，效果的出现，是很讲究的策划与运营的结局，从效果去推断手段往往南辕北辙。
这就像我解说《动物世界》，声音效果是松弛、是气息为主，以情带声，凡是学我的人，他们不知道，我这种低、缓、松的发声，是在呼吸控制，以及声带闭合部位，加大力度的情况下达到的，正如用手拿捏一块嫩豆腐，既要拿住，又不能捏碎，需要有关肌肉群一致协调动作才成。学我的人，夸张了松弛，以为只用气音就成了。有的人故意念慢，以为慢是我的风格，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这篇稿子按他的速度是要念出画面以外的。因此，我体会到，感觉有时其实是错觉。而艺术的效果并不负责你产生什么感觉，哪怕是错觉。
许临庐的画风亦如他的人品，豪爽而通达。他的画掺在其他人作品中，隔上十米我也可以～眼认出，而如果有十几位画家聚在一起作画，隔着门，我准知道有许先生在。
因为他爱开玩笑，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有他不会寂寞。许先生还爱唱几口京剧，有时高兴了，再喝点酒，唱两声，满室生春。
很多朋友背后提起他，都会加上一句：“那可是个大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许先生最大长处是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甚至在很多人说某某不是时，许先生往往会对这位被人议论者充满同情、理解并真诚地指出他还有不少优点。那态度是与人为善的。“来说是非者，正是是非人”。我积半生之体会，认为的确是这样。有人煞有介事地对你说，某某在背后骂你，某某扬言要如何，你一定记住，骂你的不是某某某，而是你面前这个人。第一，他借刀“杀人”；第二，他不是东西。你既然似乎向着我，那某某背后骂我时，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为我力辩？背后骂我，我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耳不听，心不烦，你非要让我烦，这难道不是不是东西的人干的事嘛。
而许老这样的大好人，既不会在背后说人不是，也绝不在公众中传人不是，所以我没听到过谁说他不是。
有几年，我几乎是他家常客，甚至某一天，我忽然觉得，我的口音与用语，也受了他一点传染。画没学成，把对方说话毛病学来了，这可不好。
我所说的毛病并不是许老缺陷，他是老画家，有什么口音碍什么事，可我是播音员，要求工作用语的纯正。后来，我有一个原则，不论与谁在一起，我行我素，决不入乡随俗，跟人家学口音。
可惜的是，我们常来常往的日子结束了。他搬到崇文门，我搬到彩电中心，来往不便，特别是抽工作之空去看望他，已不可能，真是觉得少了点乐趣。
许老近年来也少参加笔会，有时见不到他会提起他，朋友们会说：“那是好人哪！”让人背后这么评价一声，一辈子值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当我翻阅刊印的画册，看到李可染先生的水墨写意山水画，心中总会有这种感想。当然，事实上前有古人的优秀传统，后面也一定会有更伟大的人才出现。这才是宇宙与人间无尽发展的规律。不过，今人要超越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谈何容易。何况，也许很多人，至今并未值得可染先生的艺术造诣与可染先生的“深于思，精于勤”的造化神功。
“天道同勤”，每当我稍有懈情，就会想起这句话。这四个字被可染先生刻成印章，作为座右铭。那给人以巨大震撼力的美丽画卷的产生，是经过何等艰难磨折才产生的呀。
勤奋耕耘，这是可染先生的做人准则，据他自己讲，他在四川居住期间，农村的水牛被他观察得仔仔细细，他那时起就画起了牛。画牛时，又引发了学习牛的不怕吃苦、不俗气力的劳作与奉献。于是“师牛堂”成了李可染先生画室的题匾。
我与可染先生坐在面对这匾额的沙发上交谈，算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染先生离开我们也快六年了，但那幕情景历历在目。
我拜访过几次先生的家，而唯一的一次长谈是采访。先生不擅面对镜头言谈，我就示意摄像师“偷拍”。我与先生交谈并对他说：“您先别管他们，他们还在准备，调试机器。”于是老人家放松了，我又向老人提些小问题，引发先生谈兴，山南海北、古今中外，以及为人和作画，谈兴很浓，老人家也很幽默，他对我说：“你要交学费，因为你看过我作画。”我说：“我再看十年也学不像一笔，您要是收费，那就包教到底，我每月工资全给您。”说笑间，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当可染先生问：“该录音了吧。”我说：“李老，我们已大功告成，非常精彩，学生们告退。”那次访谈录，我敢保证是最佳之作。可染先生那善良、朴实的个性，与艺术大师滔滔不尽的见解，都被记录下来了。
可染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匠，不仅是他吃苦，用心，有灵性。下笔如有神，还在于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没有理论的画家，最多是一位画匠，而李可染先生的绘画理论，是博大而精深的。
老先生倾其一生刻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无人能出其右他说过，他七十多岁到香山，对着一棵树临摹，这时有一个小伙子过来，说：“您都一头白发了，还从头学呀”。
老人说：“对，我就是在补课。”名扬海内外，一家千金的绘画大师，这样专注地写生，世上有几位？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可染先生人到中年，以石破天惊之力，扫荡种种保守画论，创出自己的水墨写意山水画，谈何容易。扫荡保守不是最难，难的是你要有辉煌的成就。否则，那扫荡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乱来。传统而保守的习惯势力比比皆是，当年我在走一条新路，不用朗读，而用生活中的交谈音量，用说的口吻解说《动物世界》时，有很多人，甚至许多朋友，都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人指责我，乱断句，带坏了播音风气。说这话的人其实自己基本功未见得扎实，我插过 25 年新闻，难道我不但断句和逻辑重音吗？更可笑的是说我乱断句的人，有的一辈子还没播过一条新闻。所以维护传统者，在各罗都会即有内行，也有外行。内外行一齐墨守着成规。我不明白，我播我的，你播你的，我碍着你什么啦！可染先生画自己的，你们别人画你们自己的，他又没上你画室用你的纸墨，你管得着吗？可是说说容易，干起来难。面对压力，大无畏地探索，走自己的路。
从我与可染先生的接触看来，这样一位温和长辈，何以有这样一种大无畏勇气，发人深省。
否定之否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自然万物与人间万象的运行规律。但一般书画名家，差不多都是由稚拙到成熟，然后再从成熟返朴归真形成稚拙的童体风格。好多名家晚年那笔触让人疑是雅子所为，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可染先生晚年书面进人的却是更为瑰丽神妙之境，那是从“草”到“楷”再到“草”的更高层次的浪漫笔触。从中期“积，合法”为主，到晚年“积墨”
与“泼墨”兼用。
望高山而仰止，在飓尺画幅上，把大月然造山运动的天崩地裂，水落石出，以及亿万年的生生不息的自然魂灵。用中国特有的笔墨，用心灵的感受去创造，去再现，使其巍然而立，这些画卷只好用神来之笔去形容与比喻。
我还是不能领悟可染先生的严谨刻苦与浪漫风格是如何结合的。一般观念上讲，浪漫就必然与随心所欲或“天马行空”成为一个家族，而可染老的瑰丽浪漫的画风却是以极严谨、极刻苦、极认真、极细腻的手法完成的。
哪怕只画一株树，必是从干、枝、叶一件件逐一完成，而最后以泼墨盖住所有的细心点出来的叶片，这在“聪明”者，绝不为也。既然最后浓墨一泼，叶于已然“全军覆没”，那开始还画叶子干什么？观赏者仔细琢磨就懂了，可染先生的这棵树与别人一蹴而就的一棵树，天壤之别，那厚重、那浓荫，让你觉得越看越有味道。
最近读了可染先生《论艺术》一书，我才明白，他的技法，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他对新的艺术语言，新的表现方法，新的创造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他说：艺术家对客观现实应是忠实的，但却不是愚忠。可染先生对一株树的表现，与对大布局的山水画是一样的认真，只有从具体、从局部、从个别出发，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艺术追求，才能在宏观上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天底下，大学问家都是先搞通一个问题，了解了一个事物的规律性，再研究另一事物，对把握客观事物的共性，也就有了借鉴，这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关于大山水的风格形成，可染先生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万县，暮色苍茫之中，看到山城房舍，层层叠叠，丰富而含蓄。他认为，如果完全画清楚了，就没有那种迷蒙的感觉了。经过仔细琢磨，他先把房舍与树木都画上，以纸本身的颜色为“零、度，使之与树木、房屋色阶比例为“零”与“五”
之比，这时房屋，树林都很清楚。然后，把最亮的部分—一加上墨色，直到原来的零比五变为四比五，这样迷蒙与含蓄就呈现画幅，达到了画家自己的观察与感受的美的意境。
从无到有，有无之间本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全凭启己的毅力获得。
我接触的是大师们的画论，但何尝不可以指导我的工作实践呢？
可染先生教给我们的其实是适宜于各个门类的通则。一个人有坚强的毅力，这个核力就要带强制性。人多少带有惰性、随意性。要强制，要吃苦，要锻炼自己的毅力。你不能说想做什么，而必须说应该做什么，强制久了，就形成了习惯。然后就能体味到苦中有乐。
事实上，世人在接受与欣赏任何门类的艺术之美时，往往把心理甚至生理上感受到的美，感觉到的那种逸兴、飘然、陶醉，当成创造这些美的人的本身的轻快愉悦。人们往往忽略了创造这些美的过程是何等的艰辛。
可染先生音容笑貌宛若犹在，他毕生的我们了解到的艰韧的辛劳与我们并不知道的他的苦心与苦功，都已溶入了他给世界留下的卷卷画幅之中。
人们将越来越会认识到他的艺术作品的价值与永恒的魁力。
我也许很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画家，但我已步上了一个自己献出多半生精力的职业。与画界朋友的交往，也许源于我小时候曾产生过的绘画梦，我与许多位画家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如果—一列举，那将成为一个长篇，但列举了几位，又不足以盖全我的笔墨之友和我所敬重的大师们的风采。
这时，那么多的形象而上脑际，他们的外貌、性格，他们的作画神情，他们作品的美妙动人，他们与我的交往，令人难忘。
其中对我有教诲，有指点，有帮助的师友还有董老，董寿平先生。他握双管写松针的神态，令人感到那优雅大家的风范、寿平竹已成了他的风格的代表。我和董老接触时，谈画少，谈语言与文字居多。董老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厚，无论人品、字画都有新时代文人字画的书卷之气，待人又是很宽厚的。有一天，在寒风中，我从农展馆采访回来，买了几头水仙，归途中顺路到董老处拜望，没料想董老正在作画。看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并因董老喜欢水仙，就顺便送给老人，刚要转身，董老却说：“忠祥留步，你送我水仙，我也送你一幅水仙。”董老画了一幅水仙图送给了我，仿佛还说了一句，他从不画水仙，还是久已未画水仙了。在寒风中，我手中的水仙头，已成为花开叶绿的画卷，心中洋溢着春天的喜气。
提起花卉，就想起福州老画家郑乃珧。他的双钧白描百花图谱，那仙姿玉容、百花争艳的春天，永驻这位和善宽厚老人的心中。那线描的功力，左近无双，我还与广东岭南派画家关山月、黎雄才二位都有过接触，尤其黎先生与我过从甚密。80 年代中期，他经常来京作画，是黄胄先生的好友。
他的墨松堪称一绝，有一次，美国前总统里根来华，我在钓鱼台采访他。
记得录完相，我一看，我身后是黎雄才先生的一幅松林图。正好又有采访里根时的照片，我印了一张寄给黎先生，我想这也算是我和黎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南京亚明、兰州王天一、北京陈大章。甚至包括许多业余书画师友，如谢添、凌子风、戏曲界的张君秋先生、吴素秋魏喜奎，我可以想到那么多位爱好书画，爱好这门祖国传统艺术的人们，半师半友慰我心。
与画家的接触交往，可以说是学习传统的一个机会。可染先生曾说过，学习传统，贵在直接传授，即所谓“传真”。间接传授比直接传授差得远。
大凡技艺上的事，往往文字不足以表达，你用 20 万字，不能教会打太极拳。
文章写得再俏，也不能说透艺术技法的微妙，有机会见一些有成就的大师，看他们画画儿，亲聆指教，其收获不是读几十万字的文章所能代替的。
我每当在难得空闲之时，静室一人，铺纸挥墨时，眼前就涌现出我画界的这些位前辈师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精湛画风，以及他们作画时的那雍容大度。挥洒自如的神情，这是我的人生以及学画的法帖，尽管我画得很丑陋，但我心中涌艺的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感和激情。
天赐我乐，幸何如之！
写于 1995 年 7 月赴莫斯科飞行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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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老教我运筹学
— — 1961 年秋末冬初地点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大演播厅。
我当时 19 岁，刚参加工作一年。在《电视台的客人》这个采访节目中，与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华罗庚一起交谈。对于我来说，刚出中学校门，就能和我的同辈人“闻名丧胆”，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大师坐在一块，这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我当然连称华罗庚为老师都不配，因为人家的学生起码也差不多是个副教授。我在中学时，数学成绩并不好，所以，我与他坐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离播出还有二十多分钟，我已和华老坐在一起促膝交谈了。那是原来最大的演播室，我们所坐的位置是一进演播厅北门，靠北侧的景区，一张茶几，两个沙发，基本是坐北向南，两台座式摄像机对着我们，一个大炮筒似的话筒悬在我们头上，我那时听说有个“运筹学”的名词，但到底是怎么回来，我真是一点都不明白，只知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句成话，于是，我恭敬地请教华罗庚先生。
华老，头发已然花白，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和蔼可亲、他开始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谈深奥的道理了。我想，也可能他谈的内容我一句都听不懂，如果再加上一连串的外文概念，那我就算听过一回天书，日后也好向我的同学们吹吹牛，听不懂也是一种资本。华老说：“我给你打个比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从东单出发，向西进发，到了西单，把货物卸下来。这辆卡车空着车厢往回开，到了东单装上货又往西单送货。这样从东单到西单它是拉货了。”对此，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还插了一句话，说那是有用功。华老问我，“空车从西单往东单开的这段路程，不是有点可惜吗？假如我们事先安排好工作，让这辆卡车从西单回来也装运物资，或者干点有用的事，这就充分运用了来回两段路程，而且并没有耽误原来的运输计划，这就叫运筹学。”我从来没有听过数学老师这么讲故事似的教我数学概念，我听了一遍，记了一生。
我那时是个极不称职的播音员，非正式谈话，我全部记下了，可是在正式采访中，华老谈了什么，我当时几乎没听见。因为我手中拿了一页编辑写好的采访提纲，趁我的采访对象讲话时，我反复背诵下一个提问的内容，因为那时要求播音员要准确无误地照着写好的问题发问。我问的问题很短，但是我比主讲人还紧张。有时抬头似乎与对方交流，装成在听人家讲话的样子，其实，心里还在默念着台词，同时也随时提心吊胆地怕人家已经讲完了这段话，我还没来得及准备提问，出现冷场。因为那时侯，中国过没有录像机，任何一种节目都是直播，我在直播中，往往比我的“客人”还紧张。幸喜我在这次采访之前，听明白了一个道理，遗憾的是，华老长篇的讲话，我一个字也没记住。
演播完毕，华老站了起来，亲切地拉了一下我的手说：“我必须立刻离开，周总理在大会堂等我。”我送走了他。当时，没想什么，就准备下面要开始的节目去了。
华老给我举的这个例子，我想忘也不可能了，我之所以牢记终生，是因为这个例子在我脑中已幻化出各式各样东西南北奔跑的空载、满载的卡车；我老在想，如何不使自己一生中的部分时光单纯空载，在完成一件事的过程中浪费了可能完成其他事情的时间，错过在完成既定任务过程中可能顺便完成的其他工作，学会一心二用，一心多用。当然，决不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而错过了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已按照华老教我的运筹学方法获得了多少好处，我会在运动时背着台词；会在背台词时练练身体；会在和任何采访对象谈既定的节目内容时，顺便从他们那里请教我正在一直思考的一些问题；会在开会时，抽空出去工作，在工作间隙中安排一个三分钟的电话采访，会在这三分钟采访中，再筹划一次将来的合作，然后再恰如其分，适时地在会议结束前回到座位上，犹如有的人出去方便一下似的。我也学会了再有多么重的工作压在身上，都不慌不忙，一件一件穿插完成，明白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个道理。我觉得，凡事都不能只在这一个阶段，这一个时间，产生排他性的思维定式，每小时、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不能一事在手，其他的事情全不理会。
现在，我再采访什么人，再直播什么节目，我都可以在完成台词的间隙中，考虑下一下节目的实施方案。除了运筹学之外，我也有一个原则，这就是该专心致志的，决不可心有旁鹜。这就是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一节最基本的功夫，使意力集中。因此，我也在纷繁复杂的过程中，学会了老僧人定般的凝重。在走上镜头前的一瞬，一心一意只想着第一句该说什么，决不再想第二句。因为第一、第二句话一块想，再考虑第五句话还有一个地方不熟，那这第一句话就可能出错。正如华老讲的运筹学的道理，来回都装货是运筹学，可是不能为了回程装货的。安排、根本疏忽了把第一次出发时要装的货给忘了，或装少了。运筹学的前提是保证完成各个环节的任务，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用到晚年越会珍惜时光，越会为自己在年轻时大把大把挥洒了时间而悔恨不已。但是一生之中，追求的目标太多，也会一事无成。多办成事固然好，但不能太多嚼不烂。运筹学并不对一事无成者负责，只是教给我们更多更好地量化管理，和给指挥者下决心一个依据。我们不是指挥员，一生都在受别人指挥。但我们的头脑可以支配与指挥我们自己。一生的光阴，一生的学习，一生的劳作，一辈子的生活，功名利禄，妻儿老小，哪一样能放下呢？
运筹学的朴素原理早在我们民间谚语中体现，如“磨刀不误砍柴功”、“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等。这第三句不应该理解为专为小偷准备的。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古代军事家早已在实践了。
后来，我又请教了数学老师，得知，运筹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兵营的食堂门前，放着两盆水，一盆是混有洗涤剂的水。专供刷碗用，另一盆是清水。则专为刷完碗后涮碗用。每天战士为了洗碗要排大队，这在战时是很不利的现象。为此，军营请来了专家。这位专家经过观察估测，提出，放三个刷碗盆，一个涮碗盆不变，从增置刷碗盆开始，排队现象消失。
从此，产生了运筹学，这么个小道理，还要请专家估算。
这说明，生活中的许多道理，凡人有时的确解决不了。如果解决不当，会造成浪费，也许我会出个主意，增加到各 10 个盆，那就用不了，就是浪费。
任何实用的科学原理，本身就溶在生活之中，不学运筹学的村野山夫，如我之辈，也不是不能找出点巧劲来，“省时省力多出功”。然而，学了科学道理，并以个道理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安排行动，就会更好，会事半功倍。
我这一生有幸接触了那么多的人。不论是直接与间接给我指点迷津，使我受到教诲，鼓舞斗志，唤起信心，抚平气愤，勾起情趣，燃起希望，引发向往，心满意足，知足常乐，奋起直追，不甘平庸，彬彬有礼，有理有节??
使我受益无穷。我感谢 CCTV 给我这样好的机会，感谢在电视屏幕内外这一生存空间所能结识、见识、结交、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华老是我一字之师，一句话之师，一个道理之师。华老已离开了我们，但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从他身上受益终生的恩德。华老可能并不会知道，当年那个 19 岁的男孩子，会把他的一席话，用来指导一生。
写于 1995 年 10 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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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我生命中一段时光
在我的一生中，如果不提曾在干校中的一年半时光，那不但在生命过程中失去了一段记忆，留下了一段空白，而且会使干校以后的许多经历和人生的思考都失去一步重要的阶梯。在我 1988 年撰写《昨夜星辰昨夜风》时，本想在这篇回忆录式的文字中。写上一笔干校的生活经历。可是，总觉得不好提笔，当时，也有一个顾虑，就是对这段大家都经过的历史怎么认识，在那以前，我记得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有他回忆于校时的收获，这篇文章我好你看过，又好像没有看过，但清楚地记得一篇评议的文字，指责这位老人，昧着良心去歌颂一种苦难。也许我仅看过这篇文字连带引文吧。我是一个怕事的人，唯恐也会招来非议，于是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就少说为佳，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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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之中说干校
在随摄制组外出的路上，尤其在长途乘汽车途中，书不能读，文不能写，只有说说笑笑，度过一段旅程。
“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既读过书，也喂过猪，和我的同伴们有着差不多的人生经历，于是有几次，在途中谈起了干校生活。
在干校时，主要是干农活，凡是去过干校的人没有不干点农田活儿的。
这次话题是看到窗外田野间劳作的农民引发的，因为我们都曾这样劳作过，所以能体味此刻在赤日炎炎下农田里做活是多么的辛苦。当年，我们在干校时，若都只是体力上的辛苦，那还罢了，还有的一层是心中时常涌动的委屈，而那时又偏偏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特有的灵感，简直无从想象，这灵感出于何种心态。
当车窗外掠过田野中的一孔废弃的砖窑时，我忽然记起刚去干校的一句口号。我说，当时我们干校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跟这砖窑有关，“高温高速炼红心”。怎么讲？是这样的，刚到干校首先搞基建，盖宿舍、盖厂房，自己烧砖，自己施工。谁说知识分子不行，盖的房子整整齐齐，漂漂亮亮。
当时施工任务紧，很多人都拼着命干，当一窑砖刚刚烧好，还没凉透，就钻进窑洞往外掏那还烫手的砖，接着又冒着窑内高温往里码坯子，于是有人把这种干法总结成“高温高速炼红心”’。人可以练，心怎么炼法，就不得而知了。大家笑了，在笑声中有人说，知识分子的点子就是多，发明点口号，自己整自己。是的，当时并没有谁逼你这么干，自己乐意，还逼得别人也这么做，那年月人的思想有点失常，我想，这不过是为了表现能吃苦，自觉锻炼争取脱离苦海，早回城里，但也不应排除，有的人是真心的拚命干，拿今天的话说则体现价值。但这也正如鲁迅所说的“连吃西瓜都不主张平平常常吃下去”，一定要别出心裁，有点花样。人家农民几辈子下田，汗珠掉下去摔八瓣，但从来没听过这么多漂亮的口号。
那会儿口号多了，“50 米不抬头，10O 米不直腰”，这是割豆子时的口号。一长垄豆子，凭镰刀割，低着头，猫着腰，50 米不能抬头，100 米不直腰歇口气儿，这简直不是干活，是玩命。同样，这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做法，这就是这些并不情愿到这儿干农活的人，提出的自己整自己的口号。
提这口号的人，没见有一个人真的留在农村，他们最后一个个比谁都先回了城，但留下的人却被这不成文的条条框框所累，都非得那么干。
什么事只要提个头，总会有人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些更可爱的口号跟上。
比如：“架于车精神，啃干馍精神，一盏灯精神”。当时，干校有汽车，有拖拉机，提出这些口号的人，他要叫劲，要自己拉着架于车，当运输主力，几十里的路程，连男带女，都要这么拉着满满一车东西，吃力地走着，这叫“架子车精神”；如果外出，那就带着干粮水壶咸菜，有饭馆也不能进，这叫“啃干馍精神”；到了晚上，熄灯号响了，宿舍一片漆黑，这时，每个人床头都点上一盏小煤油灯，用空墨水瓶，拈个棉花捻儿，灌上煤油，亮起一点光，大家就着这点亮，读毛著，这就叫“一盏灯精神”。那阵，谁提出一个离奇的口号，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哄而上，奇怪的是这种口号的发明者，却不见经传，好像空穴来风找不到出处，现如今这位老兄自己在灯光通明的夜晚在干什么，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晚上，我邻床的一位广播学院的老师，读书至深夜，我悄悄拉人一下，示意，请把他正看着的一本包着皮儿的书递给我。出于信任，他递过来，我翻开一看是《诗的合壁》我特别兴奋，当时上哪儿找这种书。于是我借来看了好多天，也想趁劳其筋骨时。
增添点我喜欢的文化营养，有对侯也派得上用场，譬如出黑板报时，可以写上一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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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诗
在干校时，劳动之余的一项文化活动就是写些干校诗歌，干校诗歌的特点就是口号歌，只要押韵就成，越火热，越装进点大话越好。恐怕前面提及的几个口号，也属于这种文化。
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能干最基本的体力活儿。而体力活，看上去累，乍一干受不了，可是越干越能干，而且不离开这个环境越干就越爱干。
我那时年轻力壮，还不到 30 岁，小时候爱运动，这时正是能吃苦出力的岁数。
到干校一段时间，我能扛 180 斤麻包上跳板，一顿饭吃五六个馒头。
夏天，只穿一条短裤，肩上搭一条毛巾，头戴一顶草温干什么像什么。
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光就是当汗水一滴滴流淌，浑身发酸的时节，休息的哨子一响，我往草地上一躺，小风儿一吹，那个轻松与舒服劲儿别提了。
我有时真的想，在干校还不错，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担心了，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怕什么，只要不想烦心的事儿，过得一样快活、自在。
不怕连长脸色，你不服咱们练练看，土里水里跟你比比。插秧、收麦、打场、扛麻包、锄地，哪一样都行。我也不怕别人给我穿什么小鞋了，已到了最基层，难不成还往下放，挖坑埋了。于是我真的管他东西南北风，吃得饱，睡得好，不想烦心事儿。
干校周围老乡，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我至今仍怀疑这一定是干校里的人自己编的，拿老乡说事儿。其实也没什么有伤大雅的地方，顺口溜曰：“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这就是干校学员画像，这顺口溜和我们的打油诗一个样，顺口就来。
在干校第一年收麦子，夜里还到田里装麦草，我几乎都忘了有这么一段生活，幸好，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干校墙报上，当时要求每人都写，这是承载那个时代的生活与思维的打油诗。题目《收麦草》，原文照录，以示我当时的真实亦或虚假的心境：龙口夺粮日，干校人倍忙。
宁洒千滴汗，不丢一粒粮。
夜战七百六，战士斗志昂。
铁牛奔跑急，哨子笛笛响。
桑杈举麦草，五洲凤雷装。
穿梭快如电，欢声笑语朗。
凉风拂双鬓，露浓湿衣裳。
天幕星眨眼，河汗照大荒。
清晨回营房，笑脸映朝阳。
霞染金黄浪，千里新麦香。
在浓浓夜色中，星天云滚，四野岑寂，几十个学员，散在 760 亩麦田中，叉草装车，挥汗如雨，此呼彼应，声震洪荒。我那时，曾想过，多少年后，绝无此良机，无此体验，无此幸会。人生就是这样，如果诉苦，那就可以说这是非人干的活和非人的待遇，如果把这事当成一件生趣盎然的事，确实是趣味无穷。我感到在田野里，人们彼此隔得那么远，而与天籁、与大地、与地里的庄稼离得那么近，感到神秘而兴奋，感到心胸开阔，感到在尘世间的你争我夺是那么的乏味。我愿贴近四野，独享那清风，那草香，那月的皎洁，星的诡谲，独自感受好只有我感应到的田野的律动与心潮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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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安个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氛围，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的归宿。去干校是不得已的事，可是在干校如何生活，如何使自己能适应这段异乎寻常的生活，并从中找到乐趣，是另一回事。我想大家那时都一样，都在苦干苦熬中，寻找宽慰自己的门道。我那时去干校与后期轮换制是不同的，早先去干校的很多人，似乎已注定扎根农村。
还好，我去干校时正值年富力强，因此，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很像是一座体育学校，吃饱了就练，出汗了往干校边的河里一钻，其乐自己知道。我那时年轻，我的妻子也年轻，恰好，我们先后一起到了干校。
我们刚到干校时，夫妻是分开的，不知道谁出的这个馊主意，只有星期天我们才得空相聚。
后来，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家属宿舍。
一间 10 平方米的小土房，只有两副床板，我们把两份行李凑在一块，就在干校安了家。当时，真的没有任何抱怨，觉得这样也行，一天到晚照样眉开眼笑。人就是奇怪，到了什么境况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身体还健康，怎么也得活着。活着就得过日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是一辈子，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也是一辈子。
我们白天上班，各归连队下大田干农活。记得那还是个春寒料峭时节，一天我们去营房的路上，我妻子说，反正他们一会儿也要到这儿来，自己就卷起裤管下了水田，上身还穿着棉衣，那时候，我们全不怵任何累活。
我们的家，除了一把暖壶别的什么都没有，白天干完活从连队回来，手拎一壶开水，我们一起走回这间土房。
夏日夜晚，屋里太热，我们就拎个小马札，坐在离住处不远的水塘旁，一人摇把芭蕉扇，不时拍打蚊子，我们的老副部长徐崇华同志，是我的邻居，晚上也往水塘边一坐。
月光下大家，看着天上的云彩映在水中，看着萤火虫在野地里一明一灭，听着远处村落里偶尔传来的狗叫，乘凉闲坐，天南海北闲聊。一阵凉风过后，泡桐树的叶片摇摇晃晃，投在脸上的影子斑斑点点。夜深了，大家回去休息。后来，回到北京，每次见到徐崇华同志就感到十分的亲切，真像一场梦一样。
我和妻子从营房回来，如果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我们欣赏到了现在人很难领略的美景。在一条林荫土道两旁，一望无际，那明亮的月光，给这一方方水田，涂上晕柔的银色，美得令人惊异，稻子散出阵阵清香，那一片蛙声远近相应相叠，真觉得寂静与暄腾，天光与水光，融成一片神话般的情景。
这是我以后再也没有体会到的感觉。我知道，那片片水田如今还在，月色中仍是清辉无限，树荫应是更浓，蛙声依旧，只是有谁会在深夜中天天行走呢？
我们就那样走了几个月，从一方方水光粼粼可映星空的田野，到插上秧苗，到长成翠绿，到变得金黄，每天都过往于此石到生生灭灭的自然循环。
麦收之后，干校轮换学员，我的妻子先回去了，我们又把放在一起的铺盖分成两分，妻子给我留下了一些回城再也用不着的用品。两个人先回去一个，总强如两口子固守于此，因为，她先回城即是我日后回去的希望，当我们拆开两副床板，发现床下的土地上长出了几个蘑茹，这算不算好事多磨呢？没有难舍难分，一切依旧是自自然然。
她先回北京，我继续留在干校。
从家属区搬回营区，我独自一人住在了河塘边的小屋，当了饲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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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喂猪
我回到连队，没几天被分配去喂猪，我已经学会了干大田的所有的话计，可是从来没喂过猪。分配我去喂猪，我在班上表个态。我们班是五连八班，这个番号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们班有一位广东籍的女学员，她经常代表班上发言，她称呼五连八班是典型的广东味，五连八班经她之口就成了“五梁八邦”，我们就跟着这么称呼自己是五梁八邦战士。在班会上，我表了个态：“感谢连队领导把这样一项极其艰巨和极为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干。在公社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当饲养员呢？同志们，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仅青松岭里的万山大叔那样的老贫农。喂猪是我们连的机要工作，我再一次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同时也决心以养好猪、喂好猪的实际行动，报答领导的关怀！”
我发完言，大家都面无表情，只有两位女同志低着头偷偷笑。是的，这是讽刺，我离开播音岗位，下到干校，干完大田农活，又让我去喂猪，这本身就是讽刺。
不过，喂猪归属炊事班，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从班长到每位成员都是老朋友，无话不谈。
我一个人喂了 50 头猪，从粉碎麦秸，制作发酵饲料，到给猪看病打针，我都会了，猪其实是很聪明的动物，其性贪吃。冬天，我一早就去挑水，营房黑洞洞的，我打破井水的冰壳，挑回来水，烧上柴草，煮上饲料，等我挑着热腾腾的饲料往猪圈走时，别人才刚刚起床。
我那时有使不完的劲，一根扁担挑四只稠乎乎的饲料桶，手中还提了一只桶。走到猪圈旁，把五个桶放在五栏猪圈前。一窝一窝的大猪、小猪，都紧紧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睡得正甜。但只要我面着栅栏，把饲料往槽子里一倒，哗的一响，那些猪哄的一下，像是听到发令枪一样窜起身来，冲到田边，立刻呼噜呼噜大口吞着吃，真是好玩极了，我每天这个时候都会从心里笑出声来。来吧，伙计们，开饭罗。
每头猪从小到大，从瘦到肥，我一清二楚；每头猪的特点，脾气，我也掌握了。我手中有时拿一根荆条，一看到有的大猪霸槽，我就给它一鞭子，有饭大家吃，你为什么独占；有时我偏把这头不讲理的猪轰到一边，先让别的猪吃，一会儿它见我不注意，便一头扎过去腾腾地吞了起来。猪虽然食吃，却也挑食，如果槽子里放的饲料太多，吃不完，就拱来拱去，干脆不吃了。
所以第一次倒半槽食，然后用大勺子再一点一点给它们添。天凉有时饲料发酵得不透，没那股浓浓的酸酶的酒香气，猪不爱吃，我就预备一点精料如麦麸等掺进去，哄它们吃完。猪吃得越多，饲养员越开心。
等猪们吃饱了第一顿，我就洗洗手，换上干净衣服，去伙房吃早点了，连队战士们早已经吃完饭下田干活儿了。饲养员这一上午就图个清静，不过拉两车粉碎的麦草，回来装上缸，放上麦子，蒙好塑料薄膜，让它发酵。抽空就看书，记点笔记。一位老同志来干校时，是全家一锅端。他带来一套《鲁迅全集》，我一本本借来看，前后读过两遍。
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他所处的时代，遇到过种种人情世故，当看到一件件不平之事，他知他无懈可击的论战方法，以老到和锋利的文字，指东向西，淋漓尽致地把阴暗的事物和一批小人嘴脸揭穿。那时，我觉得鲁迅老先生的杂文，放之任何时代都所向披靡。读这些杂文，使我内心也由软弱而坚强了一点。喂猪的几个月，我正好尽情阅读，在我的小天地里，在那间堆满饲料的土房子里，我的心充实了很多。我那间小破屋，离营房很远。
冬天没法生火，屋子还四面透风，我想我之所以能很健康，很乐观的挺过来，一是我那会儿年轻力壮，另一个原因就是看了《鲁迅全集》后，我胸中似乎也在凝聚一股正气。我知道，我还要回到我的岗位去工作，今后的岁月还会遇到坎坷和不平，虽不可赤膊上阵，但绝不再忍辱求全。我决心，今后对任何事情都要敢讲道理。普天之下，任什么事儿都搬不过一个理字。这一段喂猪时光，孤独而不苦闷，寂寞却不伤感。
后来，连队里看我一人实在忙不过来，又派过几个人来帮我。白天大家一块劳动，晚上他们回到热烘烘的营房，而我一个人独守孤灯。但我却出奇的胆大，小时候怕黑夜，怕孤独，拍人少，而这会儿我一个人在远离大伙的塘边，听着西北凤的呼啸，有时，看到黄鼠狼从窗外溜进我屋，用绿莹莹的小眼睛瞪着我看，我也冲它笑，我那时真的是，无所畏惧，踏踏实实进人梦乡。
我们炊事班长姓毕，是师院中文系毕业生，来到干校当了伙头军。我几乎一点也看不出他胸中有什么文才了，倒是他的一手绝活儿，我至今不忘，连队几十个人的伙食他摆弄得有滋有味，没人不夸五连伙食好，主食、副食、炒菜、烹调，好像是久经训练的大师傅，尤其杀猪，整理猪下水更是麻利。
我是喂猪的，喂肥了猪是给连队改善伙食用的，当然，杀猪时，我不忍心看。君子远高庖厨，平时我也不怎么去伙房。有一天，老毕不知为了什么跟连里的领导吵了起来，气鼓鼓的坐在那儿。我一看表快九点半了，还没动静，中午还开不开饭呀，我到老毕那儿劝他，他脾气不好，别人不敢劝，我不怕他，我说：“老毕，连里得罪了你，大伙没得罪你，大家一会儿回来。
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理呀？”他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走！抓一头猪，今儿改善。”抓猪我不能不管，于是两位炊事员拿着一根杠子一副绳子跟我去了猪圈。几头一百多斤的猪，一见人要来抓，也不是善碴儿，它也要拚一下。所似，抓猪也得有两下子，两名炊事员不含糊，跳进猪圈，猪一下子急了，乱冲乱拉。我喊了一声，“闪开！我来也！”腾地一下跳了进去。可是，等我脚一沾地，一回头，两位小伙子已经怎么跳进来的，又怎么跳回去了，只剩我一个人面对五头愤怒的猪。我回头骂了一句，他们隔着土墙用绳子套住了一头猪，我与他们一块儿往回拉绳子把猪按住。这时他们才又跳进猪圈，一块绑，一块抬。猪圈里所有猪都大声呼喝，吵成一片。
把猪抬走后，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收工号响了。连队排列成行，回到营房。
一闻香气四溢，溜肉片，已经熟了。两个小时，老毕一人连宰猪、扒皮、开膛，收拾下水，分类收放。一头猪要吃三天，头天是吃肉，第二天吃排骨，第三天是猪头和下水。老华，我算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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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渔歌
我们干校在河南周口地区的淮阳，干校旁边有一条河，叫清水河。我敢担保，那时候，河南这一带绝无工业污染。到了夏天，清水河靠干校这一段，真是一个水上乐园。
干了一天活儿，傍晚在清清的河水里，痛痛快快游一趟，其乐也融融，于是我们的清水河成了干校一条宝河。
清水河里，鱼儿不少，可是没几个人会捞，偶尔捕来几条鱼，不够全连吃的，有时就几个班轮流改善。
到了冬天，河水中间还没冰封，但人们已不再去岸边围逐了，河岸冷清而荒凉。
一天，吃完晚饭，老毕到我的小屋找我，让我晚上跟他一块去下河捉鱼。啊！冬天捉鱼，但我心想就算去玩一回吧，就跟他拿了 ZO 条粘网，划了一条小木船，行出了五六里。
这一天，寒风刺骨，月上中天，照得水面一闪一闪。夏天的水波荡漾给人一种亲切感，而此刻四野一抹黑，一滚一滚的水波令人胆寒。小船漂荡，溅上船头的水结了一层冰壳。老毕让我划桨，他上了船头。我的天，这要掉下去，黑灯瞎火，水寒刺骨，又穿着那么厚的衣服，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呀，要是夏天，别说这么一条河，就是再大的水面也难不倒我，我曾当过民兵水上训练的救护，我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玩一样。可这是冬天，这是深夜，这会儿风大浪急，老毕指挥我划的方向，船成之字形荡开。他拦河下网，ZO面网横在河心，每张网约隔 ZO 米。然后，他又坐回船舱里，跟我一人一桨地划，一边划一边用桨使劲拍水，又用木桨敲打船帮，好在深夜里没人看我们出洋相。这么划了几个来回，闹了半夜。老毕说：“该起网了。”我划船，他起网，找到网头浮飘，提起来，一点一点儿拉，一点一点儿收。蓦地，哗啦一响，一条大鱼缠在网上，月光下闪闪发亮，哈，真有哇！我真不相信这时候能抓到鱼，可是真抓到了，这条网上就粘着两条两斤以上的鲤鱼。我们把鱼放到船舱，划向下一张网。一起网又是一条，可热闹了。我也上了船头，蹲在冰壳水，忘了掉进水里的危险，帮助拉网。只要一拉网，从手中的分量上就觉出有鱼没鱼，鱼大鱼小。好像有人给我们轰来一群鱼似的，有的网上挂了三四条，真是越拉网精神越大。我拉起网，看看冰冷的水珠滴进河里，在月色下银光点点，水声清脆，这时河面上起了一层雾，远处河水看不到头。
我只觉得网兜住了一个大家伙，拉起来一抖一抖地十分费劲，拉近一看，是一条十多斤的大草鱼，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淡水鱼，把网已弄破了几个洞。我们俩用力把这条鱼拉上船头，拚命压住，推进船舱，这鱼还用力扑腾，我简直觉得这不是抓鱼而是在做梦，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可千真万确。
第二天，全干校轰动，都一跑到我们伙房看鱼。七八十斤，全连一顿吃不完。我也成了有功之臣，而且我们深夜出船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
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上猪圈这儿来问我怎么提到那么多鱼，我说这没什么窍门，胆大心细就是了。
我继续喂我的猪，老毕继续炒他的莱，春暖花开之时，老毕，还有一位天天聊天的笑呵呵的老刘，都调回城去了。想起在炊事班，我们相处了一段时光，大家算是有缘分，此刻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妻子回城了，朋友也回城了，一年一度的春风吹绿了淮阳大地，我的小屋里，也不再寒冷，可是我的心却逐渐冷了。“春色恼人眠不得”，大有李陵当年慨叹，“身之穷困，独坐愁苦??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之感。我成了一名老兵，又来了一批新兵，这时干校生活已比过去轻松多了，没有了“高温高速炼红心”的那份拚搏，当年能征惯战的汉子们一批批走了。
他们是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列，含着热泪离开这里的。当年，他们在这里含辛茹苦，奋斗拼搏，他们也曾心怀不满，发过牢骚，口出怨言，一边劳动，一边盼着能重回家园，重操旧业，脱离这片苦海。可是当他们真的返回，告别这片洒下过他们汗水，告别这片由他们亲手营建的宿舍，告别这块也许暗暗滴过泪水的土地，是兴奋、是激动、是留恋、是难舍，总之，这时，他们百感交集。新来的人，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哭什么，哭给谁看，不愿意走就留下，这种感情，过去、现在、未来都很难说清，谁也说不清。
在干校有干校的苦恼，回城有回城的困惑，那时回城之后，缺少的是热烘烘、乐融融的气氛。所以至今，去过干校的人，特别是在干校多年的人，有时会这么说，当年，我们多单纯，也曾多么的充实。这不是假话，也不是随意说说，这是一种无法说清的一段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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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我
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里经受怎样的苦辣酸甜，都是能够对付的。然而，一个个人无论有怎样的坚强内心，在孤独中往往很难适应种种冲击。
我发现我一个人在干校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干活，落落寡欢。和原来相熟的战友、朋友相处日久，乍一分手，很难适应又一个新的集体。我有点看不惯他们，看不惯他们什么农活都不会，或者说看不惯他们吃的不是我们那时的苦。这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是不是希望人人都受累，都受罪，都跟着我们一样也受点委屈？
干校的管理，也不像我们初来时的森严了。什么“架子车精神”，什么“啃干馍精神”，什么“一盏灯精神”，这些都没人再提了。我讨厌当年提这些折磨自己的口号的人，但也讨厌把这些口号的精神意义全都抛弃的人，是进亦忧，退亦忧，到底如何才好呢。一个人适应了一种格局，而尽管这格局不合理，可是一旦适应了，再把这个格局扬弃了，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这正像上高原的人，一开始缺氧受不了，可是一旦适应了，再下到平地，他又有点受不了。
干校纪律严，当初我也曾尝到不近情理的对待。譬如：我插秧的水田旁，有一个扬水站。在一个水泥池中，我们下去冲泥腿时，总有一大堆小泥鳅钻来钻去。一天，我们连两位同志病了，干校那时又没营养品，我从宿舍拿了个脸盆，趁夜色低垂一人走了好几里，下到池子里捞了一盆泥鳅。回来悄悄请两位女同志收拾干净，我找了一个大砂锅，可能是药锅，一人溜进锅炉房，在火上烧起了泥鳅。看锅炉的一位老同志还笑着问我，锅里是什么？
我说是药，一会儿香气四溢，这中药味怎么这么好闻？老头儿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我交给一位女同志悄悄端去，给两位病号吃，我自己连锅盖都没打开，里面什么样至今也不知道。
谁知晚上全连会，连长、指导员声色俱厉，大批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和不遵守劳动纪律。我一听，糟了，准有人给报告了。这事儿层层有人知道，要保密其实不可能，要想知道谁告的密那也不可能，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人家。
我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心想我反正没吃，能怎么样。最后人家讲完一通道理，点了我的名，我在全连几十位战友面前成了一个偷嘴吃的馋鬼。也许散会后，他们弄清了真相，既没再批评，也没向我道歉，就这么算完了。我知道，这世界上不讲理的事儿多了，我不理你就算了，就这样，我简直对那几个人失去了任何信任。
如今来了一批新学员，带各种好吃的，公开吃也没人再过问了，我想起过去，未免气难下咽。
再说，我一人在一个小屋里，几乎与世隔绝，有没有人想起我该轮换了呢？是不是把我这个人忘了？！
干校领导不管各单位轮换事宜，我找他们说不着，说了也没用，于是我自己采取点行动。
写信叫妻子拍一份电报：母病速归。唉，拿自己母亲说这事儿，肯定是有悖孝道。
可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母亲并不知道，干校以示关心，还向台里当时的领导汇报了，台里派了两个人去我们家“探望”。正好我妈出去买菜，问街坊，赵忠祥他妈病得怎么样，街坊莫明其妙，你们说什么话呀，人家好好的。得，西洋镜揭穿。不过这时已靠近“文革”后期，干校领导换了一批人，他们明知我这是借口回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准我一个月假。
“撞破铁笼脱虎豹，顿开金锁走蚊龙”。我默诵着《三国演义》中刘备从曹操处出走的两句评书，一路回到北京城。
回到家中，先是猛歇几天，睡几天觉，然后猛吃猛喝。在干校攒了点钱，这时物价便宜，一块钱能吃顿涮羊肉，不过那是在大家围坐的共用锅里涮肉。休整了几天，又觉得回城也无聊，爱人白天上班，我看望老母亲，陪了几天，就一人上街闲逛，心里也烦。
到干校一年了，台里有什么变化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决定找领导去谈一谈。
我已没有了大楼出人证，上班时我进不去，只好趁领导们在家时去访问。我想我与他没什么个人恩怨，人家受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不会不见我。
我利用中午时分，敲响了他家大门。他一见是我，愣了一下，因为他派人去我家打探虚实，没估计是干校准我回来。我登门拜望礼数周全，也无可指责，于是他非常热情地请我落坐。我于是按照过去大家都惯于说的套话，把自己如何认真改造和认真学习马列、毛著的情况，作了个详细汇报，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最后，我站起身说，实在不好意思影响您午饭，今天就不多打扰了。
第二天，大约还是这个时辰，我再次敲响了领导家的门，继续汇报。
第三天，他有点不悦的颜色，我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地说，本不该此时造访，但上班时，我不方便进大楼，晚上就更不合适了，只好此时来访。他明确表示，你没什么大的错误，就是想多给你创造一点锻炼的机会。我说：“领导好意我感激不尽，我希望多有锻炼机会，这样吧，该轮换我了，我就回来，下一期，我现在就算在您这儿报名了。”第四天中午，我又以手指关节，轻轻地扣击他家的大门。我是拖着无奈的步子，怀着矛盾的心情，走到这里的，我的手半天才抬起来。这样的午间造访，不但令对方十分的厌烦，也实在有伤我的自尊心。还是得来，我一生很少为自己的事去麻烦别人，很少开口求人。“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有时，还没开口心已怯了，人家能答应吗？
所以我极端佩服基辛格的外交谈判技巧，想还到既定目标，提出一个天文数字，这差不多就是市场上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实在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也没多少机会尝试。那种“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厚颜无耻之举，我见过多了，可是该向人家稍微借鉴一点的时候，却怎么也做不来。
这次，我觉得我并非专为自己轮换回城而来造访，我认为自己是在讨回一个公道。人善遭人欺，这次我有点豁出去了。
一进他家大门，已看出他的满脸的不高兴。说老实话吧，谁看谁都不顺眼。我只是要一句话，“该不该叫我回来”。你说不该回来，那就给句干脆话，我也好问一个为什么，你说该回来，那我就要一个承诺，什么时候回来。
这次，好像有点成效，他给了个活口儿，你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 xxx。”XXX 是台里什么领导我已不清楚了，因为我喂了一年猪，熟悉我那几头猪，对别的事就不太清楚了。“也好”，我表示，这几天承蒙领导对我汇报的听取，也表示，既然你们还要商量，那我就等等。他说好，有了决定会告诉你的。我心想，这叫得令而回，反正我在北京，在家里等了，我也不再找什么人了，是你叫我等的。
我给干校发了信，说是领导让我等信儿，因此，我不可能近期返校。
于是，我就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吧，你们最好就此把我遗忘。不过，人家可以忘了你，你自己可绝对不能忘了自己，尤其不能迷失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怕别人忘了自己，大抵上是恐无用文之地。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觉得给你分配点工作或让你能发挥一技之长，是让你占了大便宜。
那个年月，似乎就是这样。那是一个不给你解释，不和你讲道理的年月，诚所谓“礼不下庶人”也。
我很年轻，我很开朗，我有那么多的书可读，我有那么多的空闲可以让我悠闲散淡。
我可能又被人忘记了，但我不抱怨、因为这是我被遗忘在自己家中，已不是猪圈旁。
看书是我这个时候的重要日程，幸喜手头有不少藏书，同时，干校的战友们很多是广院老师，我可以向他们借一点书，有了点阅历，读一些过去看过的书，那就与学生时代读书大不一样了，看待周围的事物也就大不一样了。
“白鹤向天舞，心事已消溶。”这是我已忘却了的自己写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那是去动物园中的触景生情之作。
那时，我还没对“动物世界”有任何研究。动物园，好像是专为家长带小朋友游玩而设立的项目，我去动物园看看，也只是怀着“将谓偷闲学少年”的一种解脱心境。不过，我那天去动物园却真的有点感触，我转来转去，转到了水禽湖畔，一群绿头鸭，与一对对的鸳鸯，在小小的湖面上浮游。蓦地，一声宏亮的鸣叫，声震九霄，那是一对丹顶鹤，张翅奔走，继而在奔走中翩翩起舞，神情极度的潇洒，伸颈展翼，跳动旋转，双颈缠接，婀娜而不失刚健，舒展而造型优雅，那般的超凡脱俗，我心中忽有所悟。这对鹤被关闭在这湖水之畔，是一对半失自由的生灵，然而它们直视一切，旁若无人，该怎么起舞就尽情跳，该怎么高兴就大声地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我忽然觉得自己既已成为读书人，就一定自奉以读书为乐事的习惯，我要努力去完整地保持我的尊严与我的习惯。我似乎觉得应该保持鹤的高雅、脱俗，不为世态潮流所左右，我并非呼唤别人毋忘我，而是又找回了自己做一个老老实实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己不要忘自己。
这段回城时间，是我多年来最闲散、几乎无所事事的日子，很轻松，也很无聊。由于一年来，由脑力劳动转为体力劳动，从不适应到基本习惯，所以，当四肢与肌肉甚至神经系统都仰仗劳作而得到调整，连胃口都因极度的劳累消耗而需要大量碳水化合物的填充，一旦又中断了这新的节奏，反而浑身不自在，慵倦、乏力。在田头的喘息休息时，我曾希望今后如果回城，老这么休息该多美妙。其实不然，那短暂的间歇产生的飘然之感，没有在闲散中扩大，在家中也找不到那凉风一吹全身通泰之感。
记得有一篇国外体育医学的报道，某位科学家经研究发现，肌肉在持续的运动中会分泌出一种酸性物质，这种物质本身就有上瘾的效应。所以，运动员终止了大运动量的训练，会很不舒服，我中学时曾在业余体校训练过，后来因学业紧张退出，一个时间身体很糟糕，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连心脏部有压迫感，可又查不出任何毛病。
这回的突然从大田劳动中解脱出来，却又感到吃不香、睡不甜，难以振作精神，何况这次心中觉得憋闷，还有精神方面的因素。我已深深爱上了自己从事的播音工作，可是怎么才能再次投身这项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体力节奏的突变加之心情的不畅，使我时时闷闷不乐。
我何尝不懂得要学会放宽心，要达观地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可我做不到，即使我个人能做到，我又将如何向自己的母亲、妻子、亲朋好友解释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呢？今天，已是事后了，回想过去，那真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别说把我下放干校变相的惩罚是错误地对待了无辜，即使我有错误或缺点，难道就应该这样捉弄人吗？历史已还回了公正。可是还不回我当时受到摧残的心情，那为什么要那样傻地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何必不豁达大度，轻松地等到云开雾散呢？这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也没必要责备自己。
不过，我那时的唯一能解脱自己的办法就是看书或闲逛。为了使自己多少有一点解脱，我就托人借到《李太白集》和苏轼的一些文集。我对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仅是因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才高八斗，更因他的豁达，他可以说生就一副不会生气的心肠。无论遭遇何等出人意料的对待，反正不生气。不是装成不生气，而是真的不生气。
而李白虽说在自己的诗文中，一再强调自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是，由于他人世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在心灵上豁达超脱。他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未免带有强烈愤世嫉俗的色彩，因此，外界对他造成的伤害，他是很敏感而且很不容易承受的。只有苏轼，大概中国也就这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有这么一种伟大的气概。苏轼几乎从不在诗文中流露出一丝的怨愤，从来不诉苦，这是千古无匹的大丈夫气概。
谁都愿向他学，可是谁都学不来，学不像。他性格中的乐观源自他的基因，就像有人没有痛感一样，他对外界的打击，就像没有痛感的罕见现象。
当然，我虽不可及苏学士之万一，但能在消沉与无奈之中略得苏轼文中气韵的感应，也聊解一二苦恼。
一天，台里来人通知我，干校叫我回去。并说，经研究，你的意见得到重视，这期轮换回台，可是你应该去干校做完鉴定，有个善始善终。
我其实没指望他们会对我的意见有所触动，但我明白，这个世上，总还应当有申明理由的机会。自己不去申明观点，基本上不会有人吃饱了没事，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做于己并无好处的事。
又一个麦收时节，我独自乘火车返回了中原大地。听到河南的乡音，看到那一片片扬花吐穗的麦田，我孤独的内心，掀起了一阵波澜，毕竟这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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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张庄
当年，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那是一个无人能抗拒的潮流。下放干校，尽管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基本上还生活在机关集体生活的圈子里。而知青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离开了自小生长的城市，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也离开了他们一向生存的群体，突然来到一个不仅环境泅异之地，人际关系也大不一样的农村。
他们的精神所面临的巨变，要比干校生活的群体所面临的变化大得多。
故此，直到今天，知青题材的小说、戏剧可谓层出不穷。谁见过有过影响大的干校题材作品呢？不过，我所在的干校早已有了到附近村里插队体验生活的规定，只是我过去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这不是调侃，真的只有被认为是毫无问题的学员才会被派去插队。
我还是过去的我，过去为什么没这个机遇，怎么今天就有了这个机会。
是优是喜，是福是祸，是委屈还是获得公正的对待，鬼才说得清。
我几乎以为自己上了当，因为说好了回干校马上做鉴定，卷铺盖，回城。可是传来消息，这一批轮换延迟，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回城。
这就叫命中注定，很多事都由于解释不清，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认为这就是命。我高高兴兴去插队了，我很想学苏轼的性格。愁眉苦脸一辈子，不如嘻嘻哈哈一辈子，做人要做快乐人，做鬼也不做倒媚鬼。我还记得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对我说过，“宁生个穷命，别生个苦相。”
我到了距离干校十里之遥的张庄，这个庄的建制是个生产队，在左近很有点名气，粮食年年丰收，社员生活较这一带的邻乡邻村强了许多。我住在一间空屋子里，除了我的行李，只有一条木凳。河南农村尤其是黄泛区，历史上就是个穷地方，我到过许多乡亲家，两间土屋，除了土炕就是土锅台，门外堆几捆柴草就算不错了。家里砌个土台子就算是桌子，有的人家两根木杠子中间编几道稀疏的麻绳就算是床了。先前如何划的成份，我无从知晓，但依我看他们都是贫农，贫困的农民，可那时候贫农是一个无上光荣的称呼。
我在村里插队近一个月，白天和社员一块劳动，实行的是过去“四清”
时叫做“三同”的办法，是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发现村里人的干活强度，远没干校里那么重。快麦收了也正是插秧时节，一早水冰凉。
我脱了鞋子，拘起裤管，第一个跳进水田。队长叫孙长夫，是个领头干活的好人，他竟然当着大伙表扬我说：“你们看人家赵同志，人家是生活在城里大楼里的人，人家这么干为什么，地里打的粮食没他一份，咱们应该学学他。”
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其实在干校成天泡在冷水里，蚂蝗一叮就是几条，一边拍打一边插秧，谁不是这么干呀。
我最佩服的要算河南农村的妇女们，她们一早起来先做饭，然后跟男人一块下大田于活；中午回来还得做饭，喂猪，然后再下田；晚饭后，还要在灯下缝缝补补，纳鞋底，做衣裳，直到深夜。而那些男人是一点都不帮做家务的，晚上聚几个人往门口一蹲就聊天，抽烟。我不是女权主义，但我真的觉得这样太不公平，可是人家几百年就这么心安理得过下来，人家认为这很正常，外人怎么多管闲事，再说管了又有什么用呢？
张庄有个退伍军人，我经常跟他一块干活，我喜欢他爱说笑的天性。
可是我发现村里人都不太搭理他，莫非他有什么过错？我又不好当面问他。
后来，听村里人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一回他收工后帮媳妇做点活儿，也就是蹲在地上，往灶里添几把柴草。这一下，全村人都看不起他了，连那些任劳任怨的妇女也认为他不是男子汉，这千百年的习惯势力真是可怕，也确实可笑。我只能同情他。我当然也很尊重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和他有说有笑，反正我不是这个村的人。
其实，村里的女人们，尤其年轻的姑娘们尽管劳累辛苦，而天性却是乐观的。张庄生活好一些，表现在姑娘们的穿着上，那就是她们特别爱美，也有爱美的条件。许多女孩子出工时，也穿得很整齐。她们在天凉时，穿几件上衣，里三层、外三层一定要一件比一件短，这样里面有几件新衣服，都在上衣下摆处显示出来，红的、绿的、花的，让你觉得她过得很富裕，家里有钱给她买新衣。
离开张庄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想必如今日子更好了，不知张庄的姑娘如今怎样穿戴，也不知那位帮媳妇烧柴的汉子，如今是否有了好的境遇。
当年，张庄人吃得好，这方圆数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插队时，一天三顿饭都在不同的老乡家里吃。差不多吃了近 30 农的派饭。我们给人家粮票和钱。河南人，尤其农民，爱吃馒头，当地人叫馍，只有张庄的人，才能天天吃上馍。别的村儿我没去过，但“四清”时，我们台里一批同事去了河南，回来都说生活特别苦，连粗粮都不能保证，半年吃红薯和红薯蔓儿。
中国农村，生活得好不好，全看能不能吃饱。张庄人那时候就不但能吃饱，而且细粮很多。我在农民家吃饭，基本上是中午吃馍，能有一个炒青莱；晚上也有的时候吃馍就咸菜。老乡把豆子压成饼，发了酵，黑乎乎的，然后切成细条，当莱。我至今都没问明白这叫什么菜，但很好吃。不记得吃过肉，也许有过，也许从没有。由于我在这之前参加过“四清”，比起那时吃派饭的情况来看，张庄的饭食已是好得不得了。
张庄虽说种稻子，我还插过秧，可村里人不习惯吃米饭。一天，我在一位社员家吃中饭，主人蒸了一锅大米饭，每人一碗，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正吃着，桌上有一位四十左右的汉子，提出意见，他端着饭碗说，“以后我再来，别给我米饭吃，米粒在嘴里到处跑，我咬不着。”原来，他是这家人家的亲戚。
在社员家吃饭，有时候主人家谁是谁的什么人我也没弄清楚。不过养成了一张厚脸皮，到了一户陌生人家，一屁股坐下，端起碗就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唉，我们的老乡太善良了，不信，这时候，有谁上我们家，推门就上饭桌抄起筷子，我可受不了，不知读者诸君，谁受得了。而我们的老乡过去就是这么样亲如家人的接待上边儿来的“同志”。
河南黄泛区这一带的人，不仅对我们交了粮票、钱票的吃派饭的人热情，就是对待讨饭的，也是十分慷慨大方。有次，在一个社员家正吃着饭，门口来了一位“要饭”的，这家人立刻给了他好几个馍，而且满脸热诚。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带历史上就灾害频繁，几乎村村、户户都有过背井离乡、沿路乞讨的生活。他们有过痛苦的过去，有着深刻的同情心。因此，这一带的人并不歧视讨饭人，他们知道，今天你帮了他，也说不定哪天人家就兴许帮助你。
在村里插队的干校学员，插完队总还能买点土特产，一是河南小磨香油，一是老乡家织机上织的白土布。买来先存放在干校，回城时再带回家，那时，城里某油也是凭票供应的，香油就更稀罕了。
离开张庄二十余年，我不知如今张庆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仍记得那片水田，记得那片麦浪；记得深夜归宿，引起此伏彼起的犬吠；记得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记得那飘荡在原野里姑娘们的笑声；记得我回到干校在板报上又登了一首打油诗。
在干校期间，能公之于众的诗歌，注定充满了一种热情。那是“文革”
时期的一种时代印记，因此那热情不仅是外部的氛围，也有本身的感受。我是喜爱唐人诗意的，然而古代文人大多数表述的感时伤怀的情绪，不但被时代，也被我个人所认定为禁区。结果就只能以口号似的语言，形成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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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插队
风绿中原，插队四十天。
干校重要课，人生添新篇。
张庄待我亲，情谊暖胸间。
想起六五年，“四清”昌平县。
流村搞社教，工作无经验。
生活在山野，身心受磨练。
别来八年整，至今梦紫牵。
昔出流村麦正黄，今到张庄禾苗鲜。
同吃同住同劳动，犹如久别回故园。
耳闻目睹身边事，家家经历不一般。
田头歇息树荫下，乡亲对我说从前。
一九三八年间事，日寇打到黄河边。
蒋军炸开花园口，想借洪水阻敌顽。
此计无成害百姓，黄水咆哮冲良田。
啼寒号机逃荒路，饿殍遍野倍凄惨。
大水退后回家转，全村人亡十之三。
政治队长孙长夫，当年全家去逃难。
走时共八口，归来家已散。
祖父祖母亲生娘，至今尸骨抛异乡。
黄河滔滔向东流，泪流何日方始休。
风雷激荡拨乌云，中州大地得安生。
受苦受难庄稼汉，如今吃上安稳饭过去黄水泛滥区，今朝千里稻麦香。
丰衣足食盖新房，牛羊成群柳成行。
晴日暖风话家常，心潮翻滚似海洋。
不知过去苦年月，怎晓今朝艳阳天。
幸福年月夺高产，期盼永久幸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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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我师
在干校最大的收获，是我恰好与北京广播学院的许多教师编在一个连队，我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
俗话说：“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在当年喂了十个月猪，我懂了许多关于猪的知识。我学会了给猪做发酵饲料，学会了简单地为猪治病，学会了给猪打钉；知道如果给猪治疗肺炎等感染性疾病，一次青霉素的剂量，大约是成人用药量的五至十倍；知道长嘴白猪是从丹麦引进的兰德累斯种，短而翘嘴的黑花猪，则是澳大利亚的约克夏；我还知道如何喂小猪仔，如何喂架子猪，如何为猪育肥，这些是过去从未接触的知识。
但是我在下田干活和喂期间，牢记自己原来是播音员，今后，我还会回到我原来的岗位上去。对这点，我几乎坚信不疑，我从没有半点看不起农民，但我相信，党培养我多年，并不是要我只做一个喂猪的专业户。
于是，我从未忘记看书、学习，并且默默地习练我的业务技能。难能可贵的是，我周围是一个掌握了各种门类高深学识的群体，广院的许多老师和我同连同班，朝夕相处。
尽管在干校的风吹日晒中，他们的外貌已然和一位真正的农民相差无几，尽管我们会对农田的活儿或喂猪、捞鱼交换点心得，但毕竟他们的学识决不会因为在农村劳动而消失殆尽。我很容易地可以向古汉语老师请教我还不十分熟悉的语法修辞；向教戏剧理论的老师讨教斯氏体系、伯莱希特体系或梅氏体系；和专修现代文字的老师探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如果有古文或古典诗词我只记得片言只语，那么我会请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甚深的老师，帮我凑齐我忘掉的句子；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编年，对西方文学的我尚缺门的领域，我在这一年多的干校生活中，能问的问、能记的记、能背的背诵。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七年书”，我是有了深切体会。不过，许多位老师不太愿意谈这些领域的学识，并非不愿帮我，而是他们怀着深深的惶恐心理，“却道天凉好个秋”。因此，我那时的讨教，大多在闲聊中，偶发的请教，绝对不敢，也不可能摆出一副上课的架势。
我是十分的后梅，没有更好地利用我这段宝贵光阴，多积攒对我终生受益无穷的学识。至今我后悔的不是在干校的劳动收获不够，而是在干校让那么好的学习文化的机会大量流失。
学习知识是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知识的积累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获得，这就如种庄稼上底肥，如果少时基础欠缺，以后追肥再多，总缺乏一种深厚的力度。我见过许多位以写作为主业的人，他能写成许多长篇作品，但一读就知道他缺乏青少年时期的功底；甚至由于错过类似描红临帖的阶段，总有大厦虽高、基础不牢之感；甚至我觉得他们基本写作行文的主、谓、宾，定、补、状的文法都不扎实。
除了广泛涉猎与不耻下问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如何读书，如何整理归纳自己已经学得的点滴学问，如何吸收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的法门。这就有一个治学的方式方法问题。而在干校期间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到、悟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治学精神。
收工以后，我们电视台的一些战友，长于侃山（那时还没出现这个词汇），擅于说笑；而我常常会发现广院的几位老师，坐在自己床前，在记点文字，或专心地读那时不违禁的文化读物。他们即使在写一般的发言稿，也会沉思默想，极其认真。这使我感悟到，做学问的人毕竟是做学问的人，他们有自己早已习惯的治学态度与看不明白的治学方法。我不吹牛，我敢说，我起码不会比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看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少，但是我和他们接触之后才发现，比起获得的真正的学识，我却差得太多。
读书也像吃饭一样，你肠胃不好，不懂得细嚼慢咽，结果你不吸收，可是人家吸收了。不吸收，则如酒肉穿肠过；吸收，就会使营养变成机体的一部分。我过去读书，有时是出于天生爱好和兴趣，有时是赶潮流，听人家议论某篇作品好，于是自己也翻阅一遍，以免在大庭广众交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但我甚至在去干校之前还不明白，即使是看闲书，有人能看出门道，有的人白耽误功夫，聊胜不看而已。在干校这段时间，我积累或恢复的学识并不算多，可是终于懂得，今后读书要注意方法。有了规矩方圆，有的自己的办法，再读书，就会看得更深，记得更牢，而且能用在自己的实践中，或指导人生，或融人自己从事的专业中。
从干校回来以后，我深深感到我该回回炉了，一来，补上我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二来，我对学生时代在课堂上那种感觉，总也忘不了，我没有享受够学生时代的刻苦与浪漫情怀。
于是，我在有了机会后，决不放弃学习机会。后来，我在紧张的播音工作中，重新拾起高中数理化，硬是在 40 岁之后，冒着被人取笑的尴尬，和一些比我年轻 10 岁、20 岁的年轻人坐在中学教室，接受成人高考。也居然以不低的学分，先进师院中文函授，后转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一期。
在工作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三年，风雨无阻的定时听课，按期考试。教我课的老师，许多是我干校说说笑笑的战友，有些老师比我年轻得多。
我这回上学时，已不是 18 岁的高中生，是已享有一定声望的播音员，而且也已评为次高级职称。在广播学院出出进进，有点难堪，也有点伤感，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应该有的举措，可是过去哪有机会，这种读书的决心，源自于干校的生活，我会永远感谢在干校的这一收获。
我去干校实在是不情愿的，可是在不情愿中，有了我求之不得的机遇。
命运对我是薄是厚，我对已往是怨恨还是欣慰，岂能一言以蔽之。
我可能天生不适于学习理科，也不能说我是文科的料，只能说我的接受能力早年是倾斜的。恩格斯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对数学所爱极深，他曾以解数学题作为休息的方式。人家是文理双修，我缺少理科的缜密的逻辑思维修养，特别是数理思维，我欠缺得太多。
在干校期间，有那么多位理工科及无线电专业的老师，我很少向他们请教，好像我和他们在学识上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不过，有意或无意，听他们讲一些基本理论，或脱口而出的生活用语，也不能说没有收益。比如：一位工程师对我讲，“你知不知道，‘磁动生电，电动生碰’这个道理”。我上高中时学过物理，我怎会连这个基本道理还要他提醒呢？我至今不明白，我在高中费过多少脑筋、占用过多少时间学的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现在都在哪里。怪不得我准备成人高考时，借了一套高中理科的课本，打开一看就傻了，几乎是必须从新学起。我那时总在梦中梦见我还有那么多难题根本无从解起，所幸，找回了一点儿，但今天又忘到九霄云外。
我与一位技术员出身的战友蹲在井台洗衣服时，他忽然说：“你用肥皂也好，用洗衣粉也罢，搓过之后，过多少遍清水都不可能绝对干净，因为这不是化学反应，说通俗点吧，这叫做稀释法，这是对脏东西的稀释。”咦，我忽然觉得，这简直是文学的形容。
但学文的人还很少有人对生活中的常识这么表述。后来我听到过这样的见解：一位在英国考出教育的人说，理科教师，总是以最通俗的表述方法，把深奥的科学概念简明地传授给学生；而文科教师正相反，总会把一个简单的概念描绘得复杂而离奇。
在我喂猪时，由于一个人忙不过来，连里派了一位老同志帮我，他把铺盖也搬到我那小破屋。这使我有了个伴儿，我管他叫罗工。罗工天生一副好脾气，总是笑容可掬，自从他与我“联袂”喂猪之后，就一天一个新花样，差不多天天都对那几缸发酵饲料进行研究，一会儿用温度计插进缸去测量一下，一会儿和我商量，换个用料的配比。我简直觉得好笑，这又是一位“连西瓜也不主张平平常常吃不去”的人。于是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冷嘲几句，不过那方式是温和的，我一味地鼓励他好好试验，表示要向他学习。他却真的很高兴。于是我又开始惭愧了，昧着良心，不该这么戏弄人。有一天，我对他说：“您多休息会儿吧，咱们又不一辈子养猪，您难道还想来个世界性的创造发明吗？这小破屋四面漏风，您有再高的招儿，架不住咱这寒窑太冷，能这么对付别把猪饿死就成了。”罗工一如既往地鼓捣那几缸饲料，直到他先我回城为止。临分手时，他还传授我一本记录与心得，他绝对是大大的好人，从不计较我说过什么话，对我一向客客气气，我才体会到在干校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个不改文雅的文明环境，尽管在猪圈旁。
想当年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忍辱，卧薪尝胆之时，曾有人目睹他的小环境，叹道；“他日必成”。因为在那样一个破茅庐中，君臣之礼未尝有半点偏废，仍然依法度礼仪，仿佛在料理朝政与治理国家。
我们这间小破土棚子似的房子，如果也叫房子的话，伊然如一间高级办公楼的办公室，我们也以礼相待，平时我粗口吆喝猪们，但在罗工那样一位老工程技术人员面前，我怎敢有半句粗话。
别人问我，罗工和你相处如何，我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没有共同语言。”一位原来和罗工一起的战友，给我讲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他说，罗工这个人做起学问，几乎家门都忘了，他住在三楼，一天下班，他想着设计方案，到了二层掏钥匙开门，锁怎么也捅不开，罗工正在奇怪，门开了，原来人家听见外面有人撬锁出来查看，一看笑了，原来是三楼住的罗工，就说，老罗，您开错门了。罗工也笑了，说：“噢，您原来是住在我楼下，对不起。”
第二天，罗工又走错了门，又去开那家的门，那位老兄又出来了。没料想罗工先说了话：“噢，您还住这儿呀，对不起。”我听了笑得肚子发酸。
有一天晚上，罗工忽然打破沉默说：“你能不能设想一下，将来电视会发展到什么样？”我说：“罗工，您还提什么电视呀，我快忘了电视什么样啦？”罗工说：“你想想，有什么关系，越大胆越好。”我说，“我可不是儒勒·凡尔纳，不过，我说了，你别不高兴。”“没关系，你大胆说。”我说：“以后还要什么电视机，你想看什么、吃什么、干什么，一按电钮，都出现在你面前。”
罗工不但没怪我嘲弄他，反而笑眯眯地点头说：“想得好，这个我却没想到。”
罗工和我一块儿喂猪，住同一个土房子，可是我竟然从没向他请教过任何技术方面的知识。
如今，罗工已退休了，电视日新月异，但离我在干校猪圈旁说出来的设想，还差十万八千里，我期待着有朝一日，梦想成真。不知罗工是否还记得那一年那个冬天的寒冷的夜晚，我在猪圈旁说的那个设想。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味这段岁月，无怨无悔，心平气和，因为那是已经过去的日子。无论是对或错，那并不干我的事，因为我在那个时代只能那么过，过得还有滋有味，大部分时光是十分快乐的。尤其当年留在我心中的诉说不清的感受，很多用来指导了我后来的生活与工作，有些回忆也已化成了我在电视节目中的串连用语。
我至今也不把干校的生活当成苦难。尽管那时，当月上中天，独步田野、河边、场院，曾感到心际的阵阵苍凉。但那是大自然给我的震撼，以及对人世无常的感叹。
今天想来，我真的很感谢让我去干校的人员，包括那些希望我永远在那儿的人。劳动并没构成对我的惩罚，而是给我身心一次锻炼，使我体味到生命中难得的情调。
在干校期间是我一生中很愉快的时光，随着岁月的消逝，曾有过的消极或埋怨心理，已烟消云散，剩下的竟是越来越多的美好回忆。
我有幸结识了那么多的战友、老师，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教诲，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
在干校，通过繁重的劳动，使我身体适时得到调整。那是我记事以来最健康的时候，并使自己奠定了经得住摔打和吃苦耐劳的基础。在以后的加班加点、走南闯北中，高山大川，饥渴劳碌，和连续工作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至于那些奇怪的口号“高温高速炼红心”、“架子车精神”、“啃干馍精神”、“一盏灯精神”，已被我扬弃了带有自嘲、虚夸的倾向，而指导我在人生中做好一切吃苦的准备，并真的能吃得了苦。享福不用学，吃苦却必须要有前事之师。“曾经沧海难为水。”有什么工作，会比那时候还累呢？
人没有一辈子顺利的，也没有一辈子倒霉的。然而你不可以不去为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坎坷、甚至无妄之灾作好应变的心理准备，使之猝然来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任何一种生活经历，包括不情愿的，觉得苦与累的经历，都是一个人的宝贵财富。
生活方式的剧变，会使心灵脆弱的人惊慌失措，而心理坚定的人，却处乱不惊。心理素质是必须训练与锻炼的人生课程。有时我却真的在想“假如”二字，假如我从那时起至今仍在种地，仍在喂猪，又会怎样？我不知道，可是必须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几辈子种地，几辈子喂猪的是大多数。他们比起我，更能吃苦耐劳，更能心安理得，更能适应生活，更有顽强的生存能力。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比我智商低，并不比我接受能力差，并不比我缺少追求幸福的向往，只是他们与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
我只要想到这些，就会时时使勃勃的野心得到抑制，使我更现实，更踏实，更能心平气和。后来，我虽然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又遇到很长时间的失意或不公正，但这一切，已不足对我构成伤害，反而更使我愤发要强。
“文章憎命达。”做人、做文、主持、播音，都会从郁结之中得到一种力量。
所以，我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过去的顺境与边境，我只觉得我自己没有荒废那一段时光。没有那一段时光，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干校生活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写于 1995 年 7 月华沙改于 1995 年 9 月北京
解铃“不”须系铃人— — 义气与职称“人没有一辈子倒霉的，也没有一辈子都顺利的。”
— — 一位中国画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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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铃还须系铃人
1988 年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从彩电中心大门出来，向礼士路骑去。
这一天，寒风凛冽，北京城里风沙眯眼，虽然骑的是顺风车，但我心里却嘀咕，本来可以不来的。
那天上午，台上事处通知我参加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我是评委理应参加。可是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上届评职称中遗留的问题，不算重要，我又正好安排了下午的工作，在电话中，我已向有关人员请了假。可是，不知哪根筋牵着我，下午一上班，把工作很快干完，照理说该骑车回家，可神差鬼使不知怎么拐向礼士路了，快到真武庙，我才埋怨自己，这么大风天，又已经请好了假，吃饱了撑的上这儿来开会。
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会场在广播大楼西边的灰楼（原广院院址），我锁好了车，刚要离开，一阵大风咣啷一下，把车刮倒了。我心想，再扶起来，还得挨摔，一辆破车，委屈会儿趴着吧。
推开会议室大门，一阵暖风吹向面颊，十几双眼睛也同时瞄向我。“对不起，我有点事，来晚了，打扰了，抱歉！”铁城笑着说：“赶紧请坐，大家正看材料。”
按职称评定惯例，先把申报人的材料分发各评委，轮着看过一遍，再集中评议，最后无记名投票表决。
播音员职称系列是几位老播音员，尤其是林田老师，从 1984 年底就积极筹划，多次往返劳动、人事部门争取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批准的第十八个系列，全国播音员人数不多，算是个小系列。我是第一次评定的主任播音员，属于副高，但是由于正高职称没几个人，组成高评委必须添上我们几个副高身份的人，才合于法定人数。所以当时，我以副高身份却几次参加了对正高职称的投票。
我坐下之后，接过一叠卷宗，打开一看，心怦地一下，不是解决上次遗留的问题吗？我记得只有宋世雄一位报正高评为副高，今天这次会议只是再对他议一议，怎么方明、铁成报了正高申请材料。本来屋内的暖气已驱走了我身上的寒气，可是我顿时觉得刚才街上的寒冷此刻全聚在我心中。
我这一生中，经历过太多的不平之事，能忍的我都忍了，该吃的亏都吃了，不该吃的亏，我也吃过，但人不能忍一辈子。苏轼在《留侯论》中，开篇提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的，东坡先生认为这不足称其勇。可是我在几十年的现实生活中，从上小学起，很多事我都忍了，我一直坚信古人的话：“吃亏是福。”
可是近年来，我觉得这是傻瓜逻辑。如果接二连三的不平之事都忍了，到哪儿是一站呀，再说，我从没有想过要当张良辅佐王者以成霸业，也更比不了韩信，日后当位大将军。我只想平平稳稳过此一生，但总是隐忍，何以心安？心不能安，何以平稳。
也许，是刚才的大风刮得我气往上升。
我把卷宗一合，说道：“各位，我能不能发言。”
宁静的氛围被我打破，大家都注视着我，没人不叫我发言，于是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会议不是补评上届遗留问题吗？铁城、方明怎么报了新材料呢？”我和他们二位从小一块成长，没有任何不睦，我并不反对他们申报高级职称，可是，为什么他们材料都报上来了，中级评委会也附上了同意的意见，而我压根儿不知此事。我记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这么一个场合，申诉我的不平。“各位评委，我个人认为评职称类似高考，我也许不是一个优秀生，但报名是我的权利，考不上是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可是不让我报名，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请各位评委主持公道！”
高评委副主任委员，一向和善的张振东这时开口了：“你们台没有通知你吗？这样吧，我们再查询一下，你也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因宋世雄同志材料手续不完备，你们台还要再议一次，你如果有意申报，我们可以考虑专门为你们台再召集一次会议。”我气仍未平，我说：“各位，对不起，为了我自己的事，干扰了大家看材料。我想要表明的态度是，假如事先一视同仁，通知我可以申报正高职称，我是不报的，我自己还要扎扎实实工作一段，我今年还不满 5O 岁，有的老同志工作了一辈子，快退休了，职称问题还没能解决，我十分同情，但是这次事已至此，我表明我一定申报。”
离开会场时，铁城送我出门，我们只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我们彼此明白，我们都是在播音岗位上拚搏半生的战友，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刚才衷心地投了他一票。
他叮嘱我：“弄明白了，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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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白不说
顶着西北风，我理顺了我该着手的事情。
进了家门，我立刻着手写申报材料。两个多小时，写了近 400O 字的报告。从 1985 年到这个时间，三年多的工作历历在目。写第一个副高职称报告时，颇费周折，1960 年参加工作到 1985 年，25 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不知怎么整出个条理。干活越多，材料越难写,尤其播音员，我播过那么多节目，说哪个好呢，不能写成长篇小说，规定 300O 到 5000 字。有人没干几件事，报告反倒好写了，他可以展开手笔，铺陈、渲染，怎么立的意，怎么出的门，怎么架的机器，怎么工作完毕，有什么心得，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成绩，还能从中总结出理论，写得状物抒情，感人至深。我一提笔就傻了，25 年的工作，在思路上一整理就得几个小时，只能合并同类项，罗列数字，几乎写不完简历就到了 3O00 字，删繁就简，虽则认真却不尽人意。不过，幸好，大家互相了解，副高就这么通过了，我的报告还列人了职称范例一书。
而这一回，就好写多了。第一，学习上我又拿了两个文凭，一是广院一期新闻编采成人教育，三年来，辛苦可想而知，但毕竟跟下来了，我的毕业论文《论主持人》得了 95 分，主讲教授说，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么个高分。
同时，我也拿下了英语单科文凭。这期间，我还写了不少文章，—一列举，本人也极满意。第二，工作上算来，真干了不少。
几个大节目都干得有声有色。平心而论，这份报告，写得真使我自己都有点感动。
报告最后一个字写完，我就拿起了电话，拨通某领导家。这位领导如今已离休，在职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在写报告的激动情绪支配下，开口就说道：“我是赵忠祥，今天下午我参加部职称评委会，我有意见！”这话一出口，我想，坏了！怎么能这么讲话，果然，在话筒中，我听出对方不高兴了，什么事都没说，上来就有意见。可是话已出口，追悔无级，只能把我的所有想法如实通报。电话中，对方说：“这件事，我知道的只是补报补评，既然铁城他们可以报，你当然可以报，通知所有人都可以报！”我觉得这话锋有点变味，我管得着其他人吗？那是你们的事儿。
我又拿起了电话，拨通具体操作此事的领导家：“喂，Xx 同志吗？我刚才参加了一个会??”我又把会议情况以及和某领导通话情况向他说了一遍。
听筒里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怕你申报来不及了。”
“为什么，部高评委说可以等。”
“台里决定，下周三上午开中级评委会，这样吧，如果你能写完报告，你们部门初级评委也开会通过，星期三一并讨论你的问题。”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这般刁难，给你申报权利，但过时不候，我再没多言多语，赶紧做自己的事。
我又拨通了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家电话，他与我同住一搂。“正好你在家，等我一下，我上你那儿去一下，有事相商。”“好，快来吧。”
他与我共事二十多年，为人很本份，办事又认真。我知道他一定会帮我。
时已人夜，在灯下，我从从容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滴水不剩，同时也审时度热说了我的想法。他静静地听着，我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事感慨我们应该是相通的。他问我：“你业务报告几天能写好？”我把一叠材料交给他，“我已写完，按程序先交给本部门。”“好！就这样，祝你好运。”
星期天我就什么都不想了，过个休息日，包包饺子，看看书。这一类的事我从不和家人讲，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犯不上和太太滴滴咕咕，惹得大家都窝气。
星期一我照常上班，但见部里几位同事忙出忙来，本部门评议小组开会了，平时开会人很难凑齐，早几天通知也是如此，可这一天，各位与会人员，都在班上，召之即来。
快到中午了，他们通我，全票通过，秘书把表格一并送到有关部门那里。
电视台的电梯上下都慢，有时等电梯超过等公共汽车的时间，我挂通了 XX 办公室电话。
“XX 同志，我遵照您的要求已写好了业务报告??”，电话中传来他的声音：“业务报告不能马马虎虎，怎么这么快就写出了。”我心想，你让星期三之前补完手续，现在是星期一中午，如果业务报告还没写完，那还来得及吗？
“xX 同志，我的业务报告不但已写完，而且今天上午我部评议小组在仔细审阅之后，全票通过，大概我们部秘书已经到您那里了，您告诉我一下，星期三上午在哪儿开会？我是台评委成员。”
星期三的上午，台评委十几位同仁端坐圆桌，我的材料已报了上来。
根据会议原则，评到评委，本人要回避，我退出会场之外，没多久又叫我回去，经无记名投票，结果我获通过，这里面理所当然有我自己一票。同时，宋世雄也获通过，当这个结果报告给部里之后，我得到通知，下个礼拜三的下午 2：30，参加部高评委会，专门讨论和宋世雄材料。
我和宋世雄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多年来，在很多关键时刻我们休戚与共。当时宋世雄不是高评委成员，因此，我的出席与否，以及我发言的份量，关系我们二人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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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与双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没想到，在大风中参加的一次误打误撞的会，使我身心都折腾了一回。经一事，长一智,至于高评委能否评上，全靠别人的安排了，不过最起码，还有我神圣的一票。
谁知一个晚上，家中电话铃一响，我立刻又陷人为难之中。是李宁，体操王子李宁为人很好，我们平时交往也很亲近。他诚恳向我发出邀请，去深圳参加他告别体坛仪式。
我问他：“什么时间？”他说：“下星期二的晚上。”我的天！下星期三下午，高评委要开会，投票，怎么办？我拿着听筒半天没吭声，李宁说：“小弟诚心诚意邀您主持。”大约过了三秒钟，我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我一定去！”
这一晚，我想了很久。深圳路途遥遥，那时，还没通飞机，要外广州出机场上火车。
如果回程稍有延误，我将怎么向部评委交待，你折腾了半天，专为你开会，你居然不出席，这也太藐视与戏弄各位专家了。可是，李宁的告别体坛也是一件大事，如果李宁“在汉城奥运会载誉归来，我一定根据目前处境，向他表明，我不能出席的理由。可是，我在电视转播中眼见李宁兵败汉城，这时候，他在这样悲剧气氛中告别体坛，请我去，我不去，于情、于理、于他、于我、于朋友们怎么说呢？友情为重只是挂在口头吗？我决心既已下定，排除万难一定要两全其美，两不耽误。
宋世雄已应邀先走一步，我通知组委会一定为我订好星期三一早第一班从广州飞回北京的机票，切记！
星期二一早，我和方舒一同启程，从白云机场下飞机赶到广州火车站，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一起在站上食堂吃午饭，她问我。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只说了一句：“急的！”
当我们下了火车再赶到体育馆，已是下午，场上正在走台，北京文艺界很多朋友都到了。一边儿寒暄，一边儿说笑，一边儿准备走台，李字正忙得团团转，他邀请了许多客人，哪一位都不能慢待，我也就没顾上找他。
这时，宋世雄过来了，他一见我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你放心，我连夜返回，明儿一早飞机，误不了，“机票拿到了吗？”“没问题。”其实，他哪里知道，深圳组委会的人根本把这事忘了。
既来之则安之，走一步说一步吧，先把晚上的事儿交待过去。
李宁告别体坛在深圳是很轰动的，场内爆满，明星们友情出演都很卖力，也很动情。
当李宁手捧鲜花唱着一首声泪俱下的歌，绕场一周时，很多朋友都落了泪。李进就在我身边，我看他泪水盈眶，李宁的这位哥哥对弟弟没得说，李宁也极听哥哥的话。小时候，李宁去体校训练，每天都是哥把他背回家，路远难走，加之年幼力单，训练完一点劲都没了，这位世界冠军是骑在哥哥背上成长起来的。
李进握着我手，一个劲道谢，我说：“你先别谢我，还是把机票叫人买到，否则将误我大事！”
散了会，李宁一个个道谢，他对我表示了没完没了的谢意。我说，应该的，但你马上派一辆车现在我就赶回广州。
“那也得吃夜宵哇，大家都没吃饭，你一定吃了饭再走！”就这样我跟大家一起回驻地。
在餐桌上，朋友们频频举杯，我实在没心情喝酒，因为此刻机票没有，明天怎么回北京呢？”
好心必有好报！当《羊城晚报》记者魏辉知道我的为难之后，来到我身边说：“您别急，我陪你一同去广州机场，我送你上飞机！”
什么都别说了，一切都是命，在宴会上，我又遇到了庄则栋。李宁用心很细，前世界冠军能请的他都请了“师兄，您好！”庄则栋是我 22 中校友，长我一岁，高我一班。
他得世界冠军时，我也刚到电视台。他又介绍了他的日本妻子，我也深施一礼。刚刚相一会，又—一和各位告别，我和魏辉钻进汽车，连夜驶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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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不留行
深圳到广州的公路正在翻修扩建，在茫茫黑夜中，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开进。
我对师傅千恩万谢，谁愿意大半夜走这种路。
赶到广州机场是凌晨四点，车停到民航宿舍，魏辉说要马上去票务主任家，找他帮忙。
我说你先等等，天还早，人家正在睡觉，你们也休息一会吧！
冬末的广州，虽在不像北方的酷冷，但清晨时也一阵凉气袭人。我隔着玻璃窗望着蒙蒙雾气中的树林的身影，心中翻腾着捉摸不定的人生，倦意全无。我不知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这么要强，为什么总想拚搏。
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我这一辈子到底是喜是忧，是舒服是烦恼，是苦是甜，我捉摸不定，也整理不清。总之，大部分时光是听天由命，也有时不甘心随波逐流，而人生只要不甘于现状，自会遇到一件又一件躲不开甩不掉的烦恼??
总之，飞机飞上蓝天，我进人梦境，一觉醒来已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从离开北京经广州，到深圳，再回到北京，一共 27 小时，正是星期三中午。
李白在《侠客行》中有一句诗，描述侠客来踪去无影，谓之“千里不留行。”
但更使我动容的却是唐人小说《红线》的一段主人公自述。红线不辱使命的使肝义胆和连夜奔波的豪情尽在言中：“??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飚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人然邦，经五六城；冀减主优，敢言其苦。”
若果有其人其事，我愿隔一千三百年的岁月时空，永结知己。
结尾
当星期三下午两点半钟，我安闲地推开会议室大门，向各位—一致意时，没有人知道我过去 27 小时发生的任何事情。
议论、投票，全票通过。
我那年正好 46 岁。在全国播音系列高级职称中，暂时是最年轻的一位。
从我得知申报信息到全体通过，其间，写材料，打电话，开台评委会，去深圳，赶回北京，加之还有的各种工作和杂务，仅 12 个工作日，这在所有参加申报和评议通过的高级职称人员中，绝无仅有。
写于 1995 年 8 月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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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集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 司马迁白夜极光这是一个晶莹透明的世界。
这是一个纯洁无瑕的世界。
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银色世界。
眼前分明是一幅冰雪消溶、万物萌生、春回大地的画卷。
然而这里没有春花，没有秋月，只有漫长的冬季与短暂的夏天。
如玉的浮水荡漾的幽蓝的海水上，构成了如诗如画的奇观这就是夏日里南极边缘的乐园。近三个月的阳光普照。一水的白昼，南极的“居民”和来往的“过客”，抓紧分分秒秒尽情享受着生命的欢乐。
海豹皮下堆积了厚厚的脂肪形成了圆滚滚的体态，然而在自己家园的水上，它是那么喜悦的轻灵，这水下芭蕾的舞姿婀娜、飘逸。
帝企鹅个头 l.80 米，是企鹅中的骄子，在它们世代居住的领地里，昂首阔步，傲岸自得，摆出一副与无争的绅士派头。
南极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夏季平均气温摄氏零下 23 度，而到了冬季，气温令人胆寒。零下 89 度。只有夏天不落的太阳持续的辐射，才把南极大陆边缘接洽盖削下薄薄的一层。
本文是为《人与自然》写的解说词。
南极是世界是风速最大，风暴最频繁的大陆。铺天盖地的如雪巨浪惊心动魄地轰击着一切，要把这冰岸撕裂。
夏日交响乐的最后一个音符消逝在冬季降下的黑沉沉的夜幕之中，无尽无休的黑夜开始了。八个多月不见天日，八个多月的酷寒仿佛把时间也冻住了南极的生物是怎样熬过这漫漫长夜呵。
它来了，极光出现了。
在岑寂的冰原上空极光闪动着摄人魂魄的迷人色彩，鬼魅般地飘忽无定，艳绝尘尘。
几千万年，也许几亿年，它来无影去无踪不定时地光顾这里，仿佛在悄悄地眨着迷人眼光，展未给南极冰原一个妖艳的笑魔。
也许这是飘渺的梦幻，是所有蜷缩在南极冬眠的生灵此起彼伏的美丽的暇想与梦幻。
也许这是上苍显示给南极所有生灵的一个灿然的希望与期盼。
南极居民又迎来了太阳，白天终于驱走了黑暗，万物都在拥抱阳光。
信天翁这四海飘荡的过客，展开一对两米长的翅膀，令人类永远嫉妨地飘地蓝天，掠过银海，它为什么留连忘返。
尽管映人眼帘的是一片无际的冰山雪海，然而南极却又是极为干旱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降雨量。
地球上 72％的淡水就牢牢地凝结在这厚厚的冰层中，地球上的冰雪贮存在南极的占 9O％以上，因此很难见到这块大陆本来的面目。经过上亿年的积存，冰盖的平均厚度达 200O 米，最厚的地方估计有 4800 米。
这个凝固的没有丝毫污染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是我们的巨大财富，但也是全人类头上的一条悬河，一旦全球气温改变，后果不堪设想。
神秘的南极大陆永远像是一个谜。
冬与夏，夜与昼，黑与白，这就是我们已知的南极洲神奇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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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忧思
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无情地吞噬了清泉流水，摧毁了绿色植被，霸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按照蒙古语的意思，戈壁就是死亡之地。
“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古人的诗句意境虽然壮美，然而留给我们令人的现实，却是凄凉与无奈。
300 万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沙漠。后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盲目垦伐，使沙漠迅速蔓延扩大。
随着绿色的节节溃退，北纬 45 度曾盛极一时的人类文明也继而一处接着一处惨遭淘汰。巴比伦王国降落了，盛极一时的玛雅文化也神秘地消失，古城楼兰如今安在？！
黄沙漫漫，雄浑壮阔，然而，这却是绿色的悲歌，是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上的累累伤疤。
这里曾绿荫遮日，软草无垠。
这里曾物产丰饶，百姓安居。
这里曾风和日丽，牛马成群。
如今却成了一个消逝的梦境。
在风沙的呜咽声中，断壁残坦和幸存的胡杨在向偶尔过往的行旅诉说着今已荡然无存的昔日繁华。
本文是为《人与自然》写的解说词。
地球 1。”3 陆地现在已被黄沙覆盖，致使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民不同程度地身受其害。
狂风肆虐，星月无辉，戈壁滩多么像一个古战场。
“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这是绿色与黄沙，生命与死亡的残酷拼杀的写照。不幸的是，黄沙还不肯罢休地向我们逼进。如果听任它继续蔓延，我们全人类以及所有生灵将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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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碎语话家庭
家是人类文明史发端的一个标志。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太久远，也太现代、太时髦。我既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也永难追赶时尚。因此，不能语惊四座，只能拉拉杂杂说点家常话。
过去曾听过一些人的论点：如果家庭与事业不能两全，成功者往往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生活，我听了以后不敢赞同。几年前读了一篇记栋一位外国女企业家的奋斗经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事业与家庭产生矛盾，我宁可牺牲事业也决不牺牲家庭。”这段文字很使我感动。我们东方人一向重视家庭，而这种的语言却出自西方一位妇人之口。感动之余，我想，我也必定不会以牺牲家庭的利益换取事业的成就。其实，我的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三口之家。我和妻子结婚 27 年，儿子如今还在念大学。就是说我们当年结婚之后，一心想过上几年轻松的日子，然后再要孩子。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清淡，文化生活几乎谈不上可是我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去骑车兜风郊游，一路上说说笑笑其乐也融融。两个人一间小房子，平时从食堂打饭在家里吃，有候我们自己做饭，买菜做饭我算一把手。周末，我们就去下饭馆虽然工资不多，但两个人总能有吃饭馆的富余钱，加之那时吃一顿很便宜。这段两人自由自在的时光结束的标志是一道松鼠桂鱼。那时候，普通饭馆师傅的手艺绝不在如今宰人的大酒家主厨的手艺以下。记得那道松鼠桂鱼，焦黄爽脆，酸甜适口，色香味形全够得上一流。但这道菜却标志着我们一段好时光的结束，因为很快我们的儿子带着喜悦的哭声来到了人世间。
《说岳全传》有一句话叫：“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们的儿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苦乐酸甜，有儿方知父母恩。我们既无双方老人的帮衬（老人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又无经济实力请一位阿姨帮忙，只好自己把孩子拉扯大，真不知道怎么熬到孩子上了大学。
记得有一次孩子妈妈出差，我自己带小孩。一天孩子发烧，恰巧我又值新闻班，没人替我，我只得抱着儿子放到一位同志家求人照看一个，下了班抱着儿子上医院。最使人们不安的是，孩子 6岁时由于气管炎转成哮喘，一病就是十余年。平时好好的，可是一犯病就喘不出气来，憋得难受，连咳带喘不能人睡，又没有特效药，他躺在床上喘一宿，我们轮流守在床边目不交睫，肝肠如绞，病在孩子身上，疼在我们的心上。至今孩子还记得深夜里滴在他脸上的妈妈的泪水。儿子还算争气，虽然抱病，每次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从没给他施加过任何压力，全靠自己。如今，儿子身体好了，我们也老了，总算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除了出差，晚上一般谢绝应酬，总在家里，只有这个家才使我感到安宁，舒心。
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位女人，其实不成功的男人身后何尝没有女人呢？我不太同意太太们如何指导丈夫事业有成。事业成功与否主要靠自身努力，否则就像诸葛亮扶不起的阿斗，太太怎么能扶起一个不图进取的丈夫呢？
在家里我们几乎不谈工作，上班干工作，下班还讨论工作，那太可笑了。我和妻子对彼此组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不全她的要好同事，她也认不清我们组里人。因为在家我们都不谈班上的是是非非。我的妻子从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与我一块出镜头，上报刊我尊重她的主见。
人们说：“少是夫妻老是伴。”如今我已渐人老境，我们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再干点自己的事儿，我手待一卷书或拿一支笔，看着写写听听，甚至很少交谈，但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宁馨的氛围中，我们共享安宁。妻儿有时早睡，我则全心读读书或静静地想想事。在万籁俱寂中，感到舒泰自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此时摔倒，自有我妻子来扶起我。
记得 1983 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华，我采访他。我们坐在钓鱼台宾馆的一张长沙发上。
我说起他当总统时，我曾在白宫采访过他，我请卡特夫人也就座，她笑着摇了摇头，在水银灯下，卡特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卡特夫人忽然快步走向沙发坐在他身边，他们相视一笑，手紧紧握在一起。就这样，卡特拉着夫人的手甜甜的笑着，继续回答我的提问。
此时，我感到我在前并非是位政界要人，而是一对和蔼的夫妻，一股暖流荡漾在他们之间，也洋溢在我心头，相濡以沫的情感显得比他所取得的任何政绩都动人。
家庭是每个人都珍视的，我珍视我的家，尽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
一位算命的看过我的手相说，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句话我信，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
最后我想写这样一点感受，列夫·托尔斯泰在《安挪.卡列尼娜》一开头就这样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因为他要写的是一部悲剧，不然，话一定要调过来说，“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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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只小灵龟
我从来没打算过养一只乌龟，但是这只小乌龟在我们家已经呆了 8年。
那是 1987 年夏天，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学、经济部记者郎占岭，从外地采访回来时，带了两只乌龟，我至今也没弄清这两只乌龟从何而来，他专门到我家要我挑上一只。我实在是盛情难‘却，就留下龟背上有个缺损的那一只。这是一种最最普通的乌龟，既非金钱龟更非绿毛龟。它实在是其貌不扬，褐色的龟壳灰突突的，没有一点灵秀之气，我把它放在下水道的水池中，算是也让它有个栖居之地。
我实在不知道该给它吃点什么，才顺它的口味，它也因长途颠簸不适应这个新地址，而怯生生地呆在水池的一角，一听人声立刻缩头缩脚，只剩下那有个破口的龟壳，冲着人。
过了两上月，我们在厨房做饭时，顺便给它几粒米饭和一些切碎的冬瓜片，咦，它居然慢吞吞地伸长脖子吃了起来。行，能养活了，后来我发现它最爱吃的是虾，每当我们炒虾的时候，一定先剥几只小虾喂它。只要虾肉一放到水池底部，这只小乌龟就急忙爬过来伸着脖子、歪着脑袋，一口接一口吞着。不时还用两只前抓，轮流地帮忙往嘴里塞，一直吃上四五只小虾才心满意足，你再给它，它也不碰一下了。
这只龟是旱龟，所以只有很少的时候，我放点水让它冲冲身子。每当到水中，它四脚划拉水游一会儿。有时喂它的东西难以下咽，不忍心看它干噎着，就少许放点水，让它在水下进食，连汤带水，顺得很快。
一过中秋，天气放凉，它就不再活动，也不再吃东西，终日缩在角落，仿佛人静一般，大约是北方的苗子，有冬眠的习惯。
水池子是涮拖布的地方。夏天，就让它一直呆在池子里，连涮拖布稍带也算给它洗个澡，到了冬天，它长时间人睡，加上水又凉不忍心冲它，怎么办呢？只得把它请出来，放在厨房中间地上，关上房门，以防万一醒来乱爬。没过多久，一开房门，发现它不见了，我们就沿着各处犄角旮旯去找，发现它缩在碗橱下，一动不动。第二天再一看，又不在那儿了，挪了地儿，缩在了一口锅后面。也许是暖气屋子气温高又干燥，差不多隔 ZO 多天这只小乌龟就爬出来，刚开始还以为它醒了，想转悠转悠，因为怕它到处爬，就又把它放回水池子。在湿地上，小乌龟伸着脖子吸吮运气。我们这才明白，它渴了，就把它放到洗碗水池中，少许放点水。只见这只小乌龟五体投地，伸长四脚，伸长脖子，紧贴在水池底，头就浸在水里，来个定格，一动不动，那神态仿佛是舒服极了。泡上一两个小时，它就又四处爬了起来，估计它已喝够了水，也消了浮燥之气，又把它请出，放到地上。它居然一摇一晃，爬回墙角锅后原来的地方，头和四脚一缩，一动不动做它的梦去了。
就这样天一热它爬出来，就请君人池，吃上几个月东西；天一凉，我们又把它放到地，任它选择一个角落去冬眠。而奇怪的是它认准了那块地方，总是在那口闲置的锅的后面睡它长长的觉。
这样养了三年，发现它背上的壳有了光泽，每当入冬拿起它来，就会看到胸与背的连接处有了一圈嫩黄，我们非常高兴，它又长了一圈，背上的缺损也在弥合。
有一天，妻子问我，为什么在冬天它醒来的时候，要是有人在厨房它总往人脚边爬呢？是呀，有一次我下厨炒菜，一挪脚步咯了我一下，一惊之下，笑了，原来踩着了小乌龟，于是赶紧把它放进水池，放上水，它就伸长了脖子，伸长四肢俯在池底，眯上眼又进入了极度舒适之中。
小乌龟在我们家住了五六年后，好像跟我们认识了。夏天，只要我们一进厨房，第一眼就会看到它，伸长脖子向我们爬过来，紧接着就后脚支撑前脚向上爬，再就是咚地一声摔个四脚朝天，一轱辘又翻过身，再往上爬，再摔个跟头，再起来，再爬，除非你喂它，要不它就跟你这么练。
到了冬天，每当 20 多天过去，妻就会说，小乌龟怎么还不出来呀。有时我在客厅陪客人说话，忽然听到厨房中，妻子大声说话，没错儿，准是小乌龟出来了，妻子就会冲它说：“小乌龟来来来，给你放水喝。”有时候我们全家外出，如果计算时间会超过小乌龟出来喝水的周期，妻子就会把锅搬开把小乌龟拿在手上，摇晃醒它提前喂足了水，再放回原处，我们也就锁上门外出了。
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搬开锅看它还在做梦，就放了心，任它睡去吧。
近两年来，更有意思。夏天，它吃得胖乎乎的肉都撑出了龟壳；到了冬天，仍隔一段时间，出来一回。别的时候出来不算奇怪，怪的是，每逢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它都出来一回，莫非是给我们拜看，或是这两个日子四下格外热闹，暖气也尤其足，惊醒了它的美梦。总而言之，我们越来越觉得无意收养的这只小乌龟，已不是刚到我家的那个小丑家伙，它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跟我们亲如家人。
千年王八万年龟。
我听说一间百年老房，在翻盖时，柱脚的石穴里，压着一只百年前盖房时的垫脚龟，居然埋在地下，压在柱下，经百年仍健在。
我估计我家这只巴掌大的乌龟，怎么也有个二三十岁了，我们喂了它 8年不过才长了一小圈儿。依此算来，从小拇指盖长到一个巴掌大小，恐怕还不止二十多年。
我有时遐想，如果它真的很长寿，那么，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儿子，我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一定会善待它。如果它越来越有灵气，有朝一天，它会对我的后代说，我见过你们的曾祖父的曾祖父。
啊，我不知道，几百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相信只要没个三长两短，我家这只灵龟会活到那个时候，只不过它对屋外发生的任何变化，不感兴趣罢了。
写于 1995 年 7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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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汽车观
最近，儒勒·凡尔纳的曾孙找到了这位科学幻想小说大师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内容对 20 世界的一切科学发明及应用犹如神算，没有一项落空。
当年他在书中的预言使得这部书稿石沉海底，因为任何一位书商都不敢同意他当时过于离谱的幻想。可是，工事就是难以解释地完成了凡尔纳的幻想。
在这部书中，凡尔纳提到了汽车，并进而描述成现今的样子。大约在他成书后十多年即 1886 年，第一部汽车问世了。
但是这位科幻大师忘记预言，汽车尾气将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巨大污染以及地球上石油资源，还能使这些四个轮子的小铁壳跑多久？这一切，至今都还是非常人所能解开的难题，倒不可再苛求前人。
不过，汽车还是如潮般地发展起来。如今在大城市，汽车的内涵了早已超越了代步工具这一功能，越来越成为显示财富与价值或能力与身份的标志。于是街上奔跑的汽车，几乎年年月月天天，更新换代、川流不息、流光溢彩、夺人眼目、招摇过市。越来越增多的是私人汽车，或是利用公款满足私人自尊自荣的追逐攀比的豪华车型。不能不说这滚滚车流是承载的既是现代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信息，但也不断散播着自我炫耀的俗气。
一个朋友在饭桌上问我：“你现在开什么牌子的车？”我回答他：“我至今还没买车。”他冲窗外一指自己的名牌新款小车，不免流露出几份得意，或许也有一丝同情。
“你不至于吧？”是的，我不至于买不起一辆他们都能买得起的车，但我真的不打算加人这时髦的行列中。
我也并不打算以年老之躯，继续顶风冒雪骑自行车，也不能以熟悉的面孔挤公共汽车让一些人起哄，只好“打的”，我也喜欢“打的”。用不着保养车子，用不着为停车场发愁，用不着跟人家无穷尽地比。钱多或有地方报帐时，打每公里两元的“的”，要不然就打面“的”
汽车是不能离开的代步工具，但我不想像牵条狗似的老惦着它。
原载 1995 年《汽车报》桑巴足球最具魅力世界杯足球赛就像是一个大舞台。它之所以引人人胜，是因为舞台上明星云集，而在所在明星当中，巴西队是最棒的明星。
巴西足球是桑巴足球，它是人体协调最完美的展示。以往他们在绿茵场上的一招一式，不少已成为传世之作。所以，巴西足球最能争取观众，它的胜利对失去世界足球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基于这种想法，我一直特别希望巴西队能夺冠军，但恐怕这只是最善良的愿望。上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足球队优美的盘带、默契的配合和精彩的射门，均展示了无穷的魅力，摆出的就是一副冠军相。可惜在对阿根廷队一仗，巴西人倒了大霉，射门不是打中门柱就是偏出，好像天意不让他们捧杯似的，而最后捧杯的却是德国队。
这一结果让人觉得很别扭。德国足球是一种墨守成规的足球，毫无创造力，像一部用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我想，如果足球是这么去赢的话，那是一个悲剧。
为什么我不喜欢德国足球？这跟我的一个观点有关。我认为，一个人既没毛病又没优势，就不会成为一个为亿万人倾倒的巨人。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怕有毛病，就怕没魅力。巴西足球有不少毛病，但有风格，有特点，因而有魅力，所以很多人喜欢它。
德国足球整体上看没什么大毛病，但也没什么魅力，所以让人觉得了无生气。
我实在太希望巴西队能赢。但我估计这很难，很可能决赛是德国队和意大利队之争，因为他们的足球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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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第 15 届世界杯足球赛前
（本届杯赛巴西队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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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讳疾忌医
前几天翻翻杂志，偶然发现一个小故事，过去看过，但仍然挺新鲜的。
说是有个老外，一生已经挨了一百多刀。哦，不是遇刺，是他老兄怀疑自己有什么肿瘤之类的毛病，不断去去医院求治，还真的动那么多回手术。看后一想，有可能，也不太可能，的确是有一种疑心病，——人总琢磨自己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有麻烦，久而久之心想事成。
本来没病，自己找了一身病，可是医生为什么陪着他玩真的，动真家伙呢？反正是登在杂志上的传闻，权当消闲解闷认不得真。
倒是我候到了自己的一段往事，说来话长，那是 1965 年末的事啦！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分几拔，轮流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去“四清”。我是1965年夏末随“四清”工作队进的北京郊区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我那年已满 23 岁，空一身军便衣。背个军挎（军用背包），当上了第四生产队工作组成。只有一位组员，是位比我年长的大姐。我们上人，领导一个村 200 多口人。“四清”的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说的是有一天大约已到岁末，山区寒风四起，我一个人从村东到村西忙着发动群众，迈着快步甩着胳膊，居然走出一身汗，摘了帽子拿在手里过过风，就觉得右手食指有点胀，其实走道儿甩手，两只手都会胀鼓鼓的，不过这次有点异样，用右手大拇指抠抠右手食指关节，咦，不好，有个小小的疙瘩，外表看不出来，不用手使劲找，若有若无还真发现不了。当时没在间，坐在老乡家炕头上聊天，坐在队部开会，手不再甩，也就不再胀，也就觉不出有什么异常感觉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受大队指派，在一位老分农陪同下，穿过燕山山脉的老峪沟，搞外调。一天走了 8o 里山路，查批本村一漏划地主。早八百年的事啦，1948 年都没给他划成地主，1965 年想起来他可能是漏划地主，就会离我驻地近百里的山里，找一位尚在人世的老贫农来回忆证明，这个漏划地主当年是如何雇工剥削，不劳而获得的。
地冻天寒，80 里山路人烟稀少。据说荒草漫坡的深山中有豹子出没，然而我真的没当回事。重任在身，向导在旁，什么豺狼豹子顾不上啦！于是在大山中，窜高爬低，甩手前进，行及一程，山风猎猎，严寒刺骨，荒草凄迷，沓无人迹。进行曲曲弯弯的峡谷，只在耳畔听得风声呼啸，身上反而扑不着寒气。峡谷曲折，溪流冻结，上面结层水晶般的冰壳，冰下溪水仍淙淙流淌，尘不起，灰不扬，一股股冲下流水，恰似年轻人周身流动的血脉，散发着生命勃勃的气息，并发出竖琴般的音响，在幽谷中回荡着轻柔的琶音。
一路上边看这变幻有致的野景，边和老贫农聊天。不知不觉从东方放白，走到西方日落，走出了荒山野岭，走完 8O 里山路，走到了目的地。迎接我的是本台同事，多日未见，亲热劲没法说，我这才觉得又累又饿又渴。
天已经黑下了，他们忙安排我们住下，又从伙房找了 10 个冷馒头，我狼吞虎咽却只吃了两个就打住了，这位老贫农吃了 8个，我知道他根本没饱，不好意思，只有十个馒头。
甩了甩手，这时候忽然发现，前些日子，那个忽隐忽现的小疙瘩，经这一整天甩手，大了起来。唉呀，不好，别是长了什么东酉，心里挺别扭。
忙完了工作，再开动双腿，又翻山越岭回到我住的村里，交待完工作，到得房中，仔细给自己诊断。这是一个小瘤子，已有半粒黄豆大小。急也没用，观察观察吧，医学知识我还有一点，不像是恶性的。
不久，北京青年足球队的一帮小伙子来体验“四清”，加入了我的工作组。他们身强力壮，生龙活虎。既带来了一股朝气，又带来了一包包的牛肉干和巧克力，这大约是领导上特别允许带的，不能让专业运动员跟着我们天天吃派饭。他们热情地往我手里，塞营养品。正巧他们的一位队医也安排在我的组里，我就请他看看我食指上的肿物。他用手摸了摸说：“没事儿，我没带麻药，等过几天我回城取来麻药，用个剃须刀片，就可以把这小瘤子摘下来，连血都出不了。”我于是放了心。却谁知，他们不出一星期，就全部撤出村，回城训练，那位队医也黄鹤一去不复返。我这小手术一时是做不成了。
这小疙瘩正巧长在右手食指中间关节的外侧。我们“四清”工作队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握起铁锹和锄把正好夹着它，越磨越大。于是，从半粒黄豆大小，长到一粒黄豆大小，没多久就又长到两粒黄豆那么大了；而且用大拇指推它，已经没有波动感。
坏了，要往恶性发展了。我那会儿工作正忙，离城又远，驻地缺医少药，连个卫生员都没有，唯一的盼头，就是希望它不再发展，甚或有一天自行消失，可是越盯着它看，越心烦，它仍蓬勃发展，而且肿起的部位开始疼了，在阳光下，我一看它红紫紫的已变了颜色。
白天工作一忙倒没觉什么，晚上自己回屋，灯下仔细观察，越看越怕。
唉，想不到年轻轻的还没满 24 岁，怪病缠身，要是??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往下想了。转年春暖花开，田野返青，喜鹊喳喳，我的驻地正好是一个山环口，谷口朝向东方，每天朝阳升起，霞光万道，照着房前屋后，漫山桃花红艳艳，梨花白灿灿，景色绝美。不过，我没心思欣赏这景致，我的村子当时太穷了，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而欠队里粮食钱。就在这阳春美景的衬托下，很多人家却青黄不接，断了粮。我急着为大伙到外乡借口粮，心情不好，加上手又时时作痛，于没辙，愁眉紧锁。有时独自一人钻进果园，桃李无言，四下静静，远处社员吆喝牲口的声音时断时续飘到耳边，我忽然感到一阵凄凉，想到了死，同时我觉得在这清香扑鼻的环境中葬身，这里有果木环伺，有鸟声阵阵，有霞光拂照，倒也一了百了，是个宁馨归宿。想到这儿，真恨不能伏在大地母亲的怀里，得到安慰。
可是那正是农忙季节，我身挑重担，死了算，可活着还得干。从春到夏，正当绿荫满目的时节，一声令下，工作队撤回了城。
“文革”开始了。那是 1966 年，在撤离村子的路上，我从广播喇叭中，听到了夏青那洪亮的声音播送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时还写了首词叫《小镇闻广播》回到广播大楼，已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接着就雨骤风狂，动乱不已。我也身不由己卷将进去，食指的肿块倒淡漠了，一拖再拖。
其实我是讳疾忌医，不敢去医院，周围都天翻地覆了，管他什么肿块呢。就这样一拖就是三年，也没见全身恶化，是癌症也不可能是恶的一种。
到了 1969 年，下达了战备今，我觉得要打仗了，苏修重兵一到，各自为战，兵荒马乱，谁还顾得了谁。趁打仗之前，上一趟医院吧，能治就治，不能治，国家都面临然机了，我手指头算个什么呢？
一天我鼓起勇气去了合同医院，挂了号，一位老医生叫我进屋。这位大夫颇有儒雅的学者风范，只是一脸的愁云，双目无神，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估计是曾被批判，现在戴罪立功吧。他愁眉苦脸地拿起我的手一看，立刻做出判断：“血管瘤。”就不再说话了，我头一次听到这个名称，顾不得体面，急着问，是什么性质？一听问什么性质，老医生流露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惨相，半天没说话，在这空气仿佛凝结的时刻，我的心怦怦地跳：“您说吧！”
他似乎醒了过来，“哦，良性的。”我放下了心，但还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问能不能请他做手术。他拿起我的手，在我手指上比划了一下，说要做一个 90 度的节口，也就是一横一竖交汇点不出头儿。但是，他抬头望了望我说：“现在医院要战备，也可能转移，没法手术，你自己留意不要让它破了！”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好吧！我只好走了。
仗没打起来，日子还那么过，虽然业务上基本没任何进展，倒是这血管瘤，还那么令我难堪地长在手上与日俱增。于是，我又去了上次那家医院，找那位大夫，但他已经不在了，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也说不定关进“牛棚”，从那副苦相上我就知道他准有事儿。我知道当时他未尝不同情我，我又何尝不同情他呢，但是谁也帮不了谁的忙。这回是一位女大夫给我看的，这位大姐粗声大气地一看就说：“这是血管瘤呀！”我早知道，自从上回那位老医生说过之后，我回去翻过书，那时有一本书叫《农村医生手册》算得上诊病的百科全书，通谷易懂，第 382 面上注明：“血管瘤是由血管形成的良性瘤，主要分为毛细血管瘤和海绵状血管瘤两种。”毛细血管瘤一般长在脸上或身体表皮，形成红记，我手上的海绵状血管瘤。
这位大姐转身出屋进了对过一间诊室说：“大夫，??”只听一个粗声恶语的人大声训斥她：“你知道什么呀，那里面大着哪！”真是神医，连面都没看见就告诉我，他们治不了，要治得住院，住院就得等着，只不定等到哪一天。我一气之下，大不了不就是死吗？你见死不救，我犯不上求你，难不成给你跪下，我就留着它玩。
于是我又带着它去了干校，也没耽误我喂猪，也没耽误我挑秧，只是插秧时，我的秧子总爱往水上浮，原因当然是我食指肿大，那种穴一大就拿不住秧苗了。
从干校回来，我又去了那间医院，这次老大夫、女大夫通通没见着，倒是一位戴眼镜、东北口音的小伙子，草草给我一看就说：“我给填个手术单，后天下午来手术。”我看他比我还年轻也就二十多岁，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心想你看好了吗？但嘴上只说了一声：“不住院吗？”他头都没回：“门诊！”意思是让我快离开。
隔天下午，我拿着单子找到他。还真行，敢做敢当，他很麻利很热情地把我领进一间手术室，让我躺下，用皮筋把手指箍住止血，他又去消毒，然后让我把手伸出，问要不要盖住脸。我说：“大风大浪见多了，这小手术，盖什么脸，招呼吧兄弟！”他笑了，不过他拿起刀子比划来比划去，不知怎么下手。我记起了老医生说开个 90 度日子的话，就用左手悬空在右手指上比划一下。他笑了，对，就拉个弧型口，还有创造。干净利落，10 分钟连开带拉带缝，我们边聊天边干活。那时谁家都没电视，他不认识我，倒成全了我和他无拘无束地聊，聊完了天，手术也完了。他送我出门儿，又招呼下一位，我感慨万千地走出了医院。
常言说，姜是老的辣，可是别忘了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么一说呢。
过了几天，一拆线齐活儿，至今不在阳光下仔细看，几乎看不出刀痕，右食指经多年磨难差不多又完好如初。
要不是这次看杂志，看到那个傻老外天天往医院跑去挨刀，我也就几乎忘了这段往事，我和这个老外不是正相反吗？不过，有病自然快去治，没病千万别找病。
写于 1995 年 7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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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遗风与先人遗训
山东济宁地区所属的位上县古名中都，是孔老夫子曾为官临政的地方。
据史料载，孔子曾在此地做了一年中都邑宰，时间是公元前 5OI 年。
孔子在汶上的政绩，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此乡被老人家治理教化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悠悠岁月，2400 年过去了。公元 1995 年 4 月 10日，中央电视台《大京九》剧组，一路风尘抵达汉上。我恰适其举，有幸到这方礼仪之邦，如今的汶上，没有几座楼宇，只有齐刷刷的低层建筑，所以街道反而显得整齐敞亮。听说摄制组将要抵达，街上早已拥满了人群，像似赶集一样。汉上人怀着友好和好奇的心理，看看电视节目倒底是怎么干出来的。车门一开，摄像师脚一沾地，立刻从围观人丛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淳朴的笑容，浮现在乡亲们的脸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们并不喧腾，也没有大惊小怪指手划脚的骚动，静静地亲切地注视这观得一见的摄影队，这似乎也应着见怪不怪的古训。
汶上市中心的十字街心广场中央，矗立着 90 年代才塑成的孔子像，像是石雕，又好像是水泥的结构，形貌像极了随处可见的汉上人的面貌，淳朴得活像一位老农。如果不在塑像基座上标明这就是孔夫子，那么这座名垂千古的圣人塑像上，几乎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灵光与圣德交相辉映的伟人相。不知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也不知依据着什么来完成这件作品史没有任何根据说这不是孔子，但是却与任何别处见到的画像与塑像，迥然不同，完全不能接轨。但我却宁可相信这位身材不高、憨憨笑着的老大爷，就是万世师表孔老夫子。
面对镜头，我一刹间，产生了这样一种短暂而又清晰的意人。我开始了一段独白：“这是 9O 年代汉上人道德的 240O 年前爱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塑像。他仁立在汶上市中心广场，‘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岁月悠悠度过，如今孔夫子他老人家，在这里望着四周鳞次栉比的商店，望着充满生气的街景，不知作何感想。也许汉上人立起这座塑像，也正象征着他们在告慰先人，如今商业兴起，而古风犹存。”
汶上至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因为它仍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来支撑自身，工业刚刚起步，商业还算不得繁荣，但是已融入市场大潮之中。
孔老先生生前很不以商为正业，如今汶上的市场经济是否有悖古训，是否今老先生不满，不得而知了。但从笑眯眯的孔子塑像的神情中，汶上人似乎觉得这位曾领导过他们祖先的先人，正宽容甚至赞许着他们以商业流通和市场经济作为致富的一种手段，此一时，彼一时也。商人重利，但凡经济一振兴，接踵而来的一种拜金思潮与见利忘义的风气挥之不去。
然而，直到今日汶上古风依然，它是治安模范区。在拍摄完街景后，我与围观而久久不散的人群挥手告别。我们在县政府招待所受到当地领导的款待，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大鱼大肉，农家风味的饭菜可口而不奢华。因下午还要继续工作。所似酒也免了，以茶水碰杯。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这并不减主人殷殷的感情和席间欢快轻松的气氛。
主人并不以经济已如何腾飞为夸耀的言词，却以当地的道德风范引以自豪。
闲谈中，主人讲了几个小故事、一位少年牧羊人不知因了什么缘故，捡到一辆自行车，他认为这是一位粗心的人忘下的，于是他一连在拾到这辆车子的路边，等了整整三天。失主没来认领，这少年把车子推到了公安部门??后来如何我们没来得及去问，主人也没再讲，似乎这只是随意的一说，并不以为这件事发生在当地有什么稀罕，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别人也都会这么做似的。接着主人又讲了一故事，当地一位妇女捡到一个满满的钱包，是她自己找到失主抑或是交公后找到的失主，不得而知。只知道失主万分感谢，潴只道声谢谢，恐怕太过意不去，就拿出 100O 元钱，大约是所失钱币的 1。”10，这正应着现今 10％的回扣吧，当然，也可能人家没这么想，总之我相信失主是诚心诚意的感谢这位交还他钱包的妇女。这全妇女淡然一笑，（这表情是我加的）也可能沉下了脸，她说：“我为什么要你这 1000 块钱？如果我想要钱，我就全留下了。”这脆生生的话语，掷地有声，那么合情合理，坦坦荡荡，显示了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尊严。
边吃边聊，茶足饭饱，合影话别，这一惯例不能省去。摄影车队告别汶人，一路网尘进人下一站的行程，几分钟驶出了这 20 余万人口的县城。
迎面而来的是一片片碧油油的麦田，苗齐苗壮，大约夏粮是不愁了。在怡神悦目的绿色中，偶见一块块金黄色的莱花，灿然生光，把这一望无际的大片田野点梁得俏丽多姿，车在行进，离汶上越来越远了。如果没有人告诉我这里就是孔子曾经治理过的地方，这时就是礼仪之邦，如果没有在广场中慈眉善目的孔子塑像，我怎能把汶上与其他毫不起眼的小城镇区别开来呢？
汶上人的笑脸掌声，主人的热诚接待，刚刚还在眼前，可是一转眼却只剩下了留在心中的感受，对细节的描绘已不可能，倒是主人的几段小故事，如含橄榄，令我品味不已。虽然故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但一幕幕的情节，却仿佛活生生的就在眼前。在汽车上，不时可以望见少年牧羊人，几只羊儿散落在他周围啃着青草。当地的小尾寒羊是羊中上品，在梁山我曾亲眼看到这种羊的搏斗顶撞，同时也曾在席间尝到这种羊肉鲜嫩而毫无膻气的美味。虽然一个个少年牧羊人并没有留意我们的车队，但我却仔细地辨认着他们，不知那个等了三天失主的少年是哪一位，好像都是，也可能全不是。
汽车继续向远方扬尘驶去。另一个形象映现脑海，就是那位捡到钱包的妇女，不知道她高矮胖瘦，也不知她芳龄几何或老态龙钟，更不知她尊姓大名。总不会像几十年前，或上溯到孔子时代，女人大都有姓有无名吧，那时的女子嫁到男家，把丈夫姓摆在前，娘家姓放在后，末了挂一个氏家，称作某某氏。这位妇女有名有姓，只不过我不知道。
但我想是一位健康淳朴乐观的青年妇女，我不可能见到她，即使见到她也不认识，也许她是汶上市中心十字路口，驻足围观的人群中的一位普通女性，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
孔子老人家曾讲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这样的吗？我想起了塑像，孔老夫子的憨憨的笑容，他不会再表态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在汉上人的群体中，每一位人的脸上都挂着孔子塑像面容上的笑意。是先人的笑意一直传到如今，还是今人的笑意感染了这位老祖宗？总之，他们微笑地面对生活，面向未来。他们今天还没过上什么像样的富裕的日于，也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乡人夸耀的经济数字，但他们有一种与人为善、安居乐业、安分守己、其乐陶陶的久远古风。这却是任什么高楼大厦，任什么流光溢彩，任什么新款汽车，任什么时装款式，不可能替代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满足的量化标准，但是路不拾遗的民风却是现代社会中，足以心安理得，足以傲视世人的风尚。我们可惜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攀经享受，而少的是在汶上孔子故里这样的 90 年代仍闪烁着的可敬的民风。
汽车一路绝坐而去，我却觉得汶上人的美好笑容永远近在我的身边。
写于 1995 年 4 月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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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价值喜与忧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顾念旧情、怀旧情绪与喜新厌旧、追求时尚、数典忘祖，恰恰成为两种截然对立的情绪与倾向。问题是，一切的一切并不如此简单，有时互易其位，有时相互渗透，有时你中有我，于是就产生了一时喜、一时优、一时追悔、一时无奈的纠缠不清的种种未了之局。
思绪有时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说不清还要说，而到了稍有着绪，又忽然觉得百无聊赖，“欲说还休”那实在是并没有把握与并没有终结的判断。
从我们家置办第一件家具说起，我买的第一样家具是一个板式结构的大衣柜。回想那时候，正是我们成家六年多，时间是“文革”后期。那时候，如果一个城市家庭有能工巧匠式的成员，已经开始买两条扁担一锯四段，找点板条，再缠上几个钢丝弹簧，再上单位找用剩下的包装箱，翻出点泡沫软塑料块，那是垫东西用的人造海棉，好，有了这几样基本材料，经过轻巧施工，几经摆弄，蒙上一层花布，两个沙发就做成了。那时候，上哪儿买沙发去呀，我既找不到材料，又没有能力和耐心，只能想法上家具店买件称心的物件。虽曾多年寻觅，无奈家具店空无一物。有一年，北京几乎所有家具店几乎同时摆出了两种款式的大衣柜，有一种称为框式结构的，售价 85 元，另一种，更高级的板式衣柜，98 元。这是“文革”后斯，北京家具店终于有货可卖的令人振奋之事。很多人家，想购买到它，于是掀起了小小的购买潮。但货少人多，必须凭票购买，我记不清了，或许抓阄我得了一张票吧。
但也不是有了票到了店里就有货，还非得常去探问探问，听说这天有货来，就一早去排队。
我去的是如今西单南大街一家店铺，当所有的买主挤在那里，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的时候。我注意到隔几个门脸儿，有一个旧家具店，那店里摆放很多已旧得不能再旧的桌椅板凳，没有中国人去逛，去的全是老外。我们在等新大衣柜，老外却忙着买旧家具。
别看他们穿的比我们鲜亮，但不怕脏似地往外搬家具，搭柜子、抬桌子、拎椅子，忙活极了，让我们觉得太可乐了。您再瞧他们买的东西，缺腿儿的，掉扇儿的，脱样儿的，没边儿的，黑不溜秋，脏兮兮的。我们这儿排队等新大衣柜的人堆里，不知谁说，“老外就喜欢收破烂，那破桌子，劈柴烧都不爱着。”是呀，别说往家里放了，摸都不想摸它，怕脏了手。于是我们等新大衣柜的人，好奇，也可能带些嘲讽的看着老外傻乎乎地把这堆破烂，搬上车，运走，拉回家，以后他们再拉回他们老家。
“来啦！”人群一阵骚动，所有眼光立刻转回，盯住那正从汽车上往下卸的两种大衣柜。点票，交款，兴冲冲地提货，互道：“再见”。于是又花了 3元钱，雇了一个板儿车，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这件心爱之物，从西单位拉回甘家口。
这个当时最时兴的大衣柜，咖啡色的漆在闪光，给我当年仅有 10 平方米的小屋，带来了温馨，带来了喜悦，带来了满室的华贵氛围。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岁月使它失却了昔日的光泽但这衣柜一点儿都没变型，那活儿真地道，如今它立在房间的一角，仿佛在诉说着往事。
生活变化多大呀。这十多年来，家具也在更新换代，漆得明镜似的罗马尼亚组合柜，意大利真皮沙发，席梦思床，再加上电风扇，空调??新的、更为高档的摆设既代表着新潮，又代表着富裕，人们不停地追求新潮、新款、新摆设。
据说，老外们还一个劲地寻摸旧东西，寻摸老掉牙的东西，寻摸我们不想要了，过去仅三瓜两枣就抬出去，卖了的破烂。先搬回公寓，等回国时再搬回老家。
后来，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我曾不销一顾的旧家具，其实很可能是宝贝。也许。当年老外们买的桌子，哪怕掉下的一条腿儿，都会比我的那只大衣柜价值高了不知多少。
假如，那或许是明、清两代的家具；现如果，那材质是老红木的、黄花梨的、紫檀的，谁也说不清，他们抬走到底都是什么。
我们正一心想买回一个新大衣柜的时候，老外们却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一车一车把旧东西拉走。人家老外没偷没抢，他们不是八国联军，他们是花钱买的。也不能说老外都是斯坦因，都是盗宝人，也更不能说咱们旧货店的人是敦煌或龙门石窟的管事儿的，帮坏人盗宝。
正因为这不是抢不是偷，才是更让人惋惜的一种流失，而这光天化日下的流失，是由于我们自己轻贱它才造成的。
这像是故事，又不是故事，当全民族多数成员，对自己众多的、固有的、传统的物品，看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才使这些宝贵的物件，远走他乡。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一共让人家廉价买走了多少东西，价值多少。当我开始心疼的时候，找机会问一位老木器家具厂的厂长，他对我说，前些年，库里堆的那么多旧家具都卖光了，大部分是外国人买的。您要是明白了，如今一件像点样的，好材质的旧家具，不是仿古的旧式家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一件。唉，我要是早知今日，当初买什么新大衣柜，跟老外一块儿寻摸一套好点的旧式家具，如今能换几堂洋式家具了。可是，理在明白了，晚了点儿，这谁也不怪，怪自己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无知就不会深深地爱，不爱只能看它流失。
这些曾藏在民间的旧东西，就单独个体来说，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曾被盗走的国宝的价值，但从流失总量来讲，它的数量、它的全部价值，难于估计。
我们难道不如外国人懂得我们自己的传统吗？有的中国人确实还不如外国人懂中国。
拿破仑、恩格斯，都曾论述过中国的伟大前景。
我们近十多年来、还听到有的中国人不但不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传统，还自己骂自己祖宗，骂自己传统，骂自己民族，骂自己国家。有的人还能写这类文章，有的人也还能写书。应该承认，这种人还是认识字儿的，会码字儿，其实这些人虽认识字却并没有什么文化，可怜的是他居然认为自己有文化。
字儿是语言的符号，识得文字是为了便于学习与传播文化。但长期以来，我们仿佛有了一个误解，就是以为不识字的人就一点文化都没有，这可是一种绝对的说法。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识文断字为的是学习文化，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以及接受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然而，学了很多中国字，却对中国文化，尤其对源远流长的五千年灿烂文化不屑一顾的人，怎么能令人信服他有文化呢？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我想有很多可能是不识字的或识字甚少的能工巧匠创造的。就以万里长城来说，无数不识字的人筑成了它。当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只有识文断字，只有掌握了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较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探寻理性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创造文明未来。可是，以中国文字构成文章来抵毁中国文化，这只能是一种反文化现象。
写于 1995 年 9 月北京
错被人呼“富贵花”
《演艺圈》约我写点文字，这使我想起初中二年级时的事。那时的孩子们都挺重视彼此的友情，年终总会很认真地互赠贺年卡，那会儿的贺年片很便宜，但所承载的情谊决不比现今逊色。一位同桌学友，挞我的贺年片上题了他热诚的祝愿，原话记不得了，但画面上的几朵牡丹花旁的题诗我却至今记忆犹新，“平生不做寒酸相，错被人呼富贵花。”少年时不解其意，只觉得琅琅上口，表年时仍不甚了了，如今也只是约略理解点罢了。倒是这次《演艺圈》约稿，以及最近我接触到一些人，才发现人家把我列人演艺界，我才又一次领会这错呼二字的多层含义。
我只主持过不多的综艺节目，歌不能唱，舞不会跳，戏更演不来。其实只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工作 35 年，插过 25 年新闻，含播过 20 多年专题，光专题片的稿子我想也差不多有几百万字了，但观众只认可我解说的《动物世界》。我不敢比黄胃先生，他笔下人物、动物，千姿百态，但人们一提他就说起画驴；我也是播了那么多节目，人们说起我，就好像只有一个《动物世界》，当然，我对《动物世界》情有独钟。在十多年的《动物世界）解说中，我从对动物知之不多，到深深喜爱，又引发起一点环保意识，进而决心为保护茫茫宇宙中，上千亿个银河系、上千亿个星系中，唯一有生命的这颗孤零零、但又热热闹闹的星球——我们共同的家园，而尽心尽力，所以我又和同事们推出了《人与自然》这一栏目。
大千世界，唯有人是出类拔萃的万物之灵。但是人类离不开其他生灵，我们和 500 万种以上的物种构成了地球上的生物圈。人类社会只是生物圈中的一个环节，人之所以叫人就是劳动创造了我们，根据劳动的千差万别又有了概括称之的七十二行。演艺圈中是其中一行的一部分。
解放后，演艺人员统称为文艺工作者，如今又叫起演艺人员，海外也称之为艺员，这又回到历史某一阶段的艺人称谓了。如再通俗一点就叫吃开口饭的。最近我觉得很有一些人崇尚通俗，而这所谓通俗不是文化概念上的通俗；而是一种“潇洒”的随便，不过越通俗似乎离高档，或离高尚越远。
呜呼，可喜抑或可悲，谁能说清。
这一圈的人，谁不想扬名立万儿。过去的艺人包括走江湖跑码头的，要想混个温饱，总得科练三九，夏练三伏，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总而言之，一招鲜吃遍业。话说回来了，解放多年受党教育多年，把为人民服务放在主体位置，吃苦受累为人民、为观众、为事业，才有所谓的人民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现如今，称谓越来越回归，这倒无妨，但千万别使文艺工作者的群体，回归成旧年月的艺人、戏子。
敬人者人恒敬之，敬业者人也必敬之。只有从内心到言行真。正把为观众放在首位，也只有明白自己还应有时代与社会的责任感，才有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尊严。否则，眼空四海惟圾自己，那只有自轻，只有自以为是，让人瞧不起了。
说起文艺工作者，又想到文化这一概念，有文化的艺人才是文艺工作者。旧年头的艺人真有口传心授的目不识丁者，如果戏演得不错，曲也唱得动人，但斗大的字不识一升，这就很难和文艺二字沾边儿了。各个时代有各时代文化程度的尺度。总之，要想使自己真正提高，就要不断学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演戏亦必有神，主持节目何尝例外。李翰祥在一本书中，几次提到当演员的要“目中无人，死不要脸”；林语堂说过演讲辞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要知道，只有从文化视角去理解，才会认识到这种说法是词糙理不糙，脱离文化的理解就的乎下流话了。学识浩如烟海，我愿多采撷点别人的成果，主持起任何节目都有个内劲，到了我这把年纪只凭描眉画眼，或只凭手眼身法步，那就惭愧了。
现如今耳闻别人能几个人侃出个戏来，我和这样的怪杰素无往来，心甚羡之。但我有点不信，我想这是过分客气了，可别让以后的年轻人都真以为光侃山，就能侃出成果来，如存心放这种烟幕，那近乎不平等竞争，教唆再下一代别读书。我不习惯喷烟吐雾，没这没拦的侃山，实在是没那份才气，也没那块时间。我只羡慕古人诗中那种情调：“绿新酿酒，红泥小火炉，晚来不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何等的温馨情景。与相知挚友，浅斟小酌，谈古述今，足慰生平；要是偶入田舍“把酒话桑麻”，又会是另一番欢愉场景。总之，人不可不交友，不可不交谈。据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只差一步就可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辩证唯物论，只可借他晚年独居乡间，把自己隔离起来，终至功亏一篑。那么达摩呢？据传面壁十年心有所悟，我看人既不可以离群索居，又不可终日纷扰，既要有谈论交往的场所，又要有沉静思考的时间，否则难成正果。如今城市中不难见到灯红酒绿，倒是田野中少了那份牧歌之情。在内心保持一些田园之风，我想这就是我在《动物世界》所寄托的一点失落的情调。我真诚的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演艺圈总那么辉煌炫月，卓别林还不是在夜幕下街头踟踌被朋友看见觉得心酸。要耐得住寂寞，否则，你方唱罢我上场，场上场下乱哄哄，怎么会有长进呢？怎么能成名呢？
不过您要是拿杜甫的诗告诉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那我就没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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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导游的顺口溜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听到一句特别的话，定会牢记终生。
也许因为我是干语言工作这一行的缘故，对生活中接触过的人所说的绝妙语言，常常是佩服之至，当回忆起革年某月某地某人说过的某句话，受益无穷。不知道其他行当的人，最感兴趣的细节是什么，但我想服装设计师一定会对某时、某地、某人的穿着记忆深刻，古董拍卖商一定总会惦记着某处、某人手中有什么珍藏，反正我对有趣的语言，总能时时记起，念念不忘。
那是 1993 年夏天，承蒙中国旅行总社的邀请，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一个专业旅游考察团，一行近 3O 人，在印度尼西亚考察了 10 天。
雅加达的市容，万隆的国际会议中心，浮屠婆罗神塔，巴厘岛的民俗，都给我留下了异国情调的感受。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匆匆接触的风物人情，在我心自中只留下了斑斑驳驳的片段回忆。年深日久，连雕梁画栋都会褪色，何况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般的印象呢？
这次旅游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印尼一位女导游的一段自言自语的独白，多少次想起她这段话，我都会在心头笑起来。
我们这个团的成员，大都是来自中旅各省的分支机构的专门负责旅游业务的副总。
这些副总大都是导游出身，有的做过多年的导游工作，接待过海内外的不计其数的八方来客。在国内旅游业内，这些团友可以说业务纯熟，深谙此道。可是到了异国他乡，强龙不压地头蛇，几天过后，我们全团团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惊呼，在旅游购物中时时上当。
本来嘛，入境随俗，对方导游带领我们参观与购物，既是人家的责任，也是人家的营生。靠山吃山，人家也当然要从我们身上适当地盘算盘算。不过“导游领进门，吃亏在个人”。印尼的导游并不是国内的吃公粮的导游，都是个体户，招之即来，平时并没有固定工资，所以，拿回扣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有人看到导游刚把我们带到一个商店，她自己直接奔了柜台。据说，看见人家给了她钱，不管我们买不买东西，购物与否悉听尊便，人家已功德圆满一把钞票揣进口袋。于是大家心里就嘀咕起来了，这家商店准是宰人的地方，有的人就干脆不在这儿购物，想买也不买，干嘛让你宰！
在对导游产生的防范心理支配下，购物时，就不让导游像幼儿园老师似的领着孩子一块走，大家就放羊了。四川省旅游公司副经理苏强，此君刚从香港公务回来，就进了这个团，这位老兄与我十分投缘，一路上我们相互聊得挺对胃口。一到购物时，他往往拉着我，进了别家铺子，其实也不知这家铺子黑不黑，也许比导游领我们去的那家还宰人。
反正印象已变为了成见，你说往东我偏往西，导游见我们从别家店里拎回了东酉，真是有点不够风度，冷嘲热讽，一定让我们明白“不听导游言，吃亏在眼前”。比方，你在别的店里买一条裤子，她一定说，小心穿上就开线。你买一双鞋，她一定会说，要是现在就穿上，等不了你回国准开绽。
我喜欢印尼虾片，炸出来又大、又脆、又香，于是我和苏强两人进了一家超级商场，我们买了不少各式各样包装的虾片。那天也巧，其他老总们，包括并不喜欢吃虾片的人，一见我们买了不少东西，大家一窝蜂全进了这家超市，每人买了好几包，如不送人，只是自家享用，怕是够吃上三年五载的。
这一下导游拉下了脸，“唉！你们急个什么劲，还怕我不带你们买吗？回去你们就知道了，根本炸不开，咯坏了牙我可不负责！”老总们当然是有风度的了，没人去跟她计较，一笑了之。
还有一次，我们团上了巴百岛，这里的南洋热带风光令我们留连。尤其集市上、地摊上当地的手工木雕真是一绝，不但做工细腻，充满了异国情调，还十分便宜。于是，团友们三三两两步人各个摊位，连观赏带采购。附近的小贩们更是热情待客，一哄而上，有的小孩子递给你一个木雕人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最后其价格便宜得就差倒找你钱了。
我也买了一个人体木雕，那本色、花纹、造型、雕工没得说。这一站行程，人人满意，大家很高兴地回到车上，纷纷交换着，看看别人买的是什么雕刻，什么价格。那一天，这一批上了点年纪的团友们，忘记了天气很热，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忘记了前几天的不愉快，有的像小孩子献宝似的向导游炫示自己买的纪念品。“哎哎，别递过来！”导游拿着话筒说。很显然，她不光是说给身旁附近的人听的“团友们，请你们别抱着你们的‘女朋友’（那是指雕像），尤其穿白衬衣的男士，小心蹭一身鞋油，你们以为这是什么红木的，乌木的，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多好木头，这上面不过是刷了鞋油。”
哈，大家没脾气了，全让她给气笑了。
既然，我们处处受挤兑，遭挖苦，看起来，不针锋相对也不成了。当然，又不能真和人家顶撞，更不能直接和她逗嘴。于是，苏强拉我坐在旅游车的第一排，我们一边儿一个坐下，中间正好隔着一条过道，导游就靠着椅背，手持话筒面向旅客，首当其冲地对着我们俩，我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苏强就向我讲开了，他说，他平生最讨厌别人的一个缺点，我忙问是什么，他说只有最不懂事的人，才会在观看别人买的东西时，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说人家买贵了。有的人天生的这么个毛病，不说人家是傻瓜，他心里就不好受，其实，何必呢？聪明人永远夸奖别人如何会买东西、即使买贵了，也会说，你从哪儿买的，比我买的那件便宜太多了，你真有眼力，下次有功夫您一定帮我挑样东西。这叫会说话，做人千万别那么尖刻，你气了人家，人家嘴上不讲，难道心里会夸你吗？
导游也真够可以的，她拿起话筒说，“诸位，我教大家一句顺口溜吧，旅途劳累，让大伙开开心。”于是，她说了一句名言，一个顺口溜：“你气我，我不气，我生气，中你的计！”
于是，我和苏强都沉默了。
我听了这句顺口溜，如醍醐灌顶，我高兴极了。听到这句顺口溜，补偿了我一切心理的不平衡。
我立刻想起武则天在读到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檄》中那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武后也感叹其才。不知电视剧《武则天》中，上官婉儿怎么不念这檄文最后的句子，武则天那是王者之尊，我们小民还是觉得平民百姓的话更有意思。
总之，这段顺口溜，也是一句真话，也是一句玩笑话，也是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你气我，我不气，我生气，中你的计”。好！太好了！就冲这段顺口溜，不虚此行。
人有七情六欲，人要和人打交道，高兴与愤怒之间的中间地带就是一口气。气顺则其喜洋洋，气不顺，则怒上心头。有人常说；“人累不死，能气死”，这是人际关系没理顺，产生种种矛盾症结之后的一句牢骚话。我劝这样的人碰上不顺心的事，想想这位导游的话，可能起点作用。
无独用偶，有一次一位同事和我议论点事情，我说，我看你一天到晚心平气和，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也不恼也不火，你的修养令人佩服。他说：“我见到麻烦事也生气，后来我想通了，你要是和别人生气，那就是用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这也是同样意思的一种表述，只是知识分于气浓了一些。文人大抵看不上顺口溜，大诗人绝不写打油诗。但是，民间的顺口溜有时含有深刻的哲理，且莫以儿戏视之。
说是说，做是做，常常想想这句顺口溜，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会免去许多烦恼，少生一些闲气。
要是早个一千多年，把印尼导游这句话，写成条幅，悬挂于中军大帐，周瑜经常看这个条幅，或许不致于被诸葛亮气死。“既生瑜何生亮”。公瑾太遗憾了，你没有碰到这位导游！如果早些开通了心胸，那“既生周瑜，不妨生亮”。导游顺口溜，进了中军帐，“你气我，我不气，我生气，中你计”。
假如周郎不被气死，历史将会怎么写，不得而知。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更可惜，《三国演义》毕竟不是真正的史实。
写于 1995 年 6 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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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舅舅的话
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播出期间，我差不多每集都看了。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金童玉女般的两位主人公，倒是几位老艺术家扮演的清朝的官员，简直活灵活现，令人叫绝。导演的功力不凡，把个清迁官场种种情态展现得淋淳尽致。
不过时间久了，这部电视剧给我当时留下的鲜活的印象，渐渐褪了色，逐渐模糊了。
唯一令我时常想起的，却是剧中一位类似龙套的角色杨乃武的舅舅说的一句话，我印象杨乃武的舅舅似乎只在一集中露了一面。这位衙门中的老差役，在官府当差多年，见多识广，老于世故。当杨乃武的姐姐为弟弟伸冤准备赴京都告状时，这位舅舅对她说：“孩子，我们平常不惹事，但事情落在头上就不要怕。”可惜，我只听了一遍，只记得这样的意思，恐与原文有出人。但是这段话的意思是决不会记错的，因为当时我就想，这么一句富于哲理的台词，怎么会安在这么一个次要角色的口中？因为我记住了这句台词，所以当剧中众多主角、次主角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渐渐模糊的过程中，这位舅舅的形象却仍呼之欲出，因为这句台词，我是不会忘的。
戏曲、话剧、电视剧，我认为总的还是一个范畴。首先是人物，其次是情节，而对人物刻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语言。当一部戏剧上演时，人物的语言就变成了角色的台词。因而，符合人物个性的台词，永远是一部剧本的闪光点。几声名赫的大戏剧家，必然有震撼人心的人物台词传之于世，只有这些人物的台词令人拍案，才使这部经典之作永远熠熠生辉。
中国古代关汉卿、汤显祖、王实甫三位我所崇拜的大家，近代郭沫若、曹禹、老佶这几位名家，他们的戏曲、戏剧作品中主人公的台词，都成为后人背诵的艺术珍品，甚至成为指导人生的格言。
关汉卿的《窦娥冤》中刑场一折的一段戏词，我也是过目难忘。窦娥在刑场上唱道：“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郭老在《屈原》中写下的那段《雷电颂》成为劈开黑暗的一把利剑。舞台剧《二七风暴》中，施洋大律师那大段台词，“工人弟兄们??”，当年金山的这段贯口念白表演，是年轻演员台词课的样板。
国外大戏剧家当首推莎翁，莎士比亚在《汉姆雷特》中，写出了王子念诵的台词“活着还是死去??”，有文化的人大概都知道几句。可这几乎成了我一位朋友“文革”中的罪状。我的这位友人“文革”中被审查，有人翻出了他的一个本子，上面就抄下了《王子复仇记》中这段独白，把这当成了这位朋友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罪状。我当时在场，记得当有人火冒三丈跳着脚叫他交待写这段话的动机时，他笑了，他说，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当中的一段台词，我抄下来是过去的学习材料。于是，那些人不知该如何收场。
而今，中国每年生产出几千部集电视剧，论起给人留下的脍炙人口的台词，我几乎没什么印象。倒是有的电视剧，本身不怎么样，主题歌却流行开来，唱红了几位歌手，出名了几位作曲者。好像塑造人物个性语言不如下功夫写一首歌曲似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这段老衙役的台词，我觉得有味道。多部古典著作中，都有这样地位卑微而见地老到的人物出现，像《红楼梦》中送上护官符的那个曾当过葫芦庙小沙弥的应天府门子，电视剧《三蒸骨》的地老呆，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中这位舅舅都属于着墨不多，却真实动人的角色。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杨乃武舅舅这句话都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这句话的道理很深刻，而且给人一种内心的支撑，老百姓在任何时代总是希望太平无事，不惹事，不招灾，这几乎是每一个善良百姓的心态。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祸事临头，那就豁出去了，不要怕，怕也没用，不怕或许还有转危为安的出路，要是害怕，心理失去了武装，只能听天由命，更会雪上加霜。
1995 年 6 月，上海电视台邀请我和倪萍参加上海举办的《七·一晚会》的主持工作。
我因为台内工作太多，极力推拒。
一天，叶惠贤给我打一电话，说：“过去你要我来北京，我二话不说，这次我们市长都知道你要来，消息也传出去了，不来我怎么交待。”我说：“老叶，那你们上海台向我们台提出这个想法，并一定由你们出面替我请假。”
叶惠贤很不理解：“你是这么一位老同志了，出来两天还要请什么假，又不是玩儿，这也是工作嘛。”我说；“正因为是工作，那你说，我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现在外面很复杂，万一出点差错，我无法交待。”叶惠贤按我的要求，以上海台名义不但给主管文艺中心的副台长赵化勇打了电话，还根据我的要求给我们国际部领导张子扬也批了招呼，尽管他嫌我罗嗦，但还是把事情办了。
我抽出了宝贵的时间，真是宝贵的时间，因为我外出期间应完成的份内工作必须加班加点做完了才可以走。
连来带去两天时间，先去宁波后到上海演出了两场。头天演出完毕，第二天凌晨五点起床赶上头班回京的飞机。到了北京，我下午还要录音，我还要与倪萍一块投人中央电视台《七·一晚会》的主持工作，而一过“七·一”，我就随《大京九》摄制组赶赴江西，拍摄并冈山外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连轴转。干电视谁不辛苦，大约 7月 11 日，我返回北京。
这时我隐约听到，在宁波的演出出事儿了。我并没在意，有时小报记者仅凭道听途说发个小议论什么的，就让他说去吧，关我什么事。可过了没几天，台里就过问了此事，并让我与倪萍把外出的事情交待明白。
原来《钱江晚报》捏造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造谣说我与倪萍各自每场要了出场费十万元，影响极坏。据说《文摘报》与各地十余家报纸以讹传讹，赶忙转载，谣言日盛，台里又接到许多观众的来信，有的质问我们如何这样心黑，有的不理解，有的不相信，希望澄清。我是蒙在葫芦中。正在各地沸沸扬扬之际，我随《大京九》摄制组在井冈山拍摄外景，对毛主席与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和对自然景观的钟爱，占据了我的身心，我挥汗如雨，气喘呈呈，然而又极为开心地在井冈山爬上爬下，拍摄外景，可是一批极不负责的人正把谣言诽谤传得满天飞。这就是现实，我近年来真很怕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工作，躲事儿还躲不过来，哪敢惹事。
这时，倪萍给我打电话，“赵老师，您听说宁波的事儿了吧，台坦克正在查，他们这么造谣，可怎么办呢？”我说，倪萍，我所出你现在很紧张，甚至很慌乱，怎么啦？出什么事啦？镇定点嘛，你这种心理素质怎么当好主持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天塌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没做错什么事儿，谁爱查谁查。”我说：“倪萍，你大概看过《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部戏吧，你记得杨乃武舅舅有句话吗？‘孩子，我们平常不惹事，但事情落在头上就不要怕！’正巧，下午台有关人员叫我面询此事。
我去了，进门就说，你们是问的宁波的事吧，这样吧，咱们平常是同事，现在有关公事，你们先讲讲如何谈话，总该有个开场白。“算了，老赵，你就把怎么去的宁波、上海都谈谈吧，这也是上面让问的，我们也去了一趟当地调查过。”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上海台请我去主持节目，我说你们既是公事，就请与我台联系，同意我去，我就去，不同意那就只好对不起了。是化勇台长和我们都有关领导同意我去的，这是外派公务，并非我私人请假。”
“那么，为什么除了上海又去了宁波呢？”
我说：“我也很不理解，本来我并不知道要去宁波。可是我既然外派到上海台，到了人家那儿。就临时由对方剧组调配，别说他们率队让我们去宁波，就是到广州，我也得去，他们的内部情况，我来去匆匆，既不好过问，也没时间过问，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的。”
“至于劳务，现如今付劳务并没什么奇怪的，可是，请你们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就是想张口要价，也决不会向上海台开口，台与台之间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我和倪萍按台里规定，在税后劳务中拿出 70％上交台里，我们每人只留 30％，《钱江晚报》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说我们每人拿了 10 万元，量变引起质变，所以引起这样的后果。”
我不想去和《钱江晚报》理论，笔杆子握在人家手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把，是是非非任人说吧，打官司我没时间，也不想让他们借打名人官司来扬名。听说《钱江晚报》很快就发了更正，可是各地报纸有的仍根据更正前的消息照搬，我浑身是嘴也说不过他们。
还是杨乃武舅舅的话对，咱们不惹事儿，事到临头却也不怕。
这就是古今中外小老百姓应该有的心态，也只能这么样保持着无奈的心态。名人有时比小老百姓更不如，因为名人更爱摊上事。
洪雪飞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阿庆嫂的形象就几乎是她本人了。
可是，洪雪飞出了意外。
我乍一听说洪雪飞在新疆赴克拉玛依途中，因车祸不幸身亡，心中立时一阵紧缩，唉，怎么回事，太可惜了。
我与她没什么私交，在工作上也接触不多。她和我同龄，成长的道路大同小异。当然，一度她比我更有名，这是她自身努力的结果。她临出事前几天，我们还见过，可是，竟然这么一个活生生、充满朝气、充满生命力的形象就此与世长辞，既令人伤感，也令人，特别是令我这样的人想到了人生苦短，当有作为。
围绕着洪雪飞有好多传闻，有人甚至忽然回忆起她在新疆的言行有什么朕兆。人死了，说什么的都有，平常出门儿，没说吉利话，甚或说几句有点丧气的玩笑话，保要活生生的出去，又好端端的回来，那当然什么事儿也没有，本来就没什么嘛。可是不知她说了什么，结果，车在半路翻了，她正在梦中，就此，轰然无知，一去不返。于是，活着的人就想起了她曾讲过什么，唉，一切都甭再提了，让我们记住她曾给我们留下的阿庆嫂的形象吧。
没隔多久，传闻又出。友人愤愤地对我讲，某报在头牌刊登了洪雪飞私自走穴，并讲了一些她生前如何如何的话，反正不好听。我相信，尽管我至今仍未看到这份报纸，但我相信，有的人身为记者，为了自身的发达，管你东西南北风，管你活人、死人、名人和无名人呢？我仿佛总感到在这类文字背后，闪动着一双狡诈的、毫无人情的眼睛，我甚至觉得这双眼中闪出得意的奸笑。
雪飞，我真的为你难过！
不久，在一次聚餐会上，我正好和那份报纸的负责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面对面。我看他面相忠厚，就向他谈了我的看法。当然，我首先请教他“贵报是否刊登过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是这样的。
我说：“唉，我真替你们惋惜，这篇文字对死者过于苛刻，太有失敦厚了。对死者何必如此呢，这叫鞭尸，我认为不但作者有失厚道，而且也不公道，栽在死人身上的任何一面之辞，她是无法为自己申辩了。你们写什么是什么，登什么是什么，可能有不少人相信洪雪飞就是你们说的那样。可是雪飞还有家属，有亲友，有师兄弟，有同事，有那么多听过她的戏、看过她的演出的观众，有很多她的戏迷。你们不要破坏在大众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的艺术形象。人孰无过，一死百了，她已为自己无论对或错付出了这样惨重代价，难道还堵不住一些人的嘴吗？我为贵报感到惋惜。”
我和洪雪飞几次交谈中，发现她也是怕事的人，不要以为要强的人就不怕事，她也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与事业的人，她如九泉有知，我希望她不要怕这些事，也没必要怕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活人尚且应该不怕事，何况死人呢？
我相信只要还算是一个人，那以死者名声沽名钓誉者，总有一天清夜扪心会觉得自己的失笔，你们有本事还是冲着活人来吧！
写于 1995 年 8 月北京
由《她在黑夜中》所想20 年前，一部意大利故事影片《她在黑夜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至今还能记得那部影片的情节和演员的出色表演。
由一位年近半百的演员塑造的一个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毫不矫饰、纯情自然。这是我唯一能够接受与钦佩的，由超过角色年龄很多的演员所塑造的年轻的形象。
主人公是为生活所迫，在社会底层受尽凌辱与磨难的妓女。但影片并没有着意描绘她那难于启齿的生活阴影，而是刻划了她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努力摆脱难堪的处境，追求幸福归宿的尝试，影片中有两个情节十分动人。
一个是剧中人，无意中走人一个表演催眠术的演出场所。催眠师一眼看中了这位怀着好奇心、孤单地走进剧场的姑娘，于是邀她上台。这位年轻女子，怀着好奇心，毫不在乎地走向舞台。音乐起处，催眠师说：“小姐，这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小姐，这位先生在请您跳舞。”于是，她从一个形似粗俗的妓女，渐渐进人了梦幻世界，变成了一位文雅的害羞的少女，在充满纯真的情意中与梦中情人翩翩起舞。然而舞台上却是她独自迈着轻巧的舞步，在催眠状态中，地流露出幸福、喜悦、温顺、缠绵的似水柔情。
当剧中人如醉如痴的情怀，被催眠师唤醒，当她脱离梦幻，又回到一切空空的现实中，她疾然变色、用刁钻的口气，泼辣地向催眠师发泄，然后，悻悻然转身离去。这判若两人的表演，形成了可信的反差，告诉观众，这个不幸女子的内心本是善良、美好的，是生活改变了她的性格，但她从没放弃寻求美好感情，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这段剧情也是一个隐喻，暗示着她那一番真情犹如落花流水，飘零无望，把一个貌似泼辣、倍尝艰辛的妓女的内心袒露出去，却也令观众同情，进而产生一种尊重与怜爱之心。
生活对于她是严酷无情的，剧中的最后情节是她仿佛重温旧梦，终于寻觅到一位令她心动的男子，并再次展现她在催眠状态中、流露出的幻象。
那般心满意足，那般纯真痴情、那般愉悦幸福，几乎使我们觉得好，终于苦尽甘来，脱离苦海，寻回她失去的世界，投向光明的未来。悲惨的现实再次粉碎了她的美梦，原来那个男人是个恶棍，他在姑娘向他倾吐衷肠时，凶相毕露。强暴地抢走了她的财物，夺去了她的钱包，在这位弱女子痛不欲生的哭泣中，我们也为她痛心。但不是为她失去了钱财，不是为她失去了所爱，因为她根本没有找到所爱，而是为她鸣不平，为什么命运会这样残酷地对待这位，想改变自己生活和地位的女性。这样的打击，叫她如何承受，叫她如何做人，叫她怎样能振作起来摆脱恶运。
她泪流满面，从黑暗的林中走向夜晚的街道，她向前走着，面对镜头，面对观众，这时，街旁的少男少女在琴声中歌唱，在夜幕中说笑。在周围欢乐气氛的感染下，她迅速摆脱了痛不欲生的心境，走着走着，逐渐露出了微笑，这是最后的一个镜头。带着泪水的微笑，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它表明，主人并未对生活丧失信心，对生活仍怀有新的希望。我们相信她那颗善良的心不会就此沉论，同时，也希望她总会找到苦海的尽头，总会苦尽甘来，总会有一个观众与她本人共同希望的美好结局。然而，毕竟夜色沉沉，何处是归程，何处是美妙如愿的归宿？她的笑，更令人心酸，但她也给了我们希望。
在黑暗中，唯一支撑我们的就是乐观与希望。只有乐观与希望才是走出黑暗的唯一途径。
苍苍宇宙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幸喜我们是在太阳系，有了光明，有了温暖，也才有了万物生灵，才有了人类的世代繁衍。普罗米修斯盗来了天火，勇往直前带领着人类走向光明、于是人们才享受到光明的映照，在光明中生存发展，同时编成了这一神话传说。
但是，黑暗永远存在，存在于茫茫宇宙中，存在于地球的自转中，存在于人们的心头，也存在着光天化日之中的突如其来，勇者生存，懦者淘汰。
我在一次主持节目中，专门请来了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劫后余生者，死里逃生的人。
其中一位老妈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被地震时倒塌的房屋埋了十多天，她很幸运，终于被救了出来。巧的是当她获救再见天日时，一位摄影记者拍摄下了她获救的场景，她被人从瓦砾中抬了出来，她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这个场景十分珍贵，又十分动人。
老妈妈后来对我说，她自从被埋在地下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就一直期待有人来救她，而且她坚信一定会有人来救她。于是，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她靠的是信心得以生还。还有人对我说，有许多人埋在地下，不是死于生命的极限，而是死于恐惧。尤其是知识阶层，他们知书达理，他们懂得科学，一旦在黑暗之中，他们会想到将要来到的缺水、缺氧、缺少管养，更恐惧的是他们越是这般盘算越是绝望，放弃了求生的信念，束手无措，投向了死亡。
诚所谓“人生读书糊涂始。”他们不如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坚强。老太太，不懂得断粮几日，断水几日，缺氧到什么程度才无法生存，她只知道要活着，活着，死不了就活着。凭着这朴素的乐观的希望，她坚持到重返人间的那一天。
呵，那黑暗，要是压在我头上，我是断然无法承受的。我不一定计算着科学的数据，因为我从小就十分地害怕黑暗，这黑暗本身就会给我带来难于想象的摧残，偏巧我遇到过几次短暂的黑暗。
一镒是在重庆的一家宾馆，接待单位为我安排了一个套房，几位迎接我的朋友，帮我提着箱子，一同进了外间。匆忙间，又加上是白天，我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应该把门匙插人房门里的电源匣。由于才下飞机，路上几个小时的奔忙，我急于去洗手间。于是，请朋友们暂时坐下，我进人里间，直奔洗室。明明白白地走进去，心想先关上门再开灯，哪知门一关上，立刻伸手不见五指，用手往墙上一摸开关，由于没接电源，灯亮不了。
我心一横，摸索着找到了马桶。然而当我想走出这黑暗之时，坏了，这洗手间的建筑是斜的，约摸是三角形的格局，我已忘了来路的方向，于是我耐心地摸着墙壁找门却怎么也找不到。顿时，一股难言的恐惧直冲心头。
一刹那，我几乎已经忘了我是在什么地方，仿佛已与人世隔绝，甚至已失去了时空的概念。我知道此刻呼喊也不起作用，因为人们在外屋，隔了两道门。
我几乎觉得难于重见天日了，于是，我的手急得乱摸，一会儿摸到了洗脸池，一会儿摸到了浴缸，就是摸不到门。这不过是三两分钟的事情，我却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当然，我没有吓晕过去，所幸是终于找到了门把手，当我拧开把手，找开门，一线暗淡的光线出现在眼前时，我才长吁了一口气，犹如逃出一场劫难。
当我走到外屋，脸堆笑容时，我想我的眼神、我的表情，一定会是惊魂失魄的样子。
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我的感觉。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插上电源，然后才平静下来。
没有任何人知悉，我方才在黑暗中的挣扎与恐惧。那室外方一瞬，黑处几千年的感觉，就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我不会再做作茧自缚的傻事了。像过人行道盯着飞奔的汽车一样，我小心翼翼，使重庆那幕无人知晓、而且说出来人家也不信的、在黑暗中绝望的遭遇重演。
但是，又给我碰上了一回。
那是在石狮。在一家宾馆，一同出差的四五位弟兄姐妹，他们与我一同从一楼乘电梯上五楼，我手里拎着一个包，站在靠里的位置。在电梯中，大家仍在说笑。五楼到了，靠门的弟兄们笑着走了出去，当大家都出去了，我低头提包，刚要抬腿，电梯门却关闭了，这是常有的事。顶多把我再送下去，或送上去也就罢了，我听到门外已响起“小姐，请开 XX 号房间”和他们的说笑声。然而，就在这电梯门合上的一刹间，忽然一片漆黑，电停了，电梯门打不开了，电钮也按不灵了，剩下我一个人困在里面。该死，还是日本电梯，我企图用手把电梯门扒开，但弄不动，不锈钢的门，合得死死的。
我高喊：“电梯关人了！”可是，任怎么喊，外面听不见。而奇怪的是，外面几个人的笑声、歌声，小姐为旅客的开门声，以及过后一会两位小姐在电梯门对面的值班台上的说话声，我听得清清楚楚。活像电影《人鬼情未了》中，那鬼魂的处境，他看得见自己心上人的形象，听得见他心上人的声音，但他心上人却看不到、听不见他的动作、形象与所说的话音。
已经发生过重庆宾馆的黑暗插曲，这回并不怨我。可是，怨谁已经不重要了，我又陷入了黑暗与无奈中，同样的，一阵莫名的恐惧照样袭来。摸门、摸按钮都没用了。找到了门，甚至找到了门缝，掰不开，找到了电钮，然而断电了，按多少次也没用。还什么进口电梯，并得严严实实，我不知会不会有氧气进入。要是只有一部电梯就好了，因为客人上下时，必然会发现电梯坏了，总会马上叫人修理。可是，这儿有好几部电梯，我仍清清楚楚地听到隔壁电梯轰轰的升降声。指望外面人发现这部电梯出了毛病，不知何年何月。见鬼的是刚才好几个人，说笑间已头也不回的进了各自房间，没有人注意还留下一个人。
这是否就是地辰后被活活掩埋的恐怖情景。天哪！
蓦地，灯亮了，随即电梯门开了。不知怎么黑的，也不晓得怎么亮的。
我只知自己拎着包，道貌岸然地缓步走出，小姐冲我微笑，忙找钥匙为我开房门。我知道，这就是刚才我关在电梯内，若无其事地聊天的她们。我无法怪她们，但我又无法不怪她们，她们似乎刚才见死不救。
进了房间，我一想，不对，立刻出来，我说：“小姐，刚才我被关在那部电梯里，你们查查，别再关了另外的客人。”小姐淡然一笑：“是吗？”天哪！是吗？但愿我是这部电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个被关的人。
我至今仍不时地想到，当年看过《她在黑夜中》后，对那位女影星高超演技的钦佩，同时，也对剧中人，以及剧中人所代表的一群生活在黑暗中又向往光明的人的同情与怜悯。她所以令人同情甚至惹人怜爱，因为她有着一颗憧憬光明，向往另外一种正常人的政党生活的心。是生活逼迫她成为风尘女子，并不是她自甘堕落。这种良知未泯、亟待援手的弱者，也许会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在迈出苦海的一刹那，又遇薄情之人，宝沉水底，玉殒香消；也许会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青楼女子，遇上好人，终于如愿以偿；也许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娜斯塔雷不忍心连累善良的梅斯金公爵，而跟随粗鄙的罗果金，在风雪之中夺门而去；也许会像《魂断蓝桥》的女主人公，自惭形秽，而作了车轮下的冤魂。
我曾听说，在电影散场时，有人听到几个小青年的对话：“她真傻，不告诉他，什么事都没有，唉，怎么说呢？”
不甘屈辱与自甘下贱，在某一时空上的一致，并不等于是同样的人品。
人毕竟要走向光明。
唐山地震中，在黑暗中并不绝望的大娘，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黑暗中，在九死一生中，唯有存活下去的期待，才是摆脱苦难与死亡的唯一的出路。
希望那是光明，这光明不独在夜去昼来的轮换之中，在阴晴无定的大千世界里，光明就在心中。
写于 1995 年 9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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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西南
岁月如流，我们无法记住每年每月、每时每刻发生过的事情与经历过的情景，许多往事如逝光、如烟尘，在记忆中，留不下、挽不住。唯其能长久徘徊于心际的人、情、景、物，或许是过去、现在以致将来与我们有着不解之缘的一切的一切吧。
那是诗，那是画，那是一个梦。
在整理旧书时，一页信笺飘落地上，弯腰拾起，随手打开，哦，那是我的一首旧作，写于 1978 年在重庆，一行行蝇头小楷是当时同行伙伴马靖华为我按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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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梦
一掉轻烟过，万层浪漪翻。
水是无倩客，花飞落栏杆。
人生难称意，得意倾尽欢。
圣贤皆寂寞，文采哀可看。
多舛出大作，危难臣心丹。
曲高和者寡，志远形影单。
云深疑无路，风暖见高山。
旷邈千秋顶，何人肯登攀幽梦清怨起，张胆酒微酣。
等闲春光过，流霞日阑斑。
歧路男儿泪，三叠唱阳关。
随处有诗境，柔柳月一弯。
当时，在闲谈中，我胡乱写在一张纸片上，马靖华挥毫抄在一页信纸上。从头到尾，不知云胡，却也勾出了乍暖还寒的心境。
这是“文革”终于过去后，我第一次与摄制组出远门。这次出差，一行人十分融洽，在云、贵、川三省拍摄长江源头和上游的风光。挑头人是编导兼摄影马靖华，承蒙他邀我在其中的一些场景中出镜，使我终偿夙愿，得以在长江上航行。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养育了三亿人口，生产出 40％的粮食，孕育出诗人、学者、英雄豪杰、革命者、领袖人物的母亲河上，饱览壮阔的波涛，奇秀的山峰，广袤的田野，感受先人的遗韵，领略诗情画意，壮我胸怀。但一直没有机会如愿，尽管乘南下、北上的列车，经长江大桥，在必须于此时封闭的车窗中，一睹那烟波浩涉的江水，聊慰思慕之饥渴，但犹如惊鸿一瞥，转瞬即过，更引发可望而不可及的急切向往。
我自从 18 岁开始播音以来，由于当时人手少，一直在播音室坐台读槁，很难有外出的机会。这种经年的闭塞，使我难奈寂寞。周围的环境与我的处境极不协调，别的同事，一年到头四处奔波，也许苦不堪言，但我却羡慕不已。眼前屏幕上，四海风云，而我却坐井观天，着到朋友们走南闯北，回来眉飞色舞地海阔天空，我却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太不甘心了。
后来，发生了十年动乱，电视事业基本停滞。年轻的电视事业就像一棵青春勃发的小树，正在窜芽，却遇干旱，无法伸枝展叶，眼见得要拓萎凋零，每位早期的电视人，空怀一身技艺可施展不开拳脚。在这段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大家只能暗自蓄积着能量。
十年动乱结束，终于盼来了能一试身手的时日。恰逢马靖华邀我西南同行。我在出发前，并没有跃跃欲试的欣喜心情，愿望的实现，也要看时机的适时与否。当强烈的愿望在最恰当的时候实现，会使一个人心满意足，意气风发。而愿望久久不能实现，盼得没了滋味，这时才姗姗来迟，使人不知是喜还是怨。
旅途中，我们几位同行伙伴，边工作，边交谈，志趣相投。忆往昔，思来者，有谈不尽的话题和述不完的心怀。我们都有十年动乱误我年华的怨憾，有不追回逝去的时光、还我白白浪费的青春不罢休的急煎煎的心态。我发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碰上能产生共鸣、倾诉心曲的同龄人。这次旅途之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所引发的感悟，基本上理顺了自己的心情。这首诗就是忆往昔、思来者，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心理写照。
马靖华是这次系列片《长江》的主创者，我是已苦干 20 年，尚未被广大观众认知的播音员。那时，全国电视播出尚未联网，我唯一期盼的是不要再耽误年华，让我有个用武之地，我也实在耽误不起了。
在出发前的一个多月，我们家养了盆水仙花，我曾写过四句诗，寄我情怀：淡装何须碧玉盆，素馨清雅笑无痕，怅怨花期君未在，至使离恨赋洛神。
这次长江之行，不仅是得以在母亲河上漂游，而主要是有了一个将要不断出现的时机。那就是我已接二连三地得到同事们的邀请，参与外景出镜，终于不单纯困于播音室的飓尺空间。
如果“文革”再搞几年，我就完了。那时候，我怨也罢，恨也罢，就一切成空了，再有机会也不属于我了。人生最不堪忍受的戏弄，就是“年轻时有牙没豆儿，年老时有豆儿没牙”。唐诗三百首的最后一首诗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知，人自己误了自己，那就认了吧，可是耽误了你的，是你无力改变的命运，这就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这次外出，是我从播音向专题节目主持的尝试性过渡。我们在出发前观摩了美国电视片《一号公路》，那是由主持人串场的电视专题片。可是，我自认那个阶段，我不具备与国际高水平的对手竞争的条件。一是，我从没有实践机会；二是当时，我们胶片有限，录像设备尚未能投入外景使用，以16 毫米摄影机，一百尺胶片，加上同步录音机的操作我怎能有发挥余地呢。
这次外出，仅使我体验了生活，思考了将来的发展，默默为自己作了计划与安排。而马靖华不同，一部好的专题片产生，并不取决于观众的多少。
伊文习的《早春》与《塞纳河》两个经典杰作产生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但伊文思仍然是大师，可是决没有没有观众观看的播音或主持高手，我们的工作不能没有观众。
我的马靖华年龄相仿，按说走上岗位，我早他几年。但这次长江之行，我差不多是个实习者，而他却已完成了几部优秀作品。
这次结伴之行，仍对我有着非同一般的启示。我算正在抽芽，马靖华却已经开花结果。他的作品播出了，我也料到我的成功就在后面。其中《三峡的传说》还有一个副产品，即轰动一时的主题歌《乡记》，马靖华作词，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而被认为是通俗歌曲早期代表作的《乡恋》，一经演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出现了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是围绕通俗唱法与严肃音乐孰是孰非展开的，这场争论促成了通俗歌曲的大发展。
这些往事，历史不久，却因着时代的飞速向前，而成为陈年旧账了。
对往事的这种情怀，不知为着什么缘由，让我想起两位名人，一文一武，陈毅元帅与邓拓，想起了他们二位的各一首诗作的前两句。
陈老总是这样写的：“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
邓拓是这样写的：“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无论文臣武将、学者元帅，在历史沧桑岁月中，不免发出感叹，或慷慨悲歌，或悱恻缠绵；或豪放或婉约，都会使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兴起“念天地之悠悠”，“涉沧海之一粟”的慨叹。“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长江，过去给过我多少向往，而当我有机会，似中年人的淡漠心理，走近前去，乘船从武汉出发，经宜昌，进巴陵峡、巫峡，过西陵峡，直抵重庆，五天行程，给了我至今仍受用无穷的启示。
在长江上逆水行舟，仿佛在追寻我们伟大民族发展的源头，追溯她光辉舢烂又多灾多难的历史，了解她曲折的发展，仰望风雨沧桑的两岸青山。
我被长江的伟力，不屈不找的伟力所震撼了。
一泓清水，汇聚成溪，千川合扰，万水奔涌，终成不可阻挡的巨流，破门后，东进平川，浩浩荡荡，奔腾人海。
就在我出发前，报纸载着这样一条信息。根据科学考察，“长江全长应是 6300 公里，比原来认知的 5700 公里，长出了 600 么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怎么几百年来会使长江在全世界大河中屈居第四。
现在密西西比河终于让了位次。
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长江无言地奔流。
在我上船的第一个傍晚，站在甲板上，遥望赤壁，浮想联翩。我是尊奉古训，好读书，不求甚解。我十分厌烦那种细微末节的争论。此刻，我面前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赤壁，这里是不是吴蜀联合火攻曹军的赤壁？还拉进来一位苏东坡。多少年，多少人对苏轼进行了指摘，哈，苏学士，您搞错了，您那首《念奴娇》怎么把赤壁说成在这儿了。不是在这儿，是在那边儿，可是苏东坡并没说过赤壁一定在这里。他词中明明与着：“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你们不认字吗？“人道是”这三个字明明白白放在那里，“人道是”就是“人家那么说的“。苏轼又不是地理学家，他是借景抒情，借题发挥，一吐为快罢了。为大事者不拘小节，赤壁在哪儿，不是他所关心的，他想说的情怀，已成千古绝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拍摄风光片，不是科学考察，许多客体的情节根底有时不能穷尽于节目之中，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启迪，创作者与受众都需要继续想象和感觉。
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向着东方，向着大海，万古长流。眼前赤壁与这壮阔的江流相比，是那样小巧，算得上是一座纪念碑。它记录着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的自相残杀。在我心中，想象着两千年前那腾天的烈焰，凶狂的火舌。弥漫的浓烟，金较齐鸣，杀声震耳，刀光剑影，鬼哭神嚎，寒气森森，骇人心魄。我们曾批判尼采狂热地爱好战场的厮杀，喜爱血写的字句。但你可曾知道，我们不也津津乐道于火烧战船、大败曹军的惨状吗？火烧战船，火烧新野，火烧白望坡，火烧藤甲兵，火烧连营。烧的是森林植被，死的是我们的祖先，“可怜无定河边骨，俱是春闺梦里人。”
江水荡漾，波光粼粼，渐渐地，古战场远离了我们。远远地望见夕阳抹在岸旁林立的石壁上，石岩脱落处，草色颓弱中，显现出鲜红的土色，是大火的余烬，还是热血的殷涔，强烈地呈现出一种令人耸然的斑谰色彩。
不知不觉中，暮色笼罩了江面，那远离我们的山势越发朦胧，淡漠，渐渐消逝。
夜幕降临，浪花撞击着岸边，江心红绿的灯标，逐渐明亮，闪闪地在波浪中眨着眼，点染着夜色江涛，安慰着船上的旅人。
当我无言地回到船舱，在统舱中，映人眼帘的是一幅动人的温馨情景，一位老人身旁依偎着一个小男孩甜甜地熟睡。可爱、可怜的孩子，在摇曳的甲板上，在凉凉的江风里，睡得这么香，这么安宁。立时，我想起我的方几，此刻也正在人梦。睡吧??
孩子们在安然休息,可我们都必须努力奋发，不能不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片光明。
他们这一代人再也不要经历战火、刀兵，再也不要反目成仇，经历那摧残人心灵的变态的斗争。大江，掀起佻涛天巨浪，冲走那一切丑恶的鬼蜮吧！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人睡，感到波的涌动，船的震颤。在摇曳中，朦朦胧胧，暂时抛弃了一切思虑与烦恼，好像躺在慈母怀中，好像在一只大摇篮中。
啊，如果我再年轻 20 年，或一觉醒来，迎到一片灿烂光明??
我呼唤着，大江，你冲去我心头早生的淡漠，扬起我青年时代曾有的激情吧。入夜，我感到微微震荡与摇曳的甲板，像是儿时的我可能从未领略过的摇篮，让我沉沉入睡，并驱走那压在心头的梦魔。但愿醒来时是万道霞光，但愿十年动乱是一个永不再降临的恶梦。但是醒来的我，仍旧是现实中的我，仍旧怀有一种难以言述的压抑感，仍就不由自主地偶尔无人处发出深沉的叹息，觉得我宝贵的、难再重新走过的、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光，像长江的逝波永远无法追寻，也永远不会回还。
水波无情，人有情，五天航行，船员待我们亲如家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游客而是要干许多工作的人，他们待我们，简直是掏出了一颗心。
船穿出了三峡。
终点站重庆就在前方，分手在即，我们彼此都依依不舍地话别，又相约在重庆一定好好地盘桓上几天。在我们住的舱位里，大家有说有笑地吃着告别午饭。
忽然，我身子一震，耳边听到一阵阵嘎嘎作响的噪音。我们电视台几位同事正相互以疑问的眼神对望，而在这一刹那，船员们脸色顿时白了，几个小伙子嗖地窜出舱门，一位女报务员小陈，低低地惊语：“触礁了！”
激流险滩，三峡都已穿过，想不到那年天旱水浅，刘船长刚换班休息，船却撞上了暗礁，地点就在距重庆极近的郭家坨。
我们头一次经历这种事，不知深浅。只见船员们已身穿救生衣，穿梭来往。我们到了甲板上，看到一片柴油已从船底汇到江面，并扩散成一大片，随浪飘浮。每一位船员都青着脸，但没有恐惧，我至今也回想不出有任何恐惧与慌乱的迹象，只觉得这些位我们已相熟的船员，那时每人的神情像严阵以待的、大敌当前的勇士，每个人都像一尊雕像。
一艘顺江而下的客轮在与我们擦肩而过时，三层舱里的旅客都拥到面向我们的一侧在惊奇地观看。这时，我又听到“回舱位！”然后，对面船上的船员一窝蜂地出动连推带拉把旅客轰进各个舱门，接着叭叭一阵锁门声把舱门紧紧锁住。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位同事说：“你看，在大乱之中，就得这么干脆，否则人群涌向一边，船就要翻了。”
然而，这条轮船并没开走，而是靠了过来，两边船员互抛绳索，再搭跳板，把我们这条船上的乘客全部接过去。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再说，这几天，我们和船员已感情笃深，哪能各人顾个人。尽管帮不上什么忙，但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这也是一段缘份。
这时大副走了过来说：“刘船长命令咱们都撒！”一条小船把我们和几位船员接了下去，当这条小船驶离这出事的轮船向着重庆开去时，只见刘船长与女报务员小陈站在船台上向我们挥手。刘船长严肃的脸上挤出了一丝微笑，江风吹着他的头发，更显得他的沉稳和凛然，报务员小陈一边挥手一边擦着泪水。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一位船员激动地在我耳边低语：“在任何时候，船长与报务员都必须坚守在自己岗位上，别看这时还没事，这条轮船底舱已经撞破了一个大口子，正在进水，虽然靠岸了，但说翻就翻！”
我们怀着无法言述的心情，驶离了他们，船上悬挂的呼救信号旗，呼啦啦地飘着，船长与小陈身影越来越小??
大约一年后，我们在拍摄工作中，曾在川江轮船上无意中遇见了刘船长，他说是去看望一位师兄。见了我们的面，握住我们的手，头不住的摇着，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而说，我们绝口不提往事。
以后每逢我坐船时，就会不由得想起川江的那一幕，想起那些可爱的船员，尽管我们天各一方。
人生相聚是缘份，分别也因着缘份。再相见是缘份，不再相遇也是缘份。缘尽于此，情却永存。
在我与杨澜主持的节目中，有一次涉及一个关于船长职守的问题，如果一条船遇到险情，只有一条救生艇，船长能否先离船去寻求外援。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两个场景，一是 80 年前的冰海沉船，泰坦尼克号的惨案，我看过根据这段海难拍摄的故事影片《冰海沉船》我记得最让我动心的是设计师的戏。当这艘触到冰山的客轮正在下沉，女人、孩子首先被送上救生艇时，这艘船舶的设计师，却正在船舱中沉默独坐。这时一位船员冲进来，请他上甲板，准备逃生。这位设计师平静地说：“请你转告我的家人，我没有贻笑大方。”既没有悲壮的举动，又没有感人的言语。而身外的一切惊呼惨叫、手忙脚乱、勇敢与怯懦、献身与自私、镇定与心慌、大度与猥琐、高贵与卑贱、在死亡面前—一照见了原形、本质和道德修养。这位设计出这艘前无古人的豪华游轮的设计师和所有船员乘客一样，作为首批乘客曾享受过那启航时的新鲜、愉悦和旅程的舒适，如果，安全抵达目的地，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了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话题。不幸的是，这个“如果”被巨大的浮冰粉碎了。幸免于难的人，不幸遇难的人，本人与他们的亲人，都有了更复杂、更深层的回忆而这位设计师却决心与他的伟大作品同归于尽，因为这是他的成果，也是他的生命。他不回救生艇的不足，而舍已为人，我想即使大家都上了救生艇，他也不愿独生。
为什么，我不知道。
另一幅鲜明的形象，就是那次川江的历险如果在那时出现了惨重结局，那或许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回忆了。幸运的是，船触礁而未沉。船上的乘客与船员都撤离了，而最后留在船上的两个人，一老一少，船长与报务员。他们当时没有把握认为这条船没有沉没的危险，但职责所在，他们是准备与这条船同生共死的。我记得，当年在船上与船员聊天，几位船员忽然站起，走向船舷，默默伫立。后来，一位女孩告诉我，这里是一艘客轮遇难之处。涛声拍着船体，拍着两壁悬崖，女孩子的眼泪在闪动，她后来又告诉我，那遇难船上的船员是他们的好弟兄。
于是，我在节目的串场中，讲述了这一情节，讲述了我看到一的一位普普通通的船长，在危急时的镇定自若，那时，他完全没想到他自己，他对我们道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没把你们送到。”
我不知道刘船长和小陈看到这个节目没有，他们的亲友、同事一定有人看到，一定有人会转告他们。那是我深深的怀念，也是我深情的祝福。
人生犹如行船，说不定还会碰上暗礁，但且莫说我有无办法躲过，即使躲不过，我也会以刘船长，以文弱的小姑娘小陈为榜样，面带微笑，从容镇定。
既然，过去的激流、险滩已渡过了，那十年动乱，留在心头上的阴影，一切的不平、怨仇，在通过三峡时，一部分已被江风江水涤荡，一部分也为船员、船长的言行所化解。
自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各自烦恼，人生的航船注写不仅是载着欢乐、幸福，也同时会带着烦恼与不幸在前进。
在四川，我们天天奔波劳累，晚上聚于灯下，有时闲语，有时共同读书、写作。
进了天府之国，首先感到的是人际的温暖。我想，那时正值十年动乱后的拨乱反正之际，每个人在本单位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接触到不知根不知底的外乡人，又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自然创造了一见如故的亲密的气氛。，唯—一次，双方都有点责任的小小不快，也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
那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外出采访，第一个规矩是，持本台采访介绍信，投奔所到地区省、市、县委宜传部，汇报情况，请对方协助安排食宿，一切费用自理，回来按标准额补助和报销。外出时间长一点儿，从嘴里省下几个钱，买点土特产带回，分赠亲友。
这次，一位剧组同志前去联系工作，宣传部一位同志接待。据说，双方这样开始了谈，或许有演义色彩。
记：这次派我们外出来宣传贵省大好形势。
宣：欢迎，欢迎。
记：食宿倒不麻烦您这儿安排了，我们自己解决了。
宣：那好，那好，还需要什么，尽管说。
记：我们需要一辆车。
宣：车！什么车？
记：汽车，小汽车。
宣：同志呀，你要知道我们的领导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你们这些记者就是事儿多，要什么小汽车。还有 XX 报的记者，住在执行所嫌乱，要我们给他换住处，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享受的？！
记：你们领导上下班骑自行车，我挺感动，我们老台长在延安出入几十里山路骑的是毛驴。可是四川这么大，要我们骑毛驴怎么工作。再者，我们人并不要挤进汽车，可是我们这套设备几十万元，要有个闪失，我们怎么交待。至于您说的 XX 报社记者，我们不知是哪位，人家写东西，希望有个清静点儿的地方，这还是报道贵省的需要，我看也不过份。这样吧，我的要求您给转达一下，我回去听您回信儿。
一会儿，汽车已到了招待所门口。至于其中对话情节是否就是那样，我不在场不得而知。可是那会儿，我们外出，好像人家宣传部就该帮忙似的。
不过，要不请他们帮忙，找谁呢？那会儿，又没赞助，设二类广告，没红包儿，没出租车，没??那会儿有那会儿的难处，如今有如今的苦衷，时代在发展，总不会发展到无是无非，没有矛盾的地步，那社会也别进步了。
在四川，我们采访都江堰一带，几个县、几个局、几个部门。所到之处，热情感人，尽管那会物质条件不足挂齿，但那会儿的人情却比今天要浓，好人都让我们遇到了。
工作十分艰苦，也十分愉快，人其实只要心气好，累不死，何况我们年轻。汽车沿着盘山路向都江堰进发时，我看到山区美景，一方方翠绿的麦苗，一方方鲜黄的莱化，错落散布，加上漫山红的桃花，白的梨花，把山区装点得多姿多采，鲜活生动。这大自然或半人工的自然色彩，任什么调色盘都调不出这种色泽，浓而不艳，艳而不俗。欣赏这山区野景与农田风光，是久居城市，尤其是十年动乱后，第一次有机会来到西南山区的我，无法形容的愉悦。
我们到了都江堰，拜谒了二王庙，即李冰父子神像所在地。世界上又有谁能创建这旱涝保收的水利工程，使这一带居民享受了近两千年的风调雨颀，丰衣足食？我看到宝瓶口滚滚奔流的碧水，看到一望无际的秧苗，说实话，这秧苗比我们河南干校长得好。
原来当地朋友为我详细讲解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道理现在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我绝对相信，李冰父子的功德、能力、智慧与才于，泽被苍生，泽被后世，泽被万代，历史会越来越推崇他们的功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也是今后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主题。
在成都有两个必去的胜地，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幸好，顺着旧书夹诗笺的线索，又找到了几片旧纸，勾画得歪歪扭扭的所为诗句，槽的是文理不通，好的是能省去许多笔墨。
读者诸君，各位亲朋，幸勿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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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感怀
诗圣本穷儒，垂暮结草庐。
文章忧患成，常念黎民苦。
蓬门难得开，旦夕迎白鹭。
苍茫万重山，老病谁人顾。
今春花又开，书看结清雾。
轻抚松、竹、梅，依依怀老杜。
至于武侯祠，我无法描摹它的森森气象，也无法超越前人对诸葛丞相的歌颂与评述。
只要在山村中见到蜀人，就知道诸葛亮在民间的影响。这一点，金庸先生在《笑笼江湖》一书的开篇处提过。那就是国人至今头缠白巾，据说是当年为诸葛亮戴孝，怀念至今，不肯摘去，位及人臣，功略惊天，征战一生是真。罗贯中只叙述与创造了一位鬼神莫测、神机妙算的军师，缺少的是叙述孔明对蜀中的治理和一定间有过的富民政策。否则，老百姓怎么会为他戴孝至今。如果只是在外地征战，胜也好，败也好，关蜀中百姓何事。
“蜀人头缠白布巾，武侯至今诚如神。”为人民做好事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如果只是忠心扶保刘备父子，连年远征，断不能得到直至今天的有口皆碑的赞誉。
我们还到了宝光寺，另有和番小文记述。这里只谈令我感触的写在大殿抱柱上的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由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我被震撼的是，“何妨”二字。“文革”当中，什么时候听过这样温和婉转、聪慧储蓄的规劝、开导、商榷之音呢？那铺天盖地的勒令、必须、一定、非得、低下你的狗头、不改造也得改造、只许老老实实??听熟了，听够了，听烦了，听厌了。而这“何妨以不了了之”，却似在远古的洪荒中发出的规劝。含着笑，含着泪，那是世代的微笑，也是世代的热泪。后来，我斩住奉节白帝城，在碑林中倘佯，感悟到许多至今还未曾理清的哲理。
每天上下一趟，帮着拎点摄影器材，浑身汗透。曾乘着小船，穿着救生衣，在川江激流中，四处飘荡，我的内心，已忘了过去的一切辛酸，想把这巴山蜀水、风情胜境填满胸怀，更想盛下蜀中文化的遗存。这香外景拍摄，使我惊喜交加，我早年读过的史、书、诗、文，—一在这里得到了复习、补充、印证。
在文化遗存面前，在史迹历历除列的长江两岸，我留连忘返，心驰神迷。
这期间，大约写了四五首诗，旧休诗的难度对于我太大了，我知道我只能做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而不可能成为诗人，天份与悟性、才气与努力都差得太远。因之，这次长江之行，坚定了我两个想法，基本不再苦着自己去学我学不成的东西，今后努一把力，一定要在主持人这个行当中，出人头地。
在白帝城住宿，房前正好面对羹门。当时。峡谷对岸有个石灰厂，不知现在还在不在了。每天，隔一会儿放一炮，崩石头，烧石灰。弄得我白日里，心惊胆战，因为那一炸，山鸣谷应，震颤人心，不知一镒放几炮，也不知哪一响最最后一饱，悬着心等着放完，夫受刺激，人都受不了，何况粮细？
所以，猴子早跑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那时有猿猴在，听说，老人们过三峡时，还看到过猴子，可是现在没有了。幸好当年我尚未做《动物世界》与《人与自然》否则，我一定跟这个石灰厂理论一番。
到了夜里，万籁俱寂，满天星斗，月色光华，而峡影森森，涛声拍岸，感到一阵阵胆寒。
白帝城上没有居民，当时只有一座文化馆，我们住在西侧殿里。夜深人静，在窗人就可以感到星天云滚，树影斑斑。想到一千多年前，刘备兵败，退于此处，病卧床榻，临终托孤，文武重臣。双目泪垂，诸葛孔明，临危受命。他们，可曾在静夜中，感到涛声的凄凉，心境的悲哀。那巡回的卫士，听到这涛声、风声，会怎样的情怯去思乡，那赳赳武将，久经沙场，他们胆气豪壮，但兵败如颓，奈何天数。总之，在涛声中，在夜色中，在群峰的阴影中，在愁云修雾中，刘备兵败病危，心情沉重的蜀臣局将，都会感到，气数已尽的悲凉。
“淘尽英雄是浪声”往事已过去了近两千年，两千年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史一说，简直就在昨天。
夜宿白帝城，古文化的氛围与古战场的肃杀之风，直让我这个读过点书，又偏爱遐想，加之敏感多思的人，何能安寐。
晨曦初露，鸟声鸣转，白帝城的夜结束了，我披衣出门，独步碑林。
人川以来，我仿佛又回到了充满浓郁民族文化的长廊，我是吸吮着中华文化的营养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生命的根，灵魂的根。尽管这是我第一镒来到这里，可仍有那似曾相识的感觉。譬如，在白帝城西碑林，我第一次看到炫刻在一块厂碑上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雨绸缎，勿临竭而掘井。??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字宇读来，深感以碑石的楷书刻字，作为这一家训之载体，更显得端庄凝重，大气凛然。
从这一刻起，我忽然觉得，今后，只要我自己能驾驭解说与串连词写作，我一定要努力使我感受到的以及我能传达的传统文化融人电视这一现代文化媒介载体，赋予电视节目神韵和灵魂。因为，几乎在几千年的文化源流中，事事处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有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作出过可贵的探寻、思考、试论、考证、总括与面向未来的开拓。
我感到难过的是，十年动乱，在破“四旧”中，我个人也从内心排斥、贬低、轻视与抛弃我本来就接受甚少、知之不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这正如我们只承认武汉或南京以下，才是长江的新浪潮，而自武汉以前的上游及源头都是应该批判的，都是阻碍我们前进的，都是我们的包袱，都是我们应视为的禁区。
难道这不可怜且可笑吗？但最荒唐的，不可想象的，觉得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了，而且被狂热地认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
“文革“十年，使一代人，出现了文化断层。当然，文化并非只是文学形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地域的、民俗的、生活习惯及追求新潮的综合的人文表现形式。然而，毫无疑义，文学是这一切内容的记录与刻划，承载与传播的形式与手段。
马克思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面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现象比我从大英博物馆所能得到的总合还多。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至少要读五遍，这就是文学的特性与功能。
我们开始知道的中国历史，难道不是从故事、从小说、从戏剧上，先奠定了感性基础吗？
我深恶痛绝的是，认识了几个字的一批所谓时髦的中国人，隔着玻璃窗，看了外国一眼，就开始大捧洋人，大骂祖宗，简直是祖宗坑了他。要彻底投向作人怀抱，就必须赌咒誓地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决裂。因此，不论这种表现的包装多么动听，多么振振有词。
多么令人眼花镜乱，多么标榜这是为了救国，这是为了振兴中华。否！
我可以清楚地判定，凡是不热爱自己祖宗，凡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缘的中国人的文化现象，凡是拿着人家购剩下的面包大骂炸酱面太难吃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在中国，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根本不有文化的人，尽管会写几个字，但他还是没文化的人。
鲁迅老人家在“五四”推广新白话文运动时，曾说，我要以最黑暗的语言，来诅咒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我想借先生的话，来表明同样的意思，“诅咒那些摧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
但是反对也好，担忧也罢，中华文化就像长江一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在历史上，南北分裂，五胡乱华，天灾人祸，兵火战乱，异族入侵，外侮践踏，焚书坑儒，我们的灿烂文化还是以耀眼的光芒傲然而立，眼前的一些现象更不值得担忧。
这大约就是我那天几乎一夜未眠，而清晨独步碑林时的感怀。这次长江之行给我种下的日后要勃发的情愫，在我以后的节目中，时时不敢或忘。
这次长江之行，其中还有一程，在云南，在滇西高原，在丽江，在玉龙雪山下。由于西南三省路途不便，从四川先折返北京，再飞昆明。长江之行暂告一段落，返京的数日里，我预料的自己真正的大忙季节来临了。这是十年动乱结束后，各位电视人在蓄积了十年的力量之后的千舟竞渡。于是，我的任务接接踵而至。从四川去云南回京中转，短短几日，我又应邀飞广州、赴大庆、三下江南，再赶往昆明。
5 月 15 日飞抵昆明，住翠湖宾馆，次日未能成行。16 日冒雨在山中驱车赶路，中午到楚雄，晚至下关，住宿一夜。第二日，冒雨继续行程，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丽江。
雨中看不清景色，但见峰回路转，云遮雾罩，不觉旅途的劳苦，亦不担心塌方坠石，却只觉这行程的风雨，犹如以往的人生，奔波千里恐一事无成，壮志难困，顿生直至中年事业无成的虚枉之感。看那漫山林木，夹杂着丛丛杜鹃，耳畔汽车马达嘶鸣，脑海中浮荡着许许多多过去与未来的、经过理想化的场景，时优时喜。正像车窗外的山雨，忽起忽落，阴暗难定。
很久没再去昆明了，更很久没机会再去丽江一带，当时的山路将不平。
加之雨水浸淫，盘山公路，左边是危崖万份，而右壁的山石，建有泥层或泥石混杂处，会在雨中忽地扑落。一路上只见数不清的坍塌泥石，溅落堆积，也见到前面路旁山石忽地砸下的骇人情景。事已至此，前后都险，只有一往无前无可选择。是进亦优，退亦忧，莫如横下心来，听天由命吧。砸上也并不容易，汽车疾行，真要有人从数十米处故意推石下坡，也要看对方是否一有百步穿杨之功。何况，何时落石是不关人事的天数，我们一车人都是无事小民，即使有对鬼神未散之处，亦不至于在冥冥中遭此一难。现在想起来倒是惴惴不安，当时好像没人被吓得六神无主，或声泪俱下，或祷天析地。都没有，一路上仍有人不断说笑。更令人回味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回来台里邀功，以会生忘死，赶路拍摄作为吹嘘资本。
我从来没有那么高的热情来鼓吹拍摄过程的艰辛，吃苦不是目的。如果能舒舒服服地完成任务并取得最佳成果，那倒是值得仿效的。没完成任务，便没有成果，只吹嘘自己的舍生赴死，或苦不堪言，此等行径乃沽名钓誉，一个高明的领导绝不会立这样的榜样。当然，要做出点像样的成绩，不吃苦基本上是无望的。可是出成果难，吃苦容易。
只宣传如何吃苦，却没有成果可言，这就形同鼓励众人都去夸夸其谈。
“当日，车到丽江第一执行所，马靖华等人已迎到门前，虽仅隔几日，但倍感亲切，他们有人披着棉衣。
“四季元寒暑，一雨便成冬”此丽江气候之写照也。
在灯下，大家小聚。主人拿来当地县志，我们随意翻阅。
我国现有纳西人口共 24 万，丽江地区聚居 16 万纳西人信奉东正教，使用象形文字。
纳西妇女健美勤劳，她们着装很有特色，往往在身后被一袭用羊皮做成的披肩，上黑下白，白色部分呈半月形，黑白交界处，缀七颗星星，寓意为披星戴月，表达了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
纳西人能歌善舞。本民族的历史，就在世世代代的歌声中传颂，同时，也用歌舞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和优美的神话故事。纳西男女青年往往通过对歌形式，互诉衷情。每逢节目，纳西人一定会欢聚一堂，载歌载舞，通宵达旦。然而，纳西人亦不是火辣辣的表现感情，舞蹈优美，动作舒展，节奏轻盈。
这次拍摄《金沙江》，要选用一组纳西歌舞。请丽江县文工队表演，纳西人据说是彝族分支。这次请当地专业舞蹈演员表演整理挖掘的古老职务形式，伴唱运用了类似川剧高腔，加上声带的人为的颤抖，量得有点怪，所谓挖掘传统，有时在似画符。反正大家都没看过，有人敢于以自己的想象，说这就是老祖宗的传统，也决不会有人出来说这是不对的。于是以讹传讹，这其实是假传统。
在挖掘传统时，应不用假说才好。不过，纳西人演纳西歌舞，外人也并不知其深意，都认可也就算成功了。只是舞姿仍是平稳和缓，整个舞蹈阵形，文雅仍不失动人之处。
拍摄的根据仍是在府志中看到的，纳西人每年六月九日要过三天火把节，家家户户门前点上一堆熊熊火焰，人人手中有举一束松明火把，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府志载，原来是玉皇要害死生活幸福的纳西人，派一员天将要去杀光纳西人。而这位天将于心不忍，结果是自杀。玉皇一怒又派天兵用火来烧光村寨，当纳西人知道这一情况，家家户户门前点起火来，天上一看以为，这一片火光已把纳西人灭绝，使此就罢，而这火把节却从此流传下来。
传说往往带有极为荒谬的色彩。
当夜色降临，几十把松明忽然点亮，在音乐声中，演员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火把、灯光、星光、月光辉映下，轻歌漫舞，远近乡亲赶来，围观这一热闹的场面。
这一阵灯笼火把，真的把天上乌云驱散了。第二天，尽管偶有小雨，但外景拍摄是没问题了。
我们准备拍摄的最难、也是最危险的外景景点，就是金沙江上的虎跳峡。
当我们乘车下午抵达龙盘水运站，工地的领导先让我们吃饭，可是等到饭吃完，赶至拍摄现场，太阳就会下山。于是，我们感谢盛情，饿着肚子赶到了江边，坐上一条铁壳船向虎跳峡驶去。此处水面还算开阔，但船工要求我们穿上救生衣，顿时增添了不安的气氛。
船停在一面陡坡旁，离船上岸，走上了一川碎石的干沟。眼前山崖几乎直上直下，才登上一半就人人汗流诀背，气喘吁吁，斗大的石头在脚下摇摇晃晃，一步踩空，后果难以设想，已到了海拔三千多米。在攀登中，缺氧的感觉，增加了不适。向上看峰插入云，往下看，激流汹涌，惊心动魄。举步维艰，何以形容。
终于千难万难上了峰顶，山风扑来，浑身倒是舒服了，但心脏嘭嘭奔撞，使人感到疲乏无力。看表已是 6点了，顾不上歇气，架机器的架机器，开录音机的开录音机，拿反光板的在调着板的位置。我在机位出，牢牢站在崖边，我面前是摄影机，而背后即是万丈深渊，激流恶浪。虎跳峡，有人说它的两岸，一头虎可以跃过，金沙江水在这紧扼的石崖之中，奔突、慈蚓有人说这奔腾咆哮的峡中激流，那声势就是猛虎发威，骇人心魄。
于是，虎跳峡之名由此而来，我的目光向上望去，对面山峰，如刀削一般，峰顶云雾缭绕，像神仙府地。由粗犷的巨石构成的山崖，在远处看来，却清雅秀巧，云雾瞩息万变，忽浓忽淡，时上时下，时有时无，虚无飘渺。
蓦然间一道金光，直射对面山崖，并给这幽深的峡谷增加了一丝神奇的光明。
青树、怪石，在这夕阳一抹之下，更显得清奇古怪。
极目望去，在将落山的太阳的余辉中，我面前的山巅变得容光焕发，像光华四射的少女的鲜艳面庞，像玲珑剔透的水晶石雕成的举世无双的艺术品。那一声声隐约可闻的鸟语，让我反而觉得此处的荒凉。对面绝壁，自古无人问津，眼前脚下，又有几人站过？多少难得一见的美景，生在深山无人知。只是山并不想让世人领略。千万年来，它自生自灭，明媚清雅也罢，平淡无奇也罢，阴森恐怖也罢，朝云暮雨，阴晴雨雪，春荣冬枯，夏季的一色墨绿、翠绿，秋睛的万紫千红，霜叶杂染。总之，它美也罢，丑也罢，并不想愉悦谁人。可是人却在人世间不甘寂寞，大才小才无才，都要在人生舞台上拼命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此刻我站在危崖上，不也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认可与被人赞赏吗？收敛心中顿生的种种念头，专注地对着镜头说话，不敢有半点疏忽地完成我的台词，因为时不待人，天就要黑了。
回到水运站，主人端上热腾腾的菜蔬、米饭。大家风卷残云，把一天的饥饿与一天的疲劳都吞了下去。
9 时许，告别热情的主人，返回丽江县城，睛空朗月，几抹轻云，山路两旁的峰峦苍茫可见，神秘无限。车上人几乎异口同声请求停车。车停路边，大家下车，深深地吸着鲜鲜的、淡淡的香气。环视四周，都没有话讲了，被四周的杜鹃花的冷艳惊呆了，千朵万朵、远远近近的杜鹃花，盛开在山坡上。
月色清辉，把一丛丛、一片片正在怒放的碎玉般的烂漫花朵，衬托得淡雅、庄重、宁静、妩媚。花是那样蓬勃，仿佛有生命的律动。
仿佛吟唱、诉说，但我们不懂她的语言，也感知不到她的音波。在这人迹罕至的荒野，杜鹃世世代代默默地展现着无人知晓的美好精灵的仙姿。
既然这么美妙的景观，千万年来鲜为人知。那么，在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前自渐形秽的我，有什么不平。有什么资格想称雄一时呢？自然是净化人类心灵的师长，它在默默地向我们，向有幸窥视到它一星半点美感的人，显示着无意苦争春的超凡脱俗的风骨。
在四川与人打交道要多一些，对古代文化的遗存有缘观瞻的机会多一些。但那是人世之心的一种暗暗积累，那是激励我奋发向上、出人头地的一种鼓动。而在云南，更多的是在人迹罕至之处，观赏大自然亘古以来的沉寂，领略它甘于岑寂，而毫无争一日之短长的矜持。大自然、绝不自怨自艾，它在人在出现之前就存在，在人在繁衍之后仍存在，在人类蒙昧之初即存在，在人世演出悲欢离合的种种活剧时仍默默无声的存在，它一如既往，守住它的寂寞，它容忍人对它的种种猜测和对它的肆无忌惮地伤害。然而终究，大自然是伟大的拥有者，也是悲哀的牺牲者，无论是江流和山岳，凭你亲和，也任你开采，我们的到来，是否已惊扰了它。但它以自身的神秘告诉了我，无论我怎样在尘世中争抗，在山野中寻求解脱，总之，我永远是渺小的一员。
离开丽江的前一天，我到了黑龙潭公园、古木扶疏，亭阁剥蚀，几乎整日并无游客。
草荒鞠而无人整理，篱破败亦无人问津，已失去那诱人的意境，仅剩下杂乱的野景。只是抬关望见的王龙雪山，几痕终年不化的雪迹，勾出如大理石的白玉色条纹一样的雪迹。
山下如春，山上清冷，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神奇瑰丽。不过，黑龙潭水映出了它动人的倒影。
临回京城，心中已有了打算。今后要努力奋发，进则跟随先贤大师们的足迹，怀有“天生我村必有用”的雄心，闯练一番；而退则独守岑寂，容得下冷暖风睛，也耐得住无人赏识的寂寞。于是记下一首我自吟自写的《春城歌》：春风春雨洒春城，春城无日不春风。
漫山杜鹃春光俏，绿水红花盈盈笑。
君看玉龙山上雪,春风不曾到山头。
春雨尽日似轻愁，春光春水两悠悠。
古潭莲花烂漫开。
谭庆雪山影倒载。
剔透晶莹含春色，仙姿妩媚寻春来。
四季如春无寒暑，一段冰魂做傲骨。
春风春雨弄春柔，碎玉飘零蝴蝶舞。
何须到处觅胜境，春城春城是乐土。
第二天，我吟味没有尽兴的诗意，怀着一展身手的信念，回到了今后将给我种种机会的北京。
1995 年 7 月 开始于井冈山完成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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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蝉鸣故人情
— — 记井冈山井冈山是我心中的一首诗，一支歌。中国近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喜庆欢乐，源头就在这里。中国红色政权从井冈山迈出了第一步，穿过硝烟战火、血雨腥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转战陕北，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星星之火，终于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燎原。这燎原的熊熊烈火幻化成鲜艳的五星红旗，1949 年 10 月 1日，随着毛主席宣布新中国的成立，永远涵扬在神州上空。
对一个革命圣地的向往，使得多少人慕名而来。几十年来，几百万人或许近千万人熙来攘往，争相讲述着并冈山给予他们的一种犹如洗礼的神圣与庄严。可是过去很少有人，或根本从未有人向我描述他们目睹的并冈山美丽的自然风光。
倒是毛主席 1965 年重上井冈山时定下的《水调歌头》，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景色，“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这其实是对井冈山我光的白描，但不知为什么这几句如画的诗句，却被解释为仅是对当时中国“文革“大好”形势的比喻。
甚至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人用毛泽东的诗句来证实井冈山的大好风光。
这次拍摄《大京九》，摄制组沿着京九铁路的筑路工程进行拍摄，于 1995年 7 月 8 日抵达井冈山。临来之前，听到剧组同事说过，“井冈山绿化得太好了，不信你去看看！”尽管我对井冈山的绿化已有耳闻，但直到我们从南昌机场如灼如烤的气温中驱车开人罗霄山脉，关上空调，打开车窗时，我才全方位地感到这是盛夏之中的一方清爽神奇的胜地。空气里仿佛掺上了甜香的分子，这不是单纯的松香，不是单一的阔叶林散发出的青色叶片的气息，也不是摆山碧透的竹林的清香，因为所有植物叶子散出的清香中必然会有一种微微苦味，可是透进车窗的空气却是甜甜的。车子沿着铺垫得十分平整的柏油路面逶迤行驶，穿过触手可摸的翠竹、蒲草和片片树木交织的林网。赁窗远望，一幅幅各不相同的美丽画面使我立时精神为之一振。
离开家门从北京出发是早晨五点多，近两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和近八小时的汽车颠簸，加之前一天录音到深夜，再加之近一段时间各种各样劳力操心的杂务，令我身心疲惫。
刚想在放慢车速的盘山行驶相对平稳的车身中，昏昏人梦，却被眼前景色和沁人的馨香驱赶了困倦。一路上同伴们不断的调侃，也在车窗外的迷人风光而暂时打住。
每一个人都在用全部身心领略眼前的一切，我相信每个人也一定会想得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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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听蝉鸣
“大京九”摄制组一行九人，受到主人热情的招待，安排我们住在井冈山市政府所在地茨坪的“井冈山宾馆”。
井冈山最高点不过海拔一千多米，我们的住处海拔不很高。然而我们下车之后顿感清凉，这就要归功于井冈山区的丰厚植被了。因为气温随海拔高度而降低，每上升 100 米，气温降低 0.6 摄氏度。当江西全省处在最低气温 27C，而我们房内夜间温度只有 20 度左右，要盖被子睡觉。天气炎热与否，主要看最低温度多少，如果一个地方最低气温超过 25℃，那就是高温天气了。有的地方最高温度 37 度、38 度，但只要最低温度不超过 25 度，就算不得高温天气，日子也好过。我在新疆拍摄外景时，白天太阳晒得人昏头胀，可是夜间拍外景披上军棉衣还冷得打颤。这就是所谓的“晚盖棉被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这种夏天就不难熬。而江西这一带夏季持续高温，能在井冈山上享受清凉、真是身在福中。
我们的住房没装空调，没有电风扇，井冈山不需要它，纱窗外是竹林和树影。夜卧榻上，忽然觉得很闷，咦，现在已过午夜，而鸟儿还在此鸣彼应，难道井冈山的鸟儿是夜不投宿的吗？正好大家都没入睡，走廊有人走动，我披衣而起，趿鞋出屋，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位当地人笑道：“搞错了，这不是鸟，是蝉鸣。”咦！我到过的地方可谓不少，可从来没有听到蝉这么叫的。
于是我又回到室内，惭入梦境。
仿佛睡了很久，又好像刚刚入睡，半夜又被这“鸟鸣”惊醒。我在昏沉中仍坚持认为是这鸟叫。才三点多钟，晨曦尚未开始，可是我却已无倦意，索性静听起来。这知了大约是蝉中之王，“嗓门”可真洪亮，蝉是通过腹膜振动发出一种类似噪音的声响。只有寒蝉即秋后的知了，才会“伏天儿，伏天儿”叫着，抽泣似的预示着萧瑟秋末的到来。
可是井冈山的蝉鸣惊人之处，是它同时发出两种音响，低声部位嗡嗡然，颇像萨克斯管奏出的布鲁斯曲调，暗哑哽咽。如果只是这一个声部，那就“寒蝉凄切，对长亭晚”，使人伤感了。井冈山是革命圣地，革命圣地的蝉儿也非同一般。它在低声部行进过程中，又发出了高亢的鸣叫，像号角，像钢琴的强音，更像一支老竹管被敲击的圆润的梆梆声，而且声音大得惊人、震人。听着听着，我觉得蝉儿似乎已钻入室中，于是下床四处找寻，直到我站在窗前，才发现它们停在离我窗子至少五米开外的竹林里，不止一只，高低错落，轮番高奏。如果这是柔情的夜曲，那我可以再睡一个回笼觉，再做一个甜美梦，然而这鸣叫大吵人了，我嘀咕着“纸糊的驴大嗓门。”把玻璃窗推严实了，声音顿时衰减了至少一倍，于是我回床躺下。
蒙胧中又被惊醒，这是剧组统一的叫早。拍摄日程一环扣一环，稍有松懈就会拖延时间。我们回程机票已订好，大家下一步都有重要工作，只有抓紧仅有的一天半时间，才能拍摄完十余个外景点。何况井冈山地区，十里不同天，阴晴难料，人称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我们就是在和云彩争时间的状况下开始第一站采访，水口。
路上相互一问，大约都是在凌晨三点左右被蝉鸣吵醒。对于这蝉的特点，不免引发了一场争论。
我问胡慧中：“你有没有在台湾听过这样的蝉叫声？”“没有哇，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也。”我的问法大概可以称为台湾味的，她的回答就不用说啦，台式国语。胡慧中是我向剧组推荐的嘉宾主持人，她近年来塑造的女警官形象给人留有较深印象，在海外演艺团华人名星中，胡慧中的学历也是高的。
她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后来从艺，且英语、粤语、国语都很好。这是她第一回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专题片，也是头一次上并冈山，尽管一路鞍马劳顿，却兴致很高。她也是三点钟被吵醒仅睡了两个小时觉，看她回答的反应，我放心了，此刻她的精神状态是能坚持一整天的跋山涉水兼出镜的。
那么这蝉为什么能同时发出两种差异明显的声音呢？剧组有人说：“这根本不值得奇怪，因为这是两个或多个知了同时发出的声音，你觉得像是一个蝉叫出两种声音，其实不是。”我说：“我但愿它不会如此，可是，你现在听??”这时远近高低，蝉鸣四起，“你听，为什么在同一个声源里发出两种声音，要奏同奏，要停同停，虫儿哪有那么良好的组织性，又没有指挥，不同个体断无此种整齐划一。”总导演人称大李的李近朱说：“这的的确确是一个虫子两个声部。通过各自的侧耳细听，总算推不倒一个蝉同时奏响两个声部的二重唱的说法。没看过舞台上、银幕上一个演员身背几种乐器，形成一个个体乐队吗？这种井冈山蝉儿早就这么做了。其实，我仍断不定，弄不清真的是这样。就算是吧，反正不是在作科学研究的学术报告，何况即使是科研也会有误区有谬误呢？就算把一个嗓子同时唱两个声调算作为科学假说吧。既然没能提供有力的反驳见解，就应该认为是正确的，直到被高人揭穿真相为止，蝉声之谜就这样印在我脑海中。
“快看，它飞了。“录音师王文华指着前方要我们看；一个隐约闪烁的小小灰色虫影一折一闪的掠过，千真万确。这就是井冈山漫山遍野特有的蝉，那宏亮巨响竟出自这么小小的蝉儿身上！真有点“‘虫’不可貌相”了。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人又何尝不如此？有人瘦小枯干，可是声若洪钟。
已故著名京剧艺术大师、铜锤花脸裘先生，不就是身型与声音形成很大反差么。如果只见老先生在街上漫步，任何一个人都难于想家那“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威震四方，铜钟大吕的巨人声浪会是这么位爷唱出来的。话说回来，这该叫什么蝉呢？我们苦于不知当地人管这种蝉叫什么名字，以及在科学术语中这种蝉是什么样的拉丁文命名。王文华极为认真地低声对我讲：“这叫金蝉子。”“噢??咦！？”我也悄声对他说。金蝉子这三个字像是佛门中人的禅号，怕不是昆虫学上的真正名字罢，再说啦，金蝉大都是文学的赞美语言，并不像金龟子一样确有那个叫法。当然“金蝉脱壳”早就是人所共知的成语，可那包括所有的蝉，并非单指井冈山的蝉。上过并冈山的人如此之多，竟然没有人向我们讲过这极为特别动人的蝉叫，此为一怪事也！
一路上，我在想着，井冈山这片圣地，正因为它充满了神话般的革命传奇色彩，才使得大多数的外地旅游者、来访者，集中思考与回味着毛泽东、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艰难创业的伟大壮举，而忽略了仔细欣赏这里非同一般的风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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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练悬空
我们乘车向离住处约 16 公里外的水口开进。
昨天还是山色空蒙，雨雾四布的阴天，今天却是个大晴天。
日出东方，万山晴朗，在井冈山下的人一定不会认为这阳光灿烂的天气是旅游的好时机，因为那是山下，低温 27 度，高温37 度，火炉般的焦灼，行不了几步，浑身汗透。
可是我们是在山里，晌睛白日，仍享得微风习习。
何况路边斑斑竹影，洒满一进，算是个花荫凉。大家下了车，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赞叹天公作美，向山间石块铺成的小径走去。
“蝉噪林愈群”，文征明早为我们描摹了这样的氛围。哗哗的溪水，水势旺盛，就在我们的身侧。“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主席也早就把这风景告诉了世人，不来此地，不得印证。
在行进中，还可以得到许多知识，导游杨小姐指着路边宽宽的竹叶告诉我们，这是儒竹叶，当地人端午节包粽子用的就是这肥大的叶片。我虽然不大爱吃粘食，但却可以想见，那一锅热气腾腾的粽子冒出的竹叶的清香，想着想着，肚于有点饿，腿也有点酸，“还有多远？”我问小杨，她说：“快啦！”汗水已沁满额头，身有些发粘，不由得心中嘀咕，我深信这“快啦”
的含义，本是导游安慰游客，给人们打气的常用方法。
听到水声，更听到比金蝉子还响亮的声音。“快！快！你到这里来呀！”
那是胡慧中在离我约 10 米的石亭中，急得直跺脚，招呼我。这时摄像师已扛好机器，对准了她所站的方位，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尽量快些走近。
啊！我面对眼前景色，呆住了！
轰然奔泻的飞瀑如雪练抖动，就在这水帘之前，在我身前 20 米处，一弯七色彩虹悬在空中。若非亲眼看到，你断不敢相信，这亦真亦幻，如梦如烟的美景会出现在山谷间，会在你眼前。
我忘记了腰酸，忘记了腿疼，甚至听不到瀑布的轰鸣，痴痴地盯着这片虚无缥缈的天赐奇观。虚幻的七彩虹影和这蛮荒的山谷那苍苍的石色形成绝大反差，生怕好景不长，因此我睁大双眼，痴心地盯住看！毫无羞涩地牢牢盯住看！当开初的惊愕稍稍平缓，我才理解胡慧中的惊唤是出于完完全全与大家一样的乍逢仙境的惊叹！同时，也理解她生怕错过拍摄时机的急切心情。
精神稍稍松弛，瀑声与人声与四处赞不绝口的叹声，逐渐传人我的耳中，陪同我们的茨坪市委宣传部李部长用她那略带当地口音的话语大声告诉我“每年从 5 月到 9 月，只要是睛天，每天上午 8 点到 11 点多，都能看到彩虹。”
这正是一个难得的晴天，这正是 9 点多钟，但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夏季井冈山睛天毕竟不多见。
我们欣赏美景，可是摄像师不能。两位摄像师，一位是膀大腰圆的李军，典型的北方汉子，一位是文静少语的小伙子黄文华，他们扛着机器对着我和胡慧中已抓拍了七八分钟。李军心直口快。他笑着说了一遍刚才是如何拍摄，如何推拉摇移，如何把人物与情景拍得相映成趣。我当然相信，因为在《庐山》一片中，他和黄文华都有出色的构想和上佳的表现。他说到得意处，从肩上御下机器提在手中，冲着胡慧中说：“刚才你跳着脚拍着手，急得大叫快来！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镜头，这才叫不是表演的表演。”在专题中的串场，就是要主持人这种情感的天然流露，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甚至忘记了自己。除了规定的词句，更多的是要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倾诉，唯其如此，才能感人至深，也才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一组镜头自然是完成了，大家位足观看，并合影留念。这彩虹瀑布前的合影，更有意味。
美的长存，是人人企盼的。正因为难得寻觅，或转瞬即逝，才越发使人牵肠挂肚，令人叹息好景不长。可是彩虹瀑布却叫看到她的人，尽情观赏，慷慨无私，她不故作清高，神龙见头不见尾，也不只是昙花一现，让人扫兴，令你又惊又叹，又懊又恼，她知道游人远道来此的辛苦，她知道绝大多数人一生只能与她晤面一次，她往往被人们的真情打动，对着一双双喜悦的目光，能映出她的花容月貌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去。李部长常陪各地宾朋来此观光，她说，她最多曾看到四道彩虹悬在面前。我知道，能欣赏到多么美的景致全凭运气，但毕竟我在仅有的一次拍摄过程中幸运地看到了一道彩虹，我知足了。
因为，这是我从未在别处看到过的景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毛主席的词句让我们知道了，井冈山的美实在是久已存在的，即使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这绝世美景也给革命者以极大的享受与安慰。
我又一次感悟到，长期以来，对井冈山的印象，只感受到它承载了太多的艰难沉重，从来没听到，也从未想到过它的骇世惊俗的多姿多娇。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那砰然落地的瀑布，溅起一潭水花，扬起一股水雾，在峡谷中飘动，而当东方的红日，从山口正好照进时，这缥缈的虹光就在水雾中呈现了。山头要有悬垂水帘，山口又正承受斜射阳光，不是大自然造化神工，何人能有此幸。
拍摄完了，游客们也在惊喜之后，又意外地发现了我与胡慧中。人们有礼貌地希望我们在瀑布彩虹前和他们—一合影，盛情难却。我笑着说，你们把我们也当成了一景，胡小姐是可以的，只是我怕煞了风景，大家都笑了。
再见吧，彩虹瀑布，再见吧，有缘相会的朋友，不虚此行，归程出多少汗，受多大累，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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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中
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爬完最后一级回程石阶，汗透衣衫，气喘吁吁，心如鼓敲，要求合影与要求签名的朋友们以返待劳地拥挤在我们的车旁。我钻进车厢，就照例会看到有人满意，有人失望，真是对不住了，要赶路了。
到达第二个拍摄地点毛主席的旧居时，天空出现了云雾，转眼便浙浙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庆幸井冈山市马书记劝我们更改日程的建议，否则，这时侯去瀑布那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们享受了美景，自然饮水思源，究其初衷，还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冥冥中使我们到了井冈山。雨丝飘飘，伴我思考。几十年的岁月是从这里开始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是隔不断理不清的。我们曾沐浴过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也经受过十年动乱的怵目惊心。但是当我走到这里，我油然而生的是一种难以言述的激动。1976 年，老人家去世时，是我在电视中播送的悼词，我记得当时用 16 毫米胶片拍摄的大会堂前一组画面，雨中的人们，有的泪水涟涟，有的欲哭无声，最后镜头推向滴着雨滴的芭蕉叶。镜头变虚，再变实时，眼前仍是雨雾一片。从 1995 年此刻追忆主席离去的时间已过去了 19 年，而从此刻的时间追忆主席风华正茂初上并冈山的日子，已是 66 年前了，这里正是 1929 年毛主席率秋收起义队伍上并冈山的第一站。
毛主席故居，是在国民党放火烧光后唯一存下的半截土石墙的残迹上重建的。这片建筑，黑瓦白墙，砖木结构。1929 年毛主席只在这里住了三天，但是当地的人们却清晰地记住了当时的一切，我们的拍摄先从外面开始。
住房门前，一铁栅栏围住了一块青石，井冈山至今植被茂密，土层丰厚，怎么那么巧，在这山坪厚土中突兀着一尊如水登高的光滑石头。毛主席在此期间，曾坐在这块石头上，观看老乡种地，观看王佐操练士兵，更多地是读书凝思，这块石头就被命名为“读书石”，只是我们难以想象主席当年读的是什么书，在生命攸关、刀兵相见的空暇，他气定神用，在阅读着也许与眼前的战事并无关连的古籍。一块石头，只因为主席当年坐过，吸引了无数游人仁足神思，这是一种人格魅力的所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崇仰的正是这种伟人的魅力。
读书石旁有一株树，要不是导游小杨指给我们看，我几乎看不出，这是两棵梨树自幼栽在一起拧成一体的。梨即离的谐音，连成一体，不能分离，寓意深远。据说当年红军把这两株树栽在一块，象征着红四军、红五军永不分离，团结一致。团结就是力量，这个真理已经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了。今天看到这不可能再分开的梨树，我想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生死相依。
“请到屋后”，大李发出指令，胡、杨两小姐共撑一把伞，我也撑着一把伞，步向屋后。在主席旧居屋后，现在有三棵树，一株是新栽的，据说原有的这两棵树，1929 年红军撤退后，国民党军队上山火烧这片旧犀时，树身被烤，枝零叶落，但这两棵树顽强地活着。据老乡说，1949 年，这两株树发出新芽枝繁叶茂，那一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两树欣欣向荣。
令老乡奇怪的是 1965 年，一株树开了满树的花，而不久，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毛主席的词中写道：“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无人能解释也无法解释这两株树的荣枯为什么与伟人的活动相关相连，只能用巧合来解释了。可是到了 1976 年，两株树没有发芽，枯萎了，老乡们口中不语，心中想着可能不好了，这年的 9月凄风苦雨，伟人长逝，噩耗传来“泪飞顿作倾盆雨。”
导游小姐告诉我们：“1982 年，这两株树又复活了。”胡慧中点头说：“正是改革开放时期。”杨小姐说，两棵树木情系一个伟人，为他枯为他荣，真是无法思议。所以当地群众把这两株树命名为“感情树”。雨下得更密了，在雨中的这段录像不知观众看过后，有何感想。
我们走进了主席旧居，看到了新墙中露出的六十多年前火中残存的犹如钢石的一堵旧墙，这是灰、砂、石经大火焚烧铸炼而成，鼓上去发出金属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不，一幢新房矗立人们眼前，不知放火的人可曾想到，火并没有烧垮红军，他们却引火烧身，玩火者自焚。
蓦然，一只燕子飞过，我们一起仰头惊叹，一个燕巢就在主席旧居内的房顶正中。
导游小杨说：“去年还没有呢，是今年刚来的燕子。”我们仰头数着头顶房梁，恰好七根，而燕巢选在当中的木梁上，前三，后三，此巢居中，悬在一进门一抬头就可以见到的位置。两只乳燕嗷嗷待哺，张着小喇叭一样的嫩黄边的嘴，等着吃东西。如一道轻烟掠过，一只紫燕已落在巢边，只见她把什么塞在孩子嘴中，又飘忽飞走；刚过一会儿，又是一道影于直奔燕巢，穿梭往返，父母轮番操劳。在城市中这种情景久违了，楼房四起，堂中无燕，倒是在井冈山主席旧居又重温了儿时之梦，劳燕双飞，无怨无悔。
“似曾相识燕归来”？
“到处莺歌燕舞。”我初上山时只闻蝉鸣如鸟，但未见到燕子，此时终于回了主席词中描绘的场景。
读书石，难离树，感情村，堂前燕，都在如雾的雨丝中与我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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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五
记得 1992 年，我和杨澜在江西录制节目的现场串场词时，曾有过这样一个情节。我们各自列举了对江西的感知后，转身朝向观众：“大家身边都藏有井冈山，井冈山就在各位身上。您可能不曾注意，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背面就是并冈山主峰，五指峰的图案。”这时，我摸了摸衣袋，“可惜我的演出服衣袋空空没有一分钱。”这时，杨澜从衣袋中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我接过来，举起：“哦，请大家过目，请摄像师推个近景，让屏幕前的观众看清楚。”展示完毕，我把纸币折起来，下意识地往西服里兜放去，“唉，唉，这是我的钱？”杨澜嚷了起来，我笑了，全场的观众也笑了。这是我和杨澜策划好的一幕戏，但当时，我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有机会上井冈山，有机会看看五指峰。此刻，车向五指峰开去，雨仍不停，大家都心照不宜地担心，怕是又虚此行，因为上次剧组把陈香梅请到山前，她拿出一张百元的纸币说，这纸币上印的山景，正是我面前的这座五指峰，然而当镜头摇向五指峰时，却是白朦朦一片云雾，这不气死人也么。
但是，这回天公作美，我们一行下了车，架好机器，准备了一张百元钞票，雨停了，云开雾散，五指峰历历在目。胡慧中异常开心，她指着票子背面图画上山中的一线瀑布，又指着对面的大山，说：“你看，你看，那瀑布和这票子上印得一样也！”我说：“应当说票子上的瀑布印得像极了这山上的瀑布。”遥望那远远的山中瀑布，像一条白线挂在山腰。我知道，如果能凑近这瀑布，一定会是声势骇人，远离着它，才觉得它纤弱得似有若无。我们在庐山时，就是这原班人马，为了拍摄李白所描述的庐山瀑布，车载人抬，坐着滑竿，爬了半天山，才看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片断情景。这香炉峰的瀑布拍得仔细，而那股仙家之气的紫烟，却看不到。我个人坚持认为，正如形容飞流有三千尺那样长的夸张一样，紫气东来，无非也是李白以道教的遐想无中生有。轿夫告诉我，在朝霞初生，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都看到过这瀑布上悬着层层的紫气，我当时也将信将疑。去过井冈山彩虹瀑布后，我信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只是你有没有缘份碰上罢了。我请问身边的当地人“谁上过五指峰？”他们说，从没有人，也没听说有人上过五指峰。我想人虽无处不可以去，无往而不胜，何况这并不险峻的五指峰，可是人毕竟要有不该去的地方。
为大家留下一方净土吧，相约谁也不要爬上这面额最大的人民币图案的原生地去炫耀一番。
正是这时候，我听到了井冈山一系列的五字：井冈山方圆五百六十平方公里，号称五百里井冈;井冈山有居民五万人，耕耘着五万亩农田；它有五个冲，五个哨口，有五龙潭、五指峰；当年最后留守井冈山的是红五军团；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日子是 1965 年 5 月。
五在中国古文化中是一个高贵的数字，我们祖先传下的九宫图，五居中央是为戌己土，四面八方，东南西北皆聚于它的周围。在周易的数字中，五更为尊位，古称帝王为九五之尊，五爻是人间极至之位，六爻则不属于人间了，乃神位。从传统文化观念来看，井冈山也是至尊至贵之地。
离开五指峰乘车一路盘旋到了谷底，这里正在修建一个水电站，大坝规模初具，拦一库水，深处已达 60 米。这个大坝，与其他电站相比，跨度虽小，可是坝体很高。当我们乘坐唯一的小汽艇时人库区，可以想见未来这里的景象。
四周青山环抱，谷中碧水荡漾。不是小艇的开动，掀起一路波纹，这里的水就像一面镜子，青山倒彩与青山的原形，相连相接，互为映衬，井冈山的树，生得如此盎然，如此茂密，犹如把库区装上一囵绿丝绒般的围栏。
这层层树本青低分布，乔灌混交。可以想象，待到金风送爽，那不变的苍松翠柏和变为黄的、红的秋叶，以及密密丛从的如火的灌木叶子，会把井冈山这片山谷装点得色彩缤纷，烂熳粲然。那映在深不可测的秋水中的倒影，如霞似锦，加这监的天、白的云、鸟的鸣、虫的唱，会是怎样一种打动人心、醉人魂魄的迷人风光闪。仅为这一幅人间难见的图画也值得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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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在我心中
最后的一段拍摄日程，包括五龙潭、天街商业区、茨坪主席旧居、烈士陵园以及归途中的两个铁路施工局，这么罗列说得轻松，但拍摄起来却必须一板一眼。
不是为了拍摄需要，我如果仅作为游客，真的不想再走上走下 700 个石阶去游览五龙潭。但工作毕竟不同于游览，不愿去的必须要去，而想多去几处玩玩看看的也不能尽如所愿。最后围绕着整个拍摄计划与时间的考虑，导演决定只拍第一潭，其他四潭留待来日看哪位的缘份了，有缘自会相见。
和彩虹瀑布相比，五龙潭的优势在于有五个景点的丰富性。若只去一潭那就感到费这样大的力气，有点遗憾。五龙潭有多种神话传说，把美丽的风景与谁也不会相信的神怪之类的故事联在一起，是中国很多风景区的民俗特色，这怕是为了弥补缺少文化历史的一个不得已的做法。我想不仅本地的居民，就是全国的游客很长时忽略了井冈山的文化气象。
唐代一位二流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苏州的一处小寺庙成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增添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文化风韵，毛主席的气壮山河的词篇不正是井冈山文化的神韵么。
过去，井冈山给人的印象是它的革命传统与艰苦的往昔，而从文化观念上讲，革命诚然壮丽，但却艰难，而艰难却无法与美丽结缘。因此，井冈山长期令人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似乎很难单纯地给人以诗情画意的轻松意境。
随着岁月的推移，硝烟渐渐淡去，而毛主席的气壮山河的瑰丽诗篇将以无限的美好意境给人日益增多的文化感受，井冈山将从这个意义上会后来居上，成为泰山文化、庐山文化、峨嵋金顶、黄山云烟等名山大川的又一众望所归的名胜。
在回程的路上，我觉得这两天的拍摄，是这般充实，这次的一路奔波所获甚丰。
人们之所以说：“看景不如听景。”是因为很多名山大川给疲劳的游人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感觉，可能是辛苦与美景抵消了，或是因着天气、季节乃至心情的千变万化，想象的景致并未能如期出现，不能饱人以眼福吧。
而我们这次摄制组拍片，简直出乎意料的风调雨顺。再加上很多美丽的景观是上山以后，甚至从宾馆出发后才听说的，没有先人为主的审美的期盼与欣赏定势，反而经常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车沿着两天前初次上山的路径返回南昌途中，人人都流露着意犹未尽之感和不虚此行的满足。
窗外又闪现出一幅幅的美景，夏季井冈山给人的是一派丰腴的绿色。
春天的十里杜鹃，秋日的万紫千红和冬季的山舞银蛇不可能—一尽览。但这绿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位的，绿色是一切生命和本原。
正当全世界森林面积锐减之际，并冈山却给我们这样一组数字，560 平方公里的井冈山区森林覆盖率达 87％，在重点森林保护区森林覆盖率在 93％以上。尤其当我们看到一片次生原始混交林时，被那树冠连成密密的，甚至拥挤的态势震惊了，针阔叶林以墨绿、苍绿、浅绿的不同色度汇成绿色的韵律；更难在别处看到的是碧森森的毛竹在这片林中呈现一阵阵一丛丛的嫩绿波澜，更使这雄姿勃勃的森林增添了盎然妖烧的生机。难怪联合国环境部门官员来此视察时感叹地说，井冈山的这一片绿色宝库是全球此纬度上幸存的唯—一片体现亚洲特色的原始次生林。这不仅是属于井冈山的，江西的，也不仅用于中国和亚洲的，它是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珍宝。
啊，绿色井冈山，我们实在无法形容这里的丰硕厚重的绿色，我们不约而同的感叹，并冈山的绿色是绿色的爆炸。无山不绿，无水不清，无红土裸露，无岩石可登临，整个并冈山正像披上了一层茸茸的绿毯，涵养着丰富的水源。
我们现知的几个景点，散布在以茨坪为中心方圆不过几十平方公里处，只占并冈山区不到 1。”10 的面积，井冈山还会有多少令世人惊叹的景观，不为人所知，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这方难得的绿色宝库。
革命的井冈山给我们以鼓舞。
美丽的井冈山给我们以希望。
革命不就是要把美好、幸福、希望洒向人间吗！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曾给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带来巨大变化。井冈山“爆炸的绿色”，或许给全人类带来生命的启示和永恒的希望。
写于 1995 年 7 月 16 日 井冈山茨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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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情思
我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最初了解，大部分来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们留给人类的不朽的雕塑与光彩夺目的绘画，来源于法兰西 18、19 世纪灿若群星的文学大师笔下的传世之作，以及奥地利天才音乐家们谱写的震颤人类心灵的美妙乐曲。
我曾有机会到过这三个国度中的法国和意大利，但由于时间的短暂，仅能感受到一点儿异国风情，加深一些原来的想象。我一直期待的是，有朝一日能在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聆听美妙的乐声。
直到 1994 年岁末，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央电视台在第八次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首次派出转播与摄制小组，到奥地利联系现场直播。
12 月 23 日，一架汉落航空公司的飞机载着几百名乘客，载着中央电视台六位成员，载着我，穿过沉沉暮色，落在维也纳机场。我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去过许多想去和不想去的地方，对一切初次到达的地方早已无惊无怪，但此刻随着飞机着地的一刹那，心头却怦然一动。
我们到达的前一天，奥地利普降大雪。步出机场大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古老国度的并不耀眼的灯光，透过广场两侧乳白色的灯罩，映着洁白的瑞雪。维也纳冷冷地、静静地然而又温情地接受了我们的到来。乘上特地迎接我们的一辆中巴，向市区驰去。
于是，我投人了维也纳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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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乐思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位于欧洲中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多瑙河畔，依山傍水，气象非凡。在它的四周森林密布，浓荫遮天，尤其西北部林带绵延几十公里，郁郁葱葱的维也纳森林犹如在一幅宣纸上泼洒的墨绿，翁然晕染，蔓延滋润到市区深处。
多瑙河像一条蓝色的缎带，由西北向东南飘然而落，那一川碧波欢腾追逐，穿过山丘，穿过森林，穿过田野，穿过城区，带来了欧洲各地的风韵情致。这一方得天独厚的沃土，养育了当地世代居民，同时这灵山秀水也催生孕育了一批才华横溢、浪漫多情的音乐骄子。于是几百年来，维也纳此应彼和的乐曲经久不息，仿佛是维也纳森林和多瑙河流水无尽的吟哦，时而深沉，时而欢快、时而悠扬，时而婉转，美妙和谐的音乐之声缭绕着维也纳，唤她苏醒，伴她人梦。
似乎上苍对这一切还嫌不足，于是天降奇才，给她锦上添花。小约翰·施特劳斯和他那首回响环球的乐曲《蓝色多瑙河》使维也纳扬名于世《蓝色多瑙河》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那气势恢宏、美伦美奂的旋律曾带给人们无限的欢娱，抚慰了几代人的心灵；那欢快典雅的乐曲，点燃青春和爱的火焰，穿越漫漫时空，而经久不息。乐曲充满了诗情画意，那画意，是多瑙河畔多姿多彩的迷人景致，那诗情，正像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致凯恩》的诗的开篇，“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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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街景
我们到来的时候正是岁末，冰天雪地；天寒地冻，不仅国外游客不愿为这清冷的色调付出高昂的旅费，即使是当地的居民也在温暖的室内相聚相伴。所以，不但在维也纳郊外，即使在市区，路人也特别的稀少。一大早，我们在向导的陪同下乘车拍摄市容，追踪着热闹，追踪着人群，追踪着一切冬日里仍然呈现活跃的地方。在异国他乡，拍摄街景，有一个方便之处，街上行人不认识我，很便于我的活动。当摄影师架好机器，我急忙向街道一侧与镜头相反的方向走去，以不滑倒为原则，能走多快就走多快，默默掐算着时间，然后是 180 度大转弯，混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悠闲地踱步朝镜头走去，有时走下地铁人口处，等待到站后，步上街头的人流，挑先我们需要的典型人物，与他（她）们结伴而行。当世界许多地方人冬后，人们着上花花绿绿的羽绒衣时，而维也纳市区几乎所有的行人，在白天却都穿着黑色的外衣，足蹬黑色的靴子，头戴黑色的帽子，只有一些女士才被上一袭浅色的羊绒围巾。这冬日衣着的色调太单一了，不过欧洲人白皙的皮肤和金发碧眼，也似乎只有穿上这黑色的衣服才更能衬出美感和庄重。时至圣诞节，临近中午，购物的人群陆续出现，城市有了生气，街头乐手和偶尔驰过的色彩艳丽的广告车，在街心与路旁显得夺目生光。
我们到了老城区广场，只见一排齐刷刷的马车列在一旁，赶车人体格魁梧，面色红润，清一色的欧洲壮汉；黑色的车厢漆得明光，铜质的车灯擦得锃亮，高头大马神气十足。这正是旧时的交通工具，如今一成不变地接待着期望重温旧梦的各地游人。当乘上这昔日贵族的专用车时，可能许多人会更多地想起施特劳斯和他美丽的情人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行列中，风驰电掣，丢下一路的盈盈眼波、阵阵欢歌、阵阵笑语，于是顿生浪漫情怀。不过车费却贵得惊人，乘坐一次，也就十来分钟路程，要付十多美元。
其实，我情愿站在街头看别人喜笑颜开的情景，并不想尝试坐在车上的滋味。不过为了拍摄一组具有异国情调的镜头，我只得上了马车。坐在车厢里当然绝无问题，可问题是导演聂小华要求我与马车夫这个壮小伙子并驾齐驱。挤在身高一米九左右，体重至少 100 公斤的马车夫身旁，顿时我显得渺小而可怜，可怜的是我怕一个跟头摔到冰封石子路上的心情。
我于是小声跟车夫商量，慢点，别着急，再慢点。这样我听着马蹄踏在鹅卵石路上得得的声音，感到马车轮子在积雪未消的路上的轰隆隆的震动，已顾不得路上有任何俊男美妇，橱窗里有些什么显眼的物品，一心念着上帝保佑我老胳膊老腿。花了二十多美元受了一遍洋罪。当我小心地下了马车，脚踏实地后，才觉得在寒风中我的额头居然有了汗水。
在城区拍摄可以了解和领略维也纳的建筑特色，维也纳城市布局别具一格，街道具有放射性的特点、从市中心到外围，由内城、外城和郊区三部分组成。内城有停马车的广场，有石子路的小巷，有精美的楼宇，哥特式、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各具迷人之处，交相辉映；雄伟的圣史蒡芬大教堂矗立在内城中央，成了维也纳明显的标志。
时外城是原来老城区的郊外，大都是新兴建筑，据说原来的城墙被拆除了，现如今与老城区融为一体，高楼林立、厂房连片，商业与居住区就在这一圈上，再外面就是现在的郊区了。如果再发展，又会有一圈建筑出现，代表各个时代风格，展现各个时代的风貌。
旧的不动，新的扩建，一环套一环新旧相映成趣，谁也不必挤垮谁。
多么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发展，连成一体，成为参天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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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文化
幕色降临，漫步维也纳街头，你会被随处可见的咖啡馆所吸引。200 多年前，奥斯曼人给奥地利带来过屈辱，也带来又黑又苦的饮口——咖啡。咖啡进人中欧，并不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随即出现的灯红酒绿、歌喧乐繁，交织着色情，炫耀着阔气或附庸着风雅，显示出一种轻薄的文化现象。鲁迅先生曾说过：“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了。”他所指的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和地点，是在 30 年代，是上海最典型的殖民地文化现象的歌厅、舞榭和咖啡馆，可惜鲁迅先生没有到维也纳的咖啡馆看过。
同样是咖非馆，而维也纳街头的几百家咖啡馆却与众不同。从 100 多年前起，这里就是一个能寻求安静的场所，也是促成人的才思、构成伟大作品的好去处。
当你一走进维也纳式的咖啡馆，就会产生一种屏息凝神的感觉，尽客高朋满座。但这儿的氛围却静悄悄的，没有明亮的灯光，没有炫目的色彩，没有迪斯科那刺耳的音响，连任何乐声在这里都不存在。没有耳畔的嘈杂，却会感到乐声在心头索绕，事实下正是如此。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施特劳斯家族成员以及名作家、名艺术家都曾在他们居住于维也纳的时候，频频光顾这些咖啡馆。
在这里，他们手持一杯咖啡，静静地沉人浪漫柔美的梦幻之中。于是，一首乐曲、一部作品的片断或零星旋律构思完成。于是，作曲家们灵感徒现，顺手拿过莱单就当成了谱纸，写下了不朽的乐章。据说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的部分旋律就记在咖啡馆饮品单的背面。
一个多世纪的悠悠时光过去了，没人能说得清维也纳的街头随处可见的百年老店，是哪位大艺术家曾经光顾，或有过多少天才作品成形于此。但各地的观光客和本地居民不乏有发怀古之情者，有追慕先人者，也有希望成名者，他们或三两好友默默对坐，或独自一人，面对烛光陷入沉思遐想。除了沧桑岁月使人们的衣着稍许变化外，咖啡馆那氛围、那神情、那般凝重浓郁的文化气息却一成未变，一代一代的沿袭至今。
当我们征得了老板同意，悄悄地提起摄像机，进人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咖啡馆时，除了一位年岁稍长的女服务员向我们走来，示意要什么东西以外，别人似乎根本就没注意我们。
我发现一位中年男子正手捧报纸专心阅读，报纸和咖啡在维也纳情同手足。据说当年敢于以这又黑又苦的饮料了主业做生意的人，为了吸引顾客。
就在咖啡馆里摆放了几份报纸，要知道 100 年前一份报纸的稀罕程度，相当于十多年前的一部彩电，如今报纸悬挂在墙上，主要是起一种装饰和象征的作用，因为没有报纸悬挂壁间的咖啡馆，就不是维也纳式的咖啡馆。我们把镜头远远地对准一位年轻人，他正小口地吸吸咖啡，面对热咖啡飘出的香味与一股浅浅的蒸汽出神。谁能说他今后不会是一位音乐天才呢？也许又一首名曲就萌生于此时此刻。那袅袅热气在静静地飘散，在音乐家眼里，那是一种旋律的视觉形象，也许这位年轻人在寻找当年音乐大师们产生灵感的轨迹。这是一个极容易产生灵感的场所，因为人们都在想着同一主题、体会着同一氛围，也许这就是一种场的效应吧。
人怕在冥想构思时外部的嘈杂干优，也怕离群家居的寂寞孤独。嘈杂使人心乱，孤独产生恐惧，于是这二者的一种完美和谐，就在维也纳咖啡馆中弥合了。在温暖的人丛中静静地独处，这是一种当众的孤独，这是充沛人生柔美之情，产生神奇旋律和动人作品的温馨场所，品味这文化氛围与品尝地道的咖啡，精神与口感两全其美，难怪，这里会吸引众多的宾朋。
回到酒店，已是深夜。我伏案深思，也希望灵气显现，但离开了维也纳咖啡馆，诗意就不肯降临，却想起了这样两点现实问题：维也纳本身就是新与旧、古老与时尚交汇的一个典型，老城区、新城区、古建筑、新建筑各得其所。就在那些保留 100 年风情或仿效前人而建的新咖啡馆的门前，有穿梭而过的豪华轿车，有左邻右舍喧嚣刺耳的迪斯科，有耀眼生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有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但这一切都冲不垮、挤不掉维也纳咖啡馆上百年不变的情调。它不追求时尚，不与世俗同流，而且以不变应万变，吸引着各种好奇的男男女女。不论刚才如何放浪于形骸之外，只要你推了这个门，进了这只有几张普通桌椅的屋于，你就得规规矩矩，斯斯文文，安安静静。这就是源于自信自傲的文化传统支撑起的文化景观——维也纳咖啡馆慑人心魄的魅力，听说在世界一些地方也有维也纳式的咖啡馆。不过照常规，餐饮业一跨出国度就会变味，不知到了别的地方，维也纳咖啡馆能否保住这种传统的文化滋味。
第二点想到的是，咖啡好喝树难栽，尤其不容乐观的是，咖啡需要的生长条件，正是热带雨林的栖息地。巴西、哥伦比亚盛产咖啡的地区很多，是原来热带雨林的家园。
热带雨林是地球的历，调节着全球的气候，我们正在优虑地注视着它的日益减少。尽管咖啡 200 年来给世人带来了快乐的口感，但这是一种以牺牲人类长远利益换来的口福，即使能激发起艺术家们的灵感，但从长远看值得吗？难怪咖啡至今是苦的，即使加糖加奶也掩盖不了那份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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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维也纳
1000 多年前，中国的伟大诗人白居易描述过中国江南的春天景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多瑙河的蓝色也只属于春天、夏天或者秋天！整个维也纳森林也只有在春花秋月中才成为漫漫的翠堤。
冰雪覆盖着维也纳的原野。灰朦朦的天际下，一条色调暗淡的河流就在眼前，冬日的多瑙河失去了夏季那迷人的风采。
我向河畔走去。面对镜头，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因为我靠近多瑙河时，看到了水波依然奔涌，听到浪花依然飞溅。于是，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冰雪覆盖着维也纳的城区与郊外，然而您看多瑙河的流水依然欢快地流淌，她流向远方，一路上呼唤着春的到来！”是的，此刻当地人们正在欢渡圣诞节，全世界喜爱古典乐曲的观众，正期待着 1995 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盛况，爱乐乐团的艺术家们也正在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年一度的音乐会的排练，准备向全世界传扬美感和欢乐，与各国朋友共迎新年。
我们又驱车直奔卡伦堡山，穿过白雪覆盖的维也纳森林，车窗外第一次闪现出一片银光四射的树挂，刚要拿起机器，一闪即成了过眼烟云，刚要懊恼，蓦地一片更为广阔的玉树琼枝，又映人眼帘，继而又被路旁山丘阻断了视野；接着又生动地展现了裹着洁白的冰雪、朦着薄薄雾气的树林。这美景仿佛在和我们捉迷藏，我想象到，夏日时光，在那遮天蔽日的浓荫中，隐藏着无数的神秘音符，仿佛每一张叶片都藏着一个美妙的故事。当年，小约翰·施特劳斯乘着马车，进人这片森林，时而奔驰，时而倘佯，时而驻足，竟日的留连忘返。他与大自然对话，与树林、与叶片、与自过浓荫的晨曦、与挂在梢头的露滴、与钻人林间的风儿、与跳跃枝桠的鸟儿、用那超越人际的音乐语言无拘无束地交谈《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记述了他的神思妙想，记录了当时维也纳森林的瑰丽的夏日交响，展现了迷人的风光和动人心魄的柔情，也描绘了大自然的生之快乐。那水晶般的透明的旋律，超过半个多世纪，仍流传在人间，也凝结在维也纳森林那百年老干的枝头。那晶莹的冰挂，那朦朦的冷雾，仿佛就是小施特劳斯当年艺术结晶。面对忽隐忽现的冬日维也纳森林的朦胧身影，我的耳畔，也若隐若现地回旋着《维也纳森林的故事》那跳跃的片断，这视觉的、幻觉的、听觉的仙境般的斑斑景色与伯乐般的阵阵轻歌，似乎用不属于人间的语言，喃喃叙述着往昔的一切。茫茫时空，在我心头掀起一阵阵微微酸辛的失落感，美景良辰奈何天，岁月无情，英才早逝。只有他的作品流传于世??就这样扑朔迷离，在一阵一阵的心潮跌宕中，不知不觉车已到了山顶。
踏着厚厚的积雪走上一处平台，这是至高点了。晴日里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维也纳的全貌。可是在这冬日的灰朦朦的空间，布满了飘忽不定的雾气，只能在烟云袅袅、变幻无常的稍微透明的时刻，看到极为美丽的、披着冰霜的、密密匝匝的树林轮廓。在这山顶的平台上有几个铁匣子挂在栏杆上，只要投入 10 奥地利元的硬币，再按动所选择的按钮，就会响起你所选择的某种语言的导游解说，而且有几国语言，为游客想得很周到。
从山顶返回，在路上看到一些正在滑雪的人，我们停下车，扛着机器向他们走去。
这里一个不大陡的山坡，然而积雪使人感到步区维艰，难能一摇一晃地慢慢往上爬，身于都走热了。
原来是几个家庭正在郊游，父母领着年幼的孩于们玩雪。清新寒冷的空气中，不时传来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大人鼓励孩子，坐在一个小雪橇上，手扶立柱冲下山坡。一二百米的斜坡一路冲下去实在是很过瘾很开心，孩子们往往发出一阵阵亢奋的尖叫。但是当滑到尽头，冲到很远，再拖着雪撬返回原地，却相当难了，费好大力，要摔几个跟斗。但是这此穿着五颜六色运动衣的洋娃娃，一个个玩得高兴极了。一位金发的女人一手搂着她的孩子，一手抚摸着蹲在她身边的小狗，抬起头，眯着蓝色的双眼，笑着对我们说，请你们试一试。这时我童心大起，脱了大衣只着薄薄的羊绒衫，坐上那娃娃们使用的小雪标，乘风破雪冲下平岗，一路滑落下去，耳畔生风，没想到孩子们的玩意儿会令我如此开心。当然由于我身体更重，滑得更远。当爬回原地还人家小硬塑雪橇时，已是气喘吁吁，说不出谢意了。喘着粗气，咧着嘴算在笑吧，点点头还给人家雪橇，一边儿接着喘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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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斯堡
萨尔斯堡是奥地利西北部的重要门户，自古就是奥地利的主教驻所，这座不大的城市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同样的青山绿水，同样的精美建筑，但能使这座本来就游人蜂至的小城，更增加一种号召力的，这要归功于美国电影《音乐之声》的成功了。1964年美国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以萨尔斯堡为拍摄场所，全力投人。8 个月后，一个融美景与美妙乐曲为一体的美丽的故事，被这部影片表现得淋漓尽致，欢快、动人、抒情。当 1965 年《音乐之声）一上映时，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并荣获当年奥斯卡奖。这部影片以亲情、爱情、爱国之情，感染观众，历久不衰，引起两代人的青睐喜爱。这一年，萨尔斯堡名声大振，从 60 年代中期以来，更是一年四季都吸引了无数游客来此观光。
尽管我们到来的时候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但萨尔斯堡的动人之处仍深深吸引着我。
我们在一位对中国颇有感情的导游小姐带领下，以《音乐之声》这部影片所拍摄过的外景地为路线，饶有兴致地听她介绍当年拍摄影片的情景，重温这部充满温馨之情的故事影片的动人情节。这美景，这温情，使所有游客，包括我们摄制组在内，边工作，边浏览，仍不觉疲累。
《音乐之声》主人公冯·揣伯一家确有其人其事，他有七个孩子，但苦于找不到教育孩子们的有效方法。当玛丽亚这位聪明、美丽、善良的家庭教师到来之后，使得这七个失去母爱的孩子们，很快爱上了这位年轻的，又像姐姐又像妈妈的教师。不但孩子们，最后，冯·揣伯也深深爱上了玛丽亚，他们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圆满家庭。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一家以极大的正义感和爱国之情躲过了纳粹的魔掌，奔向光明。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部抒情故事影片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这段故事，和 90 年代人们的心理间筑起了一座桥梁，使人们对冯·揣伯的故乡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
摄制组到了《音乐之声》第一组镜头的外景地，一座夏日被湖水环绕和浓荫遮盖的精美的楼房。但此刻，这里冰封湖水，枯枝老干，可是这冬日的外景地仍散发出神话般的光彩。接着我们到了冯·揣伯真正的故居，依然是环湖冰封，平静的冰面映出这座楼房的倒影。在宽阔的冰面上，当地的少男少女欢愉地滑来滑去，这是一片天然溜冰场。
不知当年影片是为了抢时间还是有意避开冬季，这样美好的能表现冰上之梦的情节没被展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导游又把我们引到一座白色的凉亭前，告诉我们，这是雷雨中，那个坏小子邮差和冯的大女儿歌舞的一个场景，这是当年的一处人工场景，现在完好地保留下来、招揽游客。当我们在一条林荫小路上进行时，导游问我们，你们看到那一排树吗？那就是冯·揣伯的七个孩子穿着玛丽亚用窗帘给他们缝制的衣服爬在树上唱歌的外景地，在阳光照射下，一排排冬日未调的树影中仿佛还藏着七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
当暮色沉沉时，我们穿过街区，攀上小路，拐人小巷，来到了一座巍峨的教堂前，这是一处令人感到神秘的地方。影片中玛丽亚一度在此，躲避令她惶惑的爱情。在浓浓夜幕下，这依山而建的教堂，好肃穆的凄清气氛还是那么的压抑。想到青春被关锁在这里，又是多么令人感到窒息呀！
教堂的钟声响了，在山野，在夜空，飘出一串串美妙的金属声音，回荡不已，震撼人心。
萨尔斯堡特色就是教堂的建筑，正是这古堡一样的巨大建筑使得这仅有 20 万人口的小镇显得那样饱满。
萨尔斯堡一年四季游客不断，一年四季音乐和戏剧演出不断，这里的人们爱艺术。
这座城市令人感到亲切之处，还在于他们把一位音乐家莫扎特，作为自己缅怀、尊崇和引以自豪的偶像。
莫扎特铜像矗立在游人如织的莫扎特广场，游人为瞻仰他而来，他为生他养他的故乡带来了荣耀。穿过这座广场的楼房，有一座钢结构的桥梁，它被命名为莫扎特桥。城内，还有莫扎特纪念馆，莫扎特出生地，莫扎特音乐唱片，以及旅游纪念品——莫扎特塑像，萨尔斯堡到处是莫扎特的身影。
总而言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像萨尔斯堡那样把一位音乐家尊崇到这样的地位，所以把萨尔斯堡称为音乐艺术之城才名副其实。
一年四季都有众多的游客，喜爱音乐的和尊重莫扎特的本地的、他乡的、异国的、年轻的、年长的男男女女，会来到这位乐圣像前。不少人还会认认真真地演奏起各自家乡的乐曲，来纪念这位天才的前辈，和他心神交往。
在我们拍摄的当天，几位来自俄罗斯的小伙子正专注地演奏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流传很广的著名乐曲，呈现在莫扎特面前。很使周围的人动情。
莫扎特铜像头顶的一层积雪消溶，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淌，印湿了有着青色钢锈的面庞，这位乐圣仿佛被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样深深地爱着他，感极而泣。
我们也久久地在这里徘徊，这时导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为铜像奠基时，这里居然发掘出一座罗马时代的古墓，在这罗马帝国古迹中，有一块石碑刻着这样的句子：“他幸福的生活，没有恶魔能进人这里。他在这里幸福的生活，也在这里得到永生。”
这块墓碑的主人是谁已无从考证，但这碑铭却似乎是专为莫扎特早已安排好的，这样的巧合只能用匪夷所思来解释了。
莫扎特这位早熟的音乐天才，尽管他只活了 36 岁，尽管他一生坎坷，但他爱着自己的家乡，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多少不朽的乐章，为家乡挣来荣誉。萨尔斯堡的人们如此地怀念他，他受之无愧。
夜色中，莫扎特仿佛仍挂着泪水在注视着宁静的四周，他在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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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大厅
新年音乐会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此行的尾声，也是此行重要工作的开始，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金色大厅是八十多年来音乐盛典的举办地点，也是全世界无数音乐爱好者永远注目的一个神圣艺术殿堂。
当我们有幸抵达这里，抵达 7 年来每当新年之际就在中国荧屏上反复出现的金色大厅时，1995 年新年音乐会的排练已进人尾声，在乐声回荡中，我们进人了没有观众的排演现场。金碧辉煌的大厅，2000 多人的座位所占的空间并不算大，但这庄重辉煌的金色装饰，的确使人感到它与辉煌的音乐，在时空上的水乳交融。
舞台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艺术家们，全神贯注地在印度籍指挥家梅塔先生的指挥下排练乐曲。我们有幸先睹、先听为快。同时，也有幸与梅塔先生交谈。梅塔先生近年来，已第二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了，他神态非常和蔼，他告诉我，他从年轻时起就在维也纳学习音乐、学习指挥，爱乐乐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心心相印。在排练中，他们是那样投人，整个乐队都沉醉在施特劳斯的乐曲声中。
是的，只有演奏者先打动自己，才能感染观众。排练休息时，梅塔先生热情地通过我们的摄像机向中国观众问候，祝大家新年快乐。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梅塔先生是一位东方血统的指挥家，但他自幼就深深爱上了施特劳斯圆舞曲。说来也巧，我们中国人也和施特劳斯机缘相投，可以说新年音乐会以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为主要内容，还是我们中国人促成的。1873 年，中国清朝政府官员在维也纳举办一个大型的联欢会（PAR－TY），当时的中国官员点的就是施特劳斯的作品。从那以后，施特劳斯圆舞曲才登堂入室，从普通舞会的通俗伴奏舞曲成为正统的、至今已不可替代的音乐潮流，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新年音乐会的主要旋律。
我真想不到，头上留着辫子，身上穿马褂的清朝官员，居然会首先倡议把施特劳斯父子的作品请上了大雅之堂，东西方文化的认同，在这儿无疑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我曾在维也纳郊区的一排酒店门前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中国人喝酒产生诗，李白不是说过斗酒诗百篇吗？而奥地利人喝酒却产生了音乐，这正可谓异曲同工。”诗具有音乐性，但又有明了性；乐曲有着诗意，有着强烈的感染性，维也纳人以葡萄酿酒，中国人以粮食酿酒，可不可以说粮食酒产生诗，葡萄酒产生歌呢？又巧得不能再巧，奥地利音乐家玛勒（1860— 1911）的《尘世之歌》，这部浪漫主义后期的杰作，居然以中国的七首唐诗为内容，而第一乐章又以李白的《悲歌行》为依据。这是东西方文化沟通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东方诗歌与西方乐曲结合的一个完善凭证。
在金色大厅里，奥地利广播公司的同行们正在调试灯光音响，试分镜头，乐队继续在聚精会神地排练，金色大厅此刻乐声悠扬，我坐在空旷的观众席中不由得心神荡漾。
几十年来，在同一个地方——金色大厅，同一支乐队——爱乐乐团，同一作者群体——施氏家族的作品年复一年的演奏。所不同的是，每年更换一位指挥，而所有的指挥又都深深地热爱与理解施特劳斯的乐曲。为什么新年音乐会老调重弹，却经久不衰，百听不厌；每年都由意大利圣雷莫的花匠们送来鲜艳而美丽的花朵，2000 张门票在头一年就已售光，而且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人场券，这象征着一种身份，一份殊荣，这一切都来自人类对一种高雅艺术的永不厌倦的喜爱与追求。
新年伊始，当蓝色多瑙河第一小节的乐曲刚刚奏响在金色大厅时，全场就照例会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是音乐所产生的效应，所引起的共鸣，当那辉煌美丽的旋律在金色大厅中回荡，现场观众如醉似狂。当无线电波和屏幕的音频把这美丽的乐声传送到全世界千万个家庭的时侯，无论你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为之感动，为之动容，都会产生心醉神迷的共鸣。
新的一年伴着传统的美好乐曲，照例给每一位音乐爱好者，送来一份古老与崭新的祝福。不论你在天之涯海之角，都会通过这美好的乐曲，展望和追求美好与光明的前程。
您在这乐声中，也许会感怀到中国的伟人诗人的诗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贝多芬小径当我独自从奥地利搭乘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国的途中，我们的摄制组去了维也纳郊外的贝多芬墓地与贝多芬小径，我不能前往墓地朝拜乐圣。
不能亲自感受贝多芬晚年居住之所的艺术氛围，留下了一段遗憾。飞机腾空，俯视窗外，尽管眼下是欧洲中部严寒的冬季，可是四季不落的松林针叶在夕阳的辉映下莽莽苍苍，形同墨染。好一片连绵无尽的黑松林，在开阔地带白雪的衬映下，时明时暗，时黑时白，犹如旅人心潮的起伏。
飞机拔高穿人云层，在云雾遮掩下，维也纳连同她的乐声消融在如画般的大地上。
我不知摄制组现在何处，也弄不清贝多芬墓地与小径大约在何处，只靠着想象形成了人越离越远，思绪却遨游太空一般的留连恍惚。
我们神州大地或许由于历史的悠久，或许是古代王朝的森严体制，皇帝陵墓经悠悠岁月而完好矗立，使后代游客在这些地方回顾的是各位天子的文治武功，不免心存尊崇，并在皇家气派中，有一种望而生畏的肃穆。
然而在音乐之乡，吸引游客的墓地，却是为后人留下宝贵而美妙乐曲，留下美丽感受的艺术家们的长眠场所。到此瞻仰的人们会怀着不同的心情，或为天才早逝表示惋惜，或为盛名犹存人已作古而感叹不已。总之，在这些墓地中，人们怀着的是艺术情调，抚今思昔，对艺术永存的敬仰。
贝多芬这位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音乐家，是奥地利的近邻德国人，但他一生十分喜爱维也纳的美丽风光和艺术情调，把这里当作他的第二故乡。在维也纳郊区的一个小镇，贝多芬在这里间断住了大约三年。小镇的周围林深叶茂，清泉流淌，花红草绿。贝多芬在这里透过林木，遥望着展现在他面前的蓝天碧野，写下了著名的第六交响乐《田园》。
是这一带幽静而美丽的风物为这部作品输入了无尽的生命力《田园》交响乐也以恢宏而优雅的音波，描摹了维也纳原野的宁静而多采的风光。
贝多芬晚年寓居小镇的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在一条小路上散步，倘佯。他能闻到森林中那松木的芬芳，能看到路旁的花丛瑰丽地点缀在绿草之中，但此时他的听觉已然大大的衰弱了，阵阵的头痛不断袭来，他的心是郁悒的，他的情绪是烦躁的。音乐家需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一双灵敏的耳朵。大自然的音响正是音乐家籍以激发灵感的素材，同时他谱成的乐曲，韵味与情调，是要靠听力来鉴别、校正与补充的。然而，人间头号音乐天才却正丧失着听力。造化弄人，难道冥冥中真有什么事物，那么心怀妒忌偏偏打中贝多芬的要害。即使失却—条腿的打击，也不会像夺去听力那样，使这位乐圣不堪忍受。
贝多芬心中的痛苦焦躁、愤愤不平，交织着投击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我们后世的人们也为他发出天理何在的哀叹！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国香径独徘徊。”心绪的不宁却造就出优美的诗篇，命运的多处会磨砺出不屈的壮志。你可以改变命运，即使一生坎坷，对许多遭忍不幸的而内心坚强不屈的人来说，未尝不可以成就另一番事业。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卜??《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世事无常，但可期待命运的转变。可是对于靠双耳来完成自己伟大作品的贝多芬来说，在那个时代，在医学科学无可奈何之时，他不复存有希望。后代或他同代人尽管敬佩贝多芬的天才，但不可能能像他本人所认识到的自己的潜力未尽。贝多芬双耳失聪之后，他以罕见的天才为我们谱写了第九交响乐，作为他对人生最后一程的拚死一搏。双耳完全没有了听力，贝多芬不久去世。他是属于音乐的，为音乐而生，为音乐而奉献出他所能奉献的一切，一旦不能再为音乐做出什么了，一旦音乐离开了他，他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他又是幸福的，他的躯体虽然已消失了，但他的生命存在于他的乐章中。如今，环球的无线电波，据说只有贝多芬的音乐是永不间断的，他在自己谱写的瑰丽的乐曲中获得了永生。
有这样一个传说，贝多芬的听力日益衰弱时，他当然会在钢琴上加大力度，以便能勉强听清乐声，也就像耳朵越背的人越会大声与人交谈一样，然而这巨大的音响却把邻居吵得不得安宁。那时候他周围的人一定没认得他的伟大，邻居纷纷提出抗议，贝多芬也会与他们争吵。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贝多芬虎落平川，只能一再搬家，几易其住所。
最后，他与一位楼下的邻居居然相安无事，住了很长时间。
不，这位邻居不是因为识得他的伟大而牺牲自己的安宁来成全这位大师！
不，这位邻居不是聋子，而是一位日夜操劳的铁匠！
幽默中也还带有感伤！
贝多芬曲高和寡，必定会恃才傲物，但他从没有轻远穷人。还记得那钢琴曲《月光》吗？关于这首作品的诞生，有着几种传说，我情愿相信这一种。一天贝多芬穿于街头，在明月中天的清景中，胸中升腾着美感。一阵琴声断续飘来，贝多芬那时耳聪目明，他听到这是有人在弹奏他的曲子，于是循声走到一间木屋跟前，门敞开着，一位盲人少女，用纤细的手指，在一架破旧的钢琴上，断续地弹奏着贝多芬的作品。姑娘的哥哥是一位穷皮匠，尽自己所能满足妹妹的需求，为她买了这架钢琴。邻居家偶然传出的琴声，就是这位盲女学习的机遇，她最喜爱贝多芬的作品。当姑娘听到有客人进来，便停下了演奏，她向客人轻声说，盼望能完整地听到贝多芬先生的作品。
月光如银倾泻在少女虔诚、瘦小的面庞上，贝多芬感动了，他和蔼地说：“让我来为你演奏一曲吧。”
在充满人世间真挚情怀的寂静的月夜里，贝多芬的双手在这架旧钢琴的琴键上轻柔地按了下去，一个又一个音符飘向夜空，如泣如述，如怨如慕，一串串柔美的颤动的琴声，透过窗户，与中天的月光融为一体，交相回旋，继而一阵冲动，一串加大力度的和弦震颤心灵，似乎在倾诉着人间的哀怨。
时而轻，时而重，时而徐，时而疾，时而柔，时而刚，时而如溪水潺潺，时而如无语凝噎。那飘荡如珠的琴音使这位盲女如醉发痴。
美到极致则心必哀伤，少女的面颊上淌下了泪水，她喃喃地低语：“谢谢你，先生，您就是贝多芬先生！”
贝多芬默默地退出了这相依为命的兄妹的住处，匆匆回到寓所，翻出谱纸，记下他刚才即兴演奏的乐曲。
于是，《月光》带着清秋明月的光华，带着感人至深的真情，从那一夜起一直不绝于耳在人间奏响。
我不知道，在贝多芬小径上的月夜今天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但我相信那一定是醉人的美景，何况是维也纳的郊外，何况是贝多芬走过的地方。
写于 1995 年 5 月 白洋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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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悲歌
— — 祭 80 万亡灵我谨以在三天电视采访时间内写成的这篇文字，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段悲壮的历史，向 50 年前英雄的亡灵，献上我深深的敬意。
战争的烟云仍充塞于苍冥之间，往事历历。
1994 年 1 月 27 日，两年多惊心动魄的嘶杀声与昼夜不停的炮火轰鸣，终于渐渐隐去，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四面八方传来的欢呼声浪震撼人心。这座文化名城解除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赢得了命悬一线的最后胜利。风雪苦寒之中，全城军民喜极而泣。
900 天前的 1941 年 9 月 8 日，德国法西斯军队以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扑向列宁格勒。
酷爱文化，行止典雅的人民，以难于想象的毅力，宁死不屈，与家园共存亡，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因境中，坚守了 900 天。900 天的围困、900 天的死守、900 天的拚杀，人民以最终的胜利谱写了战争史上这篇壮丽的英雄史诗。
在 900 天的攻防拼杀中，列宁格勒城外，尸横遍野，守城将士血流成河，在 900 天的坚忍困斗中，列宁格勒城内饿死了 63 万居民。
当我得知这骇人听闻的悲惨数字，当我接触的每一位老人、青年和孩子，请他们叙述这惨烈的往事时，我对时被一阵感动的辛酸冲进击得不能自己。
恶梦结束在 50 年前，50 年的岁月，悲伤的泪水早已流干。如今灿烂的阳光驱散了战争阴霾，人们平静地接受我们的采访。一个坚韧不拔的群体，对待已经作出的牺牲和已经取得的胜利，早已不再悲痛欲绝，也已不再喜形于色。他们是幸存者，是幸存者与牺牲者的后代。他们牢牢记住是由于先辈的英勇奋斗，使得他们今天能拥有这座城市的和平与安宁、光荣与梦想。
我从未见过一座美丽的城市，会有这么多胜利纪念碑，有这么多牺牲者的墓地，有这么多英烈的塑像，有这么多战场实物的保留。
在我们住宿地不远的一条大路上，有三座水泥地堡。50 年来，街道翻新，楼房修缮，但这些当年防备敌人一旦攻入城来所建筑的工事，依然如故，屹立于街道两旁。当年如果希特勒匪帮攻到这里，如果攻陷这座城市，俄罗斯将会怎样、世界将会怎样，后果不堪想象、幸地历史是铁的事实，是不容假设的。这段辉煌的往事，以人民的胜利记录在史册上，记录在这座文化名城的街头、广场、公园等引人注目的地方。沿着三座地堡所夹峙的道路，再往前走，就是胜利公园。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指挥者之一朱可夫元帅的雕像矗立在公园中央，在周围，分列着保卫战中牺牲的英雄雕像群。在浓荫下，在草坪上，在湖水旁，数不清多少雕像，其中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卓娅的塑像，她英姿挺拔，肩背步枪，矗立湖旁。
在这座公园里，我见到许多老年人安详地坐在长椅上，或独自阅读书报，或三三两两地交谈，孩子们在远处欢快嬉戏。人们经过烈士塑像前，都会注目敬仰，鲜花或松枝每天都会献在烈士像前。50 年的岁月、50 年的阴阳两界、50 年的生死永别，50 年不断地生生死死，绵绵不绝，死者与生者，在这座公园里，在这座城市里，永远相依相伴。＼在这座城市里我们仅有三天时间，在匆忙紧张的拍报过程中，我总在思考着一些不可恩议的问题。在当年最后一道防线，布洛夫高地，我们拜谒的是这里的战地见证——一幢石壁，上面的浮雕与文字记述着 900 个日日夜夜的激战场面，石壁两端，各停放着一辆 T— 34 型坦克，炮口指向通往城市的大道。
名为高地，其实不过是东欧平原上一个小小的缓坡，无险可依。要不是事实俱在，认敢相信，这里能要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900 天，枪林弹雨，炮火硝烟，这条防线承受了多少吨爆炸的钢铁，阵亡了多少士兵，我无法知晓。但在这场钢铁与意志的较量中，守城的英雄士兵，不仅用钢铁，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一座固若金汤的生死防线。
正在拍摄影之中，我远远望见一辆汽车靠在坡下，一对中年夫妻领着一双儿女走上坡来，走向坦克面前，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大人的讲解。然后，他们全家把一束鲜花，摆事实放在坦克车上，排成一列，默默致敬。
坡上青石漫地，坡下荒草凄迷，但这块高地永远在人们的心里屹立。
两辆坦克车上的束束鲜花说明了这一点，有的仍在开放，有的已然枯萎，我知道。在大路上的车流里，无数双崇敬的目光正向这里深情注目，这片高地也府视着他们，祝福着他们。
我们驱车匆忙地拍摄下几个典型的战地。感谢一位老司机谢尔盖，他听说我们拍摄的目的是宣传二战中这座城市的英勇业绩，主动带我们去一些外来人很难到达的地方。
在皇村，游人如织，不少人是来参观普希金少年时代读书的学校。谢尔盖告诉我们，这里当年被炮火夷为平地，现在的村舍是依照过去的样子重建的。他指着村外的一片土地说，这里曾被鲜血染红，你们看，呵，那里一座血色纪念碑，四位浮雕士兵，在褚色石墙上注视着远方。在草丛中，一排排三角型的墓碑上嵌着大块的炸弹碎片，铭刻着某某师的字样，这里是集体墓葬群，那三角型混凝土石碑，是当年战斗中阻挡敌战车的障碍物。我感觉这片三角型墓葬群犹如八阵图，散发着肃杀之气，树影斑斑，绿草青青，阵亡的英烈，至死不屈，仍巍然屹立，严阵以待。
在红村，谢尔盖突然合身扑在一个地堡的枪口上。他伏在地上，激动地向我们讲解，这时是列宁格勒解围的第一个突破口，守城士兵与城外援军像两把尖刀，前后杀向稳定。
这个地堡是一个拦路虎，为部队胜利突围，一位名叫季班诺夫的年轻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喷着火焰的敌人枪口。他牺牲在 1 月 17 日，10 天之后，列宁格勒开始解围。谢尔盖告诉我，季班诺夫的妈妈就住在红村，为了祖国，为了母亲，季班诺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季班诺夫的墓地，奔向波罗的海沿岸。上个月，我还在波罗的海对面，在芬兰湾的西岸，遥指这里。但我自己也没想到，一个月后，我竟会又一次来到波罗的海另一面。昔日的炮火与昔日的敌机，在海面上疯狂般扑来，是英勇顽强的波罗的海舰队组成了钢铁堡垒。其中基洛夫巡洋舰屡立战功，在射向敌舰的炮弹中，有二百发重创敌军，成为英雄舰艇。
如今，海岸上，一座巨型胜利纪念碑前，停放着两尊炮塔，即是当年基洛夫巡洋舰上的战舰炮，他口指向敌人来过的方向。
今天波罗的海，风平浪静。海边居民，在夏日的沙滩边享受风的轻拂，水的飘摇。
我想起在旅途中一位法国大学生对我说的话：“现在欧洲战火不断，令人担扰，我们真诚地盼望，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在圣彼得堡三天时间，主要采访了二战的有关现场。接待单位向我们介绍说，圣彼得堡犹如一座二战战史纪念馆。然而，这座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尽管经受过深重的战火灾难，但到过这里的人仍把名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流人波罗的海的河口处。从 1703 年建城以来，形成了一座城市建筑艺术博物馆。由于河网密布，众多的桥梁形成了这座城市的特色。417 座配有黑色铁栏杆的各式各样的桥梁，与饰有浮雕的各色楼宇，与在蓝天白云下熠熠生辉的金顶教堂，与多处俄罗斯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加之浓荫、绿草、碧水的映衬，使这座城市美丽迷人。
600 多平方公里的城区，只有近 500 万人口，又使得这里宁静宜人。楼房之间的大片草坪，洒满金光闪闪的蒲公英花朵，冬天的雪，秋天的月，夏日的风，春天的花，使它如诗如画。
这座城市由于曾拥有过众多的文化、科学名人，由于冬宫与俄罗斯博物馆拥有大量举世瞩目的艺术珍藏，由于街头矗立着众多的名人雕像，又使它成为一座艺术博物馆。
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罗获诺索夫生前工作的楼房，每天都要经过门捷列夫的雕像，就在他的雕像旁，爬着长青藤的一面墙上，雕刻着他所发明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都安葬在这里。民主主义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塑像，面对胜利公园。
“美即是生活”，这是他在这座城市里写下的《生活与美学》中的一句哲言。在俄罗斯博物馆前，有一座最能体现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精神的雕像。
周围草坪布局，象征诗人充满自信的诗篇：“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园林布局圆了诗人的梦，塑像前细砂铺路，供人们踏着这条小路，仰望这位不幸的诗人的翩翩英姿，并在普希金像前合影留念。
二次大战后，无数英雄纪念碑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壮美的色彩，这是由文明、文化和英雄气概构成的多重性格的名城。文明与文化支撑着这座城市群体的自尊、自傲与自信的内心。所以当年德寇妄图摧毁这座城市时，他们遇到的是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冷兵器时代，以强凌弱，以孔武欺侮弱者。
野蛮侵凌文明的时代结束了，50 年前的二战胜利，就表明文明已经拥有实力，懂得自卫，也有能力自卫的时代到来了。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胜利。当年，希特勒等国际法西斯主义，向人类发动突然袭击时，纳粹的闪电战，确曾使一些弱小国家顷刻沦陷。接着就发生了天怒人怨的血腥屠杀、疯狂掠夺和肆意蹂躏。
这一定激起当年列宁格勒军民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同仇敌忾之心。城外将士血流成河，城内居民饿死了 63 万。胜利后大部分死难者，被安置在一处公墓。
告别列宁格勒的那天，1995 年 8 月 7 日上午，我们来到了位于城郊的彼斯卡廖夫公墓，这里安葬着 49 万军民。
进人这广阔的墓地，一股肃穆的氛围，令人震颤。一盏长明灯，在风中翻卷着火焰，象征不屈的英灵光照千古。两行红玫瑰花圃一直延伸一远处的花岗岩石墙，墙壁上的浮雕像，铭刻着安息的人们生前的英勇顽强，祖国母亲的青铜塑像高高屹立。石壁上刻着女诗人别尔戈利的诗句：这里躺着列宁格勒人，这里有市民（男人、女人和孩子），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红军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你，列宁格勒——革命的摇篮。
他们在这花岗岩的护佑下是那么的多，以到我们无法将他们的名字—一列举。
但是只要你注视一下这些石块，你便知道，谁也没被忘记，一切都没被忘记。
这一天，阴云密布，寒风习习，细雨淋淋。雨中的墓地空旷忧伤，远处，三两凭吊的人们在行进，天际中，舒缓的哀伤乐曲，如烟如雾，如泣如诉。
最令我难过的，是在墓前展厅中的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在这可爱的小姑娘的旁边，附有她的日记，纸片只有火柴盒大小，稚拙的字体，记下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往事1941.12.28.12:30 热尼亚去世。
1942.1.25．下午，祖母去世；1942.3.17．列卡去世；1942.4.13．夜两点，瓦西尔叔叔去世；1942.5.10．下午 4:00 廖沙叔叔去世；1942.5.13．早 7:30 玛莎死了；萨维切夫一家死了，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塔尼亚。
可怜的小女孩塔尼亚，你在那四下炮火震耳欲聋，寒风刺骨，推满尸体的苦难环境中，孤弱无援，最后也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我那时在苦难的中国，刚呱呱坠地，我无法为你送去救命的食品，我无法为你取暖，拥着你，温暖你的身心，抚去你的惊恐。时至今日，我只能，默默地祝你在冥冥中得到安宁。
塔尼亚以她年幼的心灵记下的是她短促一生凄惨的悲剧，纸片虽小，叙述平淡，但所传递的却是可歌可泣的伟大人民的不屈不挠的业绩，是以她幼小的生命写出的声讨法西斯的檄文，也是弱小生命的凛然正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在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 — 文天祥我不知怎样地离开这里，我仿佛还留在这里，我只在心潮翻涌中，看到这座城市最后的身影，那是一座雄伟的胜利广场，一盏盏不灭的火焰，照耀着其中的一行文字：1945 年，列宁格勒被授予英雄城。
写于 1995 年 8 月 10 日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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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
要收获谷实，还得等待我们去播种。
— — 莎士比亚怎得梅花一段香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三种类型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和广播节目主持人是基本同步的，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事物或者新的称谓、新的工种。
我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按现在的工作状况区分，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主持人集采、编、播于一身。主持人既能采访也能撰稿，又能编辑。
有自己的意图，又由自己来主持，这种类型，一个时期以来被认为是主持人的高级阶段或者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比较完美的目标。
第二种类型，属于初级阶段，主持人只限于出场主持，实际稿子不是他写的节目，也不是他策划和构想的。这种类型的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区分不是很大，只不过从语气上、对象感上，或者从解说稿的口语化上，自己下了一点功夫，稍加润色。有时节目主持人很可能在节目的后期或者临近播出时才介入，我个人就有过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晚会，一来导演没找我，但基于某种原因，或者我变为替补者，或者临时让我出场以增加节目的份量，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人只能完完全全地去实现导演的意图。
第三种类型，是两者的混合体。主持人不单纯是被动地照本宣科，也部分参与策划和创作，部分地对自己所主持的节目进行一些构想，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有的就是自己执笔。这就是和导演、编辑的合作关系，我想目前大家经过努力，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个目标。
实际上，这三种类型，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你发挥的作用越大，在主持节目当中所起的主导的作用就越强。工作了一个阶段的年轻人或者在岗位上已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资深主持人，都会经历初、中级阶段。能不能达到第一种类型，我还有一些想法，因为目前我们的体制，要求主持人集采、编、播于一体，恐怕在电视上很难达到。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个工种应该有所分工、有所侧重。一个人或一个工种包打天下，目前不是说不可能做到，偶尔为之可以，说这是方向，每个人都编、采、播集于一身，在电视台就很难实现。你前期去构想，去创意，去写作，再去采访，再去拍摄。到了演播室你就面临一个问题，得有人跟你上去，你不可能又导又演，现在还不能遥控。接着你开始进人下一个采访，大量的素材谁给你编辑制作？后期包装谁给你做？编、采、播这三方面都做你能包下吗？都干一点当然可能，对于主持人一说，熟悉别的领域，别的行当，特别是邻近行当，很有好处。
依此类推，作为一名编辑或者一名导演来讲，熟悉一些其他专业以外的工种，对他的本职工作也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提倡每一个主持人应该会编会采会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应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不必过分强调纪、采、播合一，这要因节目而异，要从节目的需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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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主持人是党的宣传员
如今要求主持人在屏幕上有个人的魅力，但我们不是个体户，不是自由职业者，我们仍然属于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因此要绝对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熟悉与了解国情、民情。作为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想这是首要的。
我们主持人是在集体制约下工作的，尽管屏幕上突出的是你自己，但离开政府给你提供的屏幕，给你提供的话筒，离开这样一个创作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歌星，不上电视可以跑跑码头，凭副嗓子中以赚钱，主持人当然也可以另谋生路，财源广进，但你一旦离开屏幕，不可能再被叫作主持人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比如歌星、影视界的明星呀，他们可以特别突出强调个人，但是我们绝对是规规矩矩服从集体制约的一种形象。我们的主持人是属于新闻范畴的一种工作人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能忘记这一点，这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之音”工作人员守则第一条是：凡本台工作人员必须持国务院的观点，否则请你走人。
不知你是否看过《你早！越南》那部片子，是反映美国著名广播主持人在越南前线的故事，是喜剧片，但不是凭空捏造的，它有生活基础，这位名主持的每一件稿子都由战地长官严格把关，不是说打开话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一定要往意一种倾向，不能把自己当成是自由职业者。我们可能经常接近文化圈的人，而他们一些人的思想观点等各方面都保持着强烈的个性，这点你一定要想到你跟他不同。虽近在阳尺射这层窗户纸是插不破的，虽然是用着一小层空间但却应该是界限分明的。画家可以凭画笔在画室里创作，10 年、20 年也好，他可能有传世之作，他完全是个体劳动。音乐家可自己谱曲、小说家可自己写小说，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点，只要求后代对自己的承认。我们与那样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很突出个人职业特色与个人能力的职业有很大差别。尽管在生活中，在社交场合，我们与他们坐在一起，一块干杯，但我们与他们的工作特色是严格的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我们故作不同，不愿与之融为一体，而是事实上不可能。“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这在于我们所在的单位，你藉以出名的单位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
主持人离开屏幕，离开话筒，就什么都不是。在胡同里评不出最佳主持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工作起来，内心就不矛盾，不要别人说什么你也跟着起哄，最后到底怎么回事你也不明白。
工作时，说的与想的不一样，你会很痛苦，很别扭。其实在“美国之音”很简单，如果这样，你走人，何必受这个罪呢！
我们在这一岗位上工作，要有一种光荣感，一种使命感。我看我们这支队伍越来越正派，越来越成熟了，大家的风度、气质越来越脱离了个体户演艺明星和摇滚歌星的那样一个范畴。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大有前途，因为很多同志非常刻苦，有方向，能把握自己。不是说我们已完美无缺，但从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开始建会起到现在，大家谈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斯文，越来越有一种文化气息，这是我们节目主持人队伍很可宝贵的性格特点。要发扬这种精神，要理直气壮地去做好党的宣传工作。
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爱，就不能当好中国的节目主持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不是什么官，但是热爱我们的事业，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生我养我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
这是人人平等的，不分职位高低，这也是我们内心最大的支撑、最大的骄傲。
我自觉我是无愧的，作为主持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国家、对现在的环境，天天牢骚满。腹，你还能得“金话筒”奖？中国主持人不懂中国文化，你主持什么？我曾经回答一份报纸的提问，主持人素质到底哪点最重要？我说，如果一个中国的节日主持人般有对中国民族优秀文化怀有如醉如痴那样一种抑制不住的爱，你就不能当好一个中国的主持人。你尽喜欢美国，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喜欢你吗？最后弄得人见人烦，你的同胞觉得你很洋化、超人一等，假洋鬼子，但你到那头去，你算哪一出啊？因此在“如意杯”评奖时我曾讲过这个问题。我们作过一部片子，我们一个编辑，还是跟我不错的朋友，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你拿出国外一系列的大明星光彩照人，最后来个主题歌“中国的明星在哪里？”你对外国有什么了解？他们怎么光彩夺目啦？盲目崇洋媚外，我觉得差劲！他们说要学克朗凯特，我说好，我很尊敬他，我从年轻时就尊敬克郎凯特，但是美国同行对克郎凯特的评价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在最谨慎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最谨慎的人”。这是他的“度”。克朗凯特知道怎样把握分寸，我们说是把握好宣传政策和口径，算是“度数”。克朗凯特事业如月中天时，CBS 广播公司董事长打算每天晚间给他一分半钟时间请他随便发表个人观点。在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批同志能乐到做梦也笑醒了，然而克朗凯特一口回绝，他说，我不适合搞这份工作，我是搞客观报道的，他认识到言多必失；第二点是克朗凯特热爱美利坚，他的同行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美国的保护神。他不能容忍在宣传上，在工作中以及在任何场合底毁美国，否则他能跟你玩命。好啦，你就学习他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爱国，我们跟他一样爱国，我们跟着他爱美国吗？当然不是，你在中国，你要爱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导向，盲目地说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我看未必。我们这几年经济发展得确实突飞猛进，当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有的地方工资发不下去了，给农民打白条，物价上涨使您不乐意，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还是希望它好嘛！想混水摸鱼。希望天下大乱，那不是痞子吗？那不是趁火打劫吗？我们在学习国外时，要注意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有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不能盲目地去攀比。我们应增强自己的信心、自尊、自重、自爱，能够使我们真正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人嘛，尽管我们是一个小人物，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们的正气就是我们骄傲的资本。
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精神支柱，当然我们主持人也应该认识到我人的素质、水平各个方面的差距。我们组织评奖、研讨，就是要发扬成绩，克服缺陷，进而提高我们的水准。任何技术上，学问上的差距都可以提高，但千万不要在人格上出现问题。
在事业上要有所建树，需要有韧性我在《人与自然》中曾请高敏作我的嘉宾，交谈中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主持人，她很会说出自己内心的一种体验，而且非常有分寸。她 1986 年参加世界大赛，为中国拿到世界级的水上运动第一块金牌，而在这次出征前5个月的国内比赛中，她跳板第 7 名，跳台倒数第 1 名。我们她后来怎么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国内没名次，国际比赛却得了一块金牌，给中国人争了光。
而且自打这以后，高敏在国际体坛上每次只要出场，就没别人的戏啦，金牌就是她的。我向她请教提高的诀窍，她说，当时国内裁判不承认她，她说：“我的风格没有被国内裁判承认，你最好别在广播电视中讲，我是第一次跟你讲。”因为她告别体坛的晚会要求我来主持。还有杨澜、倪萍、宋世雄，我们共 4个主持，我过去不大了解她，心想你一个小丫头，要求我们 4个为你主持，也太“牛”了，但我现在想，她还是有很深的思想的。她说她的风格没有被别人所承认，因此她的主教练请了所有的裁判到他那儿去，不是贿赂、请吃饭、请高抬贵手，而是让大家给高敏提提意见，她应该怎样改进？
这些裁判说她根本不是一个跳水运动员的料，国家队要她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其他女运动员体重要比她多 10 斤左右，个子也高，是强壮健美型的，站在跳板上叭的一压、能腾空很高。高敏体重比她们轻 10 来斤，身体又娇小玲戏，这个跳板她，弹不起来。但是，高敏认为她人水时间和在空中纪组比她们要强。她说：“我的动作是‘高、轻、飘’我的动作当时在国际上也是不被承认的。”国内的裁判实标也是向国际靠拢。
就在那一次世界大赛中，她征服了国际裁判，夺得了金牌，从此开创了“高敏时代”。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以及我个人都有这种感受，愿意与大家共同探讨。
比如我过去播《动物世界》，我并不认为我已是炉火纯青，到了最高峰。可是我的同仁认为我已经陷入僵化，没什么新意了，他说我五化是他已经承认了我的一种风格。因为我刚开始播时，有人说我，你这是什么断句啊，什么逻辑重音啊，错的嘛！怎么能这样念呢？败坏了整个一代话音风气。这种评论我不是没有听过。对你的风格的承认，你的业务能力的承认，是有一个过程的，未被认可时，你不能怨天尤人。你就是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别人不承认你有什么辙？你不能打人，逼人家说你好。大家要认准一个方向，在业务上要有所建树，还需要一个韧性，不屈不挠，凭的就是你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的一个瞬间，这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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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能力是提高素质的重要一环
在 80 年代初期，主持人节目刚刚起步的时候，大部分主持人都是搞播音工作的。我们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比我们资历、年岁都要长一点的记者和编辑，他们有的上了屏幕和拿起了话筒。但是一年两年以后，他们纷纷败下阵来，不是因为播音员强大，而是因为他们一些人不行。原因很简单，我们过去把摄影师当成了文字记者，我们电视台过去的很多大摄影师，我是很崇拜的，他们绝对是一批很出色的摄影记者，但他们不是文字记者，他们一些人没有把握文字的能力。文字的能力其实是语言能力的一种表象。没有把文字能力提到很高的修养上来，能拍摄好的画面他也是记者，但与那些出口成章的记者却有很大差距。所以这样的记者不可能成为成功的主持人。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或是其他节目中，我觉得出现了可喜的苗头，又有一批记者卷土重来，登上了电视屏幕，我觉得这回这个现象是很好的，因为这些记者还很年轻，他们受过严格的高等教育，而且他们的文笔和思维能力比他们的前辈要强得多。我们 1993 年到美国，跟歌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是位女士）座谈，她讲了简洁的几句话，对我的启发颇深、使我对刚才的那些问题彻思考有了一些依据。她说，我们美国训练记者首先是写作能力。我想我们的主持人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写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的写作能力不行的话，只能念别人的稿子。念别人的稿子有时也断错了句子，不知道别人写的是什么，你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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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标准的普通话
在金话筒颁奖晚会上，曹山同志在答题时说，目前有些主持人的毛病之一是模仿港台味儿。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我在汽车上听广播，有时真以为是港台广播呢！我真佩服那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能说一口香港普通话，以假乱真。我不知道他怎么会以为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我就怕他不知道肉麻了。你要知道，一口纯正的、标准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法修辞和优美的词句作为词汇的这样一个普通话的体系，建国以来是大力提倡的，特别是周总理在时大力提倡的，而且要我们播音员担负起一个神圣的、教师的职责，言传身教。
我不希望到我们这个时代使语言没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其实，在美国能操普通话的人和在香港、台湾能操普通话的人，他们都很羡慕我们这些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港台味的普通话呢？因为他们一向说的是广东话、闽南话，他们向普通话靠拢很困难，还没到位，半截就停下来了，就形成了这种味儿。他们没到我们这儿，我们一些人却和他集合去。
我们大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每位年轻的主持人把普通话说得更好，我想这里也有个自尊自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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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练好语言基本功
主持人所用的语言：第一，应是标准的普通话；第二，要使自己的语言有文化气质、文化品位，不能痞气，也不能像胡瓜（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讲荤段子，搞下流，幽默可以，幽默不等于下流，下流有时产生点幽默。主持人的语言怎么算到位，就是言之有物，在表达一个事情时要表现出受到过新闻写作训练。新闻有五个点，即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同时要准确、鲜明、生动。新闻语句要用短句，不用长句子，穷于修饰、绕来绕去最后落点不对，要用短平快的语言，不要把嗯、啊、啦等当作自己放松的表现，那是掩盖体内心紧张的表现。嗯、啊，不这样有人说不出不面的话来，这成了毛病。语言要精练到什么程度呢了把你的解说，词编好以后记录下来，进行训练的时候，一层一层往下剥，凡是不需要的，再辉煌的也不要，伸出的枝权全都给它削掉，削到再削一个字就不成句子为止，我想那就到位了。中国从魏晋以来有一种文风，讲究词章华美，对偶、排比、咬文嚼字，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毛病，唐宋八大家，以韩愈为代表，就是要一反这个风气，兴起新古文运动。郑板桥有一句诗“删繁就简三春树”也是反对浮艳之风。我们的语言要训练到言之有物，不要在字面上过于雕琢。要说得朴实点，代表你自己的性格，表达你心里要说的话，反映作思维的敏捷。
状物抒情，抒情的过程中，别让人觉得酸，这也有个度的问题。过了，你觉得挺好，别人听着受不了，起鸡皮疙瘩，让语言有爆力，华丽的词藻可以用，但要有适当的场合，有的场合你这样说别人听不懂，不知你说什么。
我主张作为一个播音员，作为一个主持人，要做到表里如一，做到场上和场下，工作的岗位区域和生活的广阔区域，都要注意对自己的塑造，对自己的规范。比如，在发音上面，过去广播电台播新闻时用的是一种比较高的调门，用的是工笔写字的那样一个框架结构去进行表述，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一样。有的话音员久而久之说话时很注意字正腔圆、断句、逻辑重音，把他的职业特色带到生活上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内行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干播音工作的。但是，如今要让我们的播音语言，主持人语言尽量贴近生活，不是贴近生活当中不优美的东西，而是贴近生活当中我们提炼出来的，我们找到的最好的表述方式和最优美的包装，使得我们平时的讲话就做到言之有物，有逻辑性、准确、鲜明、生动，在话筒前和生活中没有什么截然的区别。工作时语言生活化，生活当中语言规范化。用这样的标准来修炼我们自己，这就叫功夫、基本功。我想只要练，时间就可以改变一切，首先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时间。过去老的艺术家“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卖什么吆喝什么，他生活中的习惯、饮食起居等围绕着舞台上的需要。梨园世家从院落到房间摆设以至平常的待人接物，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舞台上的轴心，是灵魂、是支点。
我们要想做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般的主持人，一般的播音员，如果没有修炼到这一步，那火候就还没到位。当然即使到了，你也不一定是个大艺术家，不能仅是装装样子。我们家到处都是书，那我就是文学家了？那不一定，但是起码你得有那么一个氛围，让人知道你是于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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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善为前提才能做到美
人要做到真、善、美，得有爱美之心。我不欣赏主持人要别人给他写稿子。主持人素质提不高是因为生活在编辑、导演的笼罩之下，树荫之下，成了寄生藤了。你碰上好导演、好编辑了，给你写好稿子了，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背词背顺点，有人说你真高，其实那不是你的。强调主持人的魅力、个性，讲真话不讲假话，编辑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喜欢甜的、酸的，不知道，他替你写这么回事，其实没那么一回事，这不是骗人吗？有点新闻真实性吗？所以在主持人的语言当中，所叙述的事情当中，一定要遵循新闻的真实性，不要把假事说成真的。我主张多和编导联系，没有很好的文字能力不要紧，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征求他们的合作，如果这点起码的权益和工作条件都争取不到的话，那你永远当不了一个称职的主持人，说明你太没能力了。主持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千万别编。首先要做到真，至于表情达意则各有各的招了，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但要做到与人为善，表里如一，对国家的大好形势要充分宣扬，这表现在每个人的心态上、人格上。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社会的光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前途。以真、善为前提才能做到美，否则就美不了。
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1994 年，我们的一个导演招标一个大节目，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讲，既然你看得起我，要我提意见，我就给你提一点，就是你第一次组织创意会议时，要找你过去从来没有找过的人，然后逐渐回到你的左膀右臂这儿来。
你形成一个圈子，你将永远重复自己。重复别人、抄袭别人是很可怜的，重复自己也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不能重复自己，但是我们往往容易重复自己。
我主持《正大综艺》，人说老赵主持不错，那么我进入《人与自然》以后，还拿《正大综艺》那一套来对付新的题目，那就错了。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你要老在变。陈永贵大叔讲过大寨的事，“一年一个新套套”，咱们主持人也应该一个节目一个新套套，不能重复自己。
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又高兴又不高兴，譬如说，《动物世界》刚开播时，没有几个人说我对的，怎么这味？这叫播音吗？我不跟任何人争论，我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现在我收到的 90％信件和我接触到的 90％的人，什么也没记住，就只是说：“唉，你《动物世界》播得不错！”我很高兴的一点，我终于在这个领域创出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一条道路。介是我也很纳闷，难道你赵忠祥一辈子就播了一个《动物世界》吗?正如黄胃，他画驴，“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是“驴贩子”，他很反感。给别人画画时，画别的还不行，人家非要一条驴。他说：我画了几百种人物、动物，难道只会画一条驴吗？
我那些阳刚之气的播音，没人记得住，就刻记得我那《动物世界》，而且再一夸张，都是靡靡之音，我是那么播的吗？
主持人是绿叶，而不是红花我觉得一个中国主持人的形象，就是要很忠厚、善良、善解人意，要在场上为你的观众、嘉宾着想。主持人的废话太多，是最忌讳的。我最讨厌主持人在场上哇啦哇啦讲，不让人家讲。你是主持人，不是主讲人。主持人的目的，是让场上整体气氛搞得非常好，发挥每一位嘉宾、每一位采访对象的优势。让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你自己委屈一点，暂避第二位，你不要变成主讲人了，变成你是红花，人家来给你当绿叶。你错了，你是绿叶，人家是红花。搞个人主义的那些人，突出个人名利，老是不择手段地突出自己，在镜头上抢位子、抢角度、抢灯光。因为坐在一个地方，灯光哪里好，哪里不好，你心里很清楚。搞了十几年，闭着眼坐在那儿，就知道哪里灯光好。这个座位要留给被采访者，你不要抢那个地方，他要让你的嘉宾发挥好，你少说了两句，没的人说你笨蛋。
要发挥整体效益，突出你请的嘉宾。大家都是傻子，陪衬你特别聪明，实际上你这个人最愚笨。
主持人要学会笑，不要绷着脸有的主持人喜欢带苦味，我就讨厌带苦味。一个苦味，一个苦相，最讨厌了。对生活乐观一点嘛！一个人就怕一脸苦相，愁眉苦脸。你这个信息带给广大观众，大家全愁眉苦脸，这还行吗？喜气一点，谁都不欠你钱！我对那些出面就绷着脸，欣赏自己的“阳刚之气”的人讨厌极了。你给大家服务来了，你要大家喜兴一点，怎么一点微笑都没有？有人说，笑就失去了一个人的魅力。错了，笑才是一个人的魅力。据说只有人类才会笑，猫头鹰的笑，那是它的一种叫，我看过一个片子，美国训练一个猩猩，杂技团的，叫它学总统笑一个，它一呲牙，那不是笑，是在讽刺总统。主持人在这个岗位上替党工作，替大众服务，你没有权利愁眉苦脸。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为大家服务的，没有这样一个观念，你永远搞不了节目，永远到不了位，永远没有一个很高的境界。
请把“我”改成“我们”
对于青年同志，我特别不喜欢你们说“我”。你们很年轻，一个小孩上了台，就说“我”字，“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你能不能把第一个称单数变成复数，变成“我们？”不要说“我”，因为你没形成你的个性，观众还不了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上来就“我今天认为怎样”，我听了有点反感。
我们主持人在使用第一人称，突出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魅力的同时，我们仍然应该记住一点，我们各级电台、电视台是党的一个宣传工具，我们是这样一个喉舌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的自我是从属于我们这个机关的属性的。我们是党的宣传员，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你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就要这么干，当然要有创造性，要有你自己的特色，不是泯灭你的个性。各级领导都希望大家能成才，只要我们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下去，就会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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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这个行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岁月太无情了，当你期待一件好事时，你认为太慢了，恨不得立刻到眼前。而昨天当你手捧金杯，几年以后，你会看到金杯上落了许多灰尘，一切都变成一个很久远的记忆了。唯一的一点是每过一天，你应看看你长没长一点出息，工作上有没有进展。拿出录像带跟去年一比，今天不如原来了，那就说明你走下坡路了，如果你拿出早年的录像带。你认为你那时很幼稚，我想这说明这几年你已经有进步、有出息了，但还要看跟同行比起来进步到什么程度。你保持同一个水准，说明你在退步，主持人这个行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主持人业务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东西，不如说是实践性更强一些，用理论指导实践，而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现实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这几年主持人的格局、主持人的形式、主持人的走向和前几年比起来真是大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种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
大家都记住一点，我和你们一样都面临着挑战，你们今后在屏幕上也会看到我还在努力地拼搏，我还要再多做点事。希望大家互相关心，有对间写写信，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我就感谢各位了。
1994 年夏，在青岛的发言（白谦诚根据录音整理）答记者一问：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已经 35 年，对主持人的成长与成熟深有体会。
你认为是哪些因素使你取得成功？就个人素质而言，对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但要主明这个问题是需要较长的篇幅的。
中国的电视事业是 1958 年 5 月开始的，经过几个月的试播阶段，1958年 9 月 2 日中央电视台（当时称为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至今已走过 37个年头。我本人是 1990 年 2 月进人中央电视台担任播音工作的。1981 年，中国广播电视中才正式设置节目主持人。在中国无线电广播中第一次出现主持人称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小姐出现在 1981年 1 月 1 日的广播中。中央电视台 1981 年 7 月在《北京市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正式设置主持人，由我担任。从这一年起，主持人节目在中国广播电视里如雨后春笋般涌一现，现在已被普遍采用。
中国研究节目主持人的学者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节目主持人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认为，尽管在这之前没有主持人的称谓，可是许多节目已经具备了主持人节目的某些形态，如中央电视台的《笑的晚会》（王扶林导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黄一鹤导演）、《评剧清唱晚会》（杨洁导演）等。这些节目都是在 6O 年代初播出的，其中的串场或报幕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能与现在的主持人并无区别，甚至超过现今一些节目主持人的水平与功能，只不过那时不叫主持人罢了。当时还有张家成等编导的《医药卫生节目》，由播音员作为电视台的主人，采用问答方式，请著名的医学专家讲解各种疾病的成因、预防与治疗知道。
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曾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大夫介绍为工人王存析断手再植手术的情况，并请王存柏到现场与观众见面，那是一例在国际上领先的显微外科手术。60 年代初我还播讲过由张复华编辑的《国际知识》。这是一个由播音员的图像，采用图片、影片资料编成的新闻类节目。此类节目，还采用过座谈会形式，例如《电视台的客人》曾请过在巴西经过国际外交斗争考验的王唯真等人与观众见面，请过劳动模范时传祥讲述环卫工人的事迹。在这些节目中，我都是以电视台主人的身份来主持节目的，而且都是直播。
此外，少儿节目中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孙敬修，体育比赛现场转播的解说员张之、宋世雄等，也属于节目主持人的范畴。
“文革”期间，年轻的中国电视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类节目形态大都萎缩了。
“文革”之后，中央电视台又陆续开办了这类节目，如：一批记者登上屏幕，推出了极有影响的《观察与思考》等栏目，无论从节目形态上和内容深度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此同时，《为您服务》也逐渐成为受观众欢迎的栏目，并进而发展成为以沈力为主持人的 80 年代初期最具影响的节目之一。就称谓而言，主持人是在 80 年代才在中国出现的，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人员或者这种节目形态早已有之。正是这些早已存在的节目形态，为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正式出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主持人节目在我国的电视屏幕上一经推出，便出现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对这类节目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几乎与之同步而行，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参与了这一节目形态的研究，他们在理论上的急论与探讨帮助了节目主持人更自觉地、更有意识地成长与成熟起来。中国的主持人节目正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与理论上的指导密不可分的。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主持人呢？目前中央电视台大约从三个方面有明确要求。第一、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受过高等教育，有较为广博的知识；第二、是形象上的要求（有一些电视台对形象的要求更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不赞成把挑选主持人，尤其是挑选女主持人当成选美，但是主持人在外形与气质上应该招人喜欢，这也不能不是一个起码的条件）；第三、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即播讲为主要职业的人，因此要求主持人能掌握纯正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的要求是明确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和优美的用语为使用语言的范例，以上三个条件是主持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外，机敏的思维、良好的个人品德和悟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即使具备了这些起码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必定成功。
在我国，主持人是一种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因此，从走上这个岗位到争取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捕捉工作机遇，都是一种竞争。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主持人毕竟是少数，这就是需要主持人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观众对主持人的要求近于苛刻，但事实正是这样严酷无情，因为你面对着亿万观众，一次疏忽造成的差错可能会断送你一生的前程。
我参加工作时只有 18 岁，是个高中生，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幸运者。但 30 多年来，在任何节目中，我不敢稍有疏忽，也没有一天不在认真地读书、写点文室。
在工作岗位上，我上过 4次业余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取得的成绩又不是侥幸获得的，而是对我多年来付出的汗水的回报。
1993 年冬，我曾书面回答过《抚顺煤矿报》的提问，问题是：你认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我写道：“在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对本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一种感情。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但诸如技巧之类的本领并不是很难掌握的，只要肯干，有个三年五载就可以熟练，而文化、岂能一朝一夕得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尽管现阶段全体国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受高等教育和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字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们有 12 亿人口。有文化的成熟的中国人绝不会喜爱一个缺少中国文化气质的主持人。中国的文化气质，从你在屏幕上的待人接物，从你所引用的典故、成语、史料、诗词以及你对某种事物的好恶中，都可以品评出来。
1994 年 1 月 29 日《重庆日报》第六版发表了重庆市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的调查材料《重庆人最喜爱的艺术家是谁——生活方式与消费水平调查系列之四》，该项调查的结论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为最受欢迎的人。”这份调查统计表按统计顺序列举了包括台湾、香港等中国 10 位文化界人士，我位居榜首。文中说：“大家对赵忠祥的厚爱并不敢决于他的外表、年龄，而是取决于他深厚的艺术功底，精湛的演技，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事业执著追求以及对电视观众的满腔热情。他的屏幕形象没有华丽包装，没有哗众取宠，而是以朴实、亲切、庄重、诚挚，以鲜明的民族文化格调赢得了观众。”在 1994 年这一年，我先后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最佳节目主持人特殊荣誉奖，第八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主持人奖（政府奖，只设一名），“CCTV 杯”解说奖（为大型系列片《毛泽东》解说）。回顾从 1985年至今的 10 年中，我在各次有关的评选和调查统计数学中都名列前茅。
主持人的成绩，实际上决不是仅凭个人能力就能取得的，没有一个好的创作集体、高水平的编导和一个好的节目或栏目，是不可能取得的，我认为这些奖项是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沾了大家的光。
问：你怎样评价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你曾参照过克朗凯特的标准，你认为你与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认为中国会出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吗？
答。我对西方主持人了解得不多，因此很难作出有把握的评价。
我本人曾两次去美国，第一次是 1979 年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作为新闻采访团成员报道这次访问情况，在美国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与美国三大广播公司都合作过。在他们的协助下，利用他们的设备进行编辑工作，与美国同行在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向中国国内传送新闻。当时我们发回国内的报道采用的正是美国的新闻播放形式，我既任现场采访记者，又当主持人。在美国期间，我们还在纽约参观了三大广播公司总部。第二次是 1993 年 9 月，我率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代表团访美，又一次拜访了三大广播公司总部以及几所新闻学院，这次我们还有机会与CBS 的丹·拉瑟、ABC 的彼得·詹宁斯座谈。访问的高潮是与丹·拉瑟见面，谈得十分投机，并应邀观摩了他晚间新闻的现场直播。
主持人这一称谓是首先在美国出现的。1951 年 CBS 的唐·休伊特给两党年会找报告正式获准设置主持人。对于西方主持人所取得的成功，作为同行我是感到高兴的。他们是一批有着深厚文化功底，有着像我们一样的高度的爱国情怀，有能力、很能干，在公众中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人才。我知道默罗这位被誉为美国新闻之父的前辈的事迹，这次在 CBS 总部参观时，我在“默罗屋”前留了影。我知道美国同行对他的缅怀与尊敬，他影响了差不多两代美国新闻工作者。他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在“二战”中出生人死地采访报道，他曾英勇地站在伦敦屋顶上现场报道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狂轰滥炸和以极大的正义感描述了正义力量的抵抗情景。“二战”后美国公众把默罗视为凯旋的英雄，他又在《面对面》等栏目中有过出色的表现。他曾在舆论上击败了麦卡锡，我知道克朗凯特并与他座谈过。尽管克朗凯特没有默罗那样耀人眼目的英雄色彩的光环，但我更佩服他那稳健而有韧性的工作精神，迄今美国同行还没有人超过他的成就。1981 年克朗凯特来华时，曾应我所提问，几我及我的同行描绘了他的一个典型的工作日的工作情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1979 年我在美国时，曾被美国一篇报道称为“中国的克朗凯特”，那时我也是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主播之一。后来，我和克朗凯特一样，差不多在主播了 20 多年新闻之后转而主持专题节目。他比我年长许多，他是美国人，他主要的成就在新闻播报方面，这或许是我们的不同。我除了新闻播报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综艺节目和专题节目等各种类型的栏目。
这次我访问美国，发现三大广播公司面临新闻传媒多元化的挑战。原来三大广播公司各主要办公室都并排放置三台电视机，同时播放 CBS、ABC、NBC 的节目，以便随时观察竞争对手的节目。现在又增加了两台电视机——CNN 和 PBS，这意味着三大广播公司至少增加了两个竞争对手。三大广播公司似乎已不复有 10 多年前的光彩了，主持人也是如此，我用英语直接询问过一些美国人，他们都不认为丹·拉瑟与彼得·詹宁斯是第一流的，而仍认为克朗凯特还是第一。
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现在认为，包括克朗凯特在内的这些主持人都是明星制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商品的电视物化，这就有着包装上的夸张。事实上，他们的影响被夸大了。美国新闻界似乎有这样一句嘲笑的语言，称那些主持人是“八百磅的大猩猩”，克朗凯特曾拥有主编头衔，但据他的同行说，他们几乎没有人认真地把他当成主编（见《美国电视明星》）。
总之言之，美国首先在新闻节目中出现主持人，但左右美国舆论的是新闻本身，而不是主持人。主持人可以使本公司的新闻收视率提高，但消息的本身是源自社会生活而不是主持人制造出来的，因此，几乎不会有新闻界的成熟的工作人员会像一般观众一样去认识和言过其实地夸大主持人的作用。再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其他的因素，至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电影明星、体育运动冠军、科学家那样的超越国界的被异国他乡的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我敢说克朗凯特这位在美国享有赫赫声威的人物在中国观众中的知名度差不多是零。我也一样，在美国知道我名字的只是华人，这点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关于在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克朗册特这样的人的推测毫无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观众毫无疑义地只会喜欢他们自己的主持人。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克朗凯特这样的人，他就会出现，如果不需要，他就不会出现。
问：在你主持过的节目中，哪些是你最满意的？哪些代表你对自己风格的追求？你的理想与完善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热爱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我工作了 35 年，总的来说我对自己 30多年主持过的节目以及共同合作的人都是满意的。唯一不满意的是，尽管我已作了许多努力，我感到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我所理想的高度。
我曾主播了近 25 年的新闻节目，前 20 多年我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男播音员，客观上我得到了更多的实践与锻炼的机会。我播报过那个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与新闻，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人的逝世讣告。
在这期间，我还采访过国内外政界的几十位要人，包括两位美国总统：卡特、里根以及基辛格等人。1985 年之后我开始向主持专题和综艺类节目过渡，我解说了差不多 14 年《动物世界》，主持地 11 届《春节联欢晚会》，主持其他大小综艺、娱乐晚会不计其数。我参与开创了中国电视知识竟赛节目，我主持的最有影响的栏目是《正大综艺》，这是一档以介绍旅游和各地风光并向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和观众不断提出问题和娱乐性节目。在主持《正大综艺》期间，我与杨澜被报界评为最佳搭档，我们的生活阅历和中国文化功底派上了用场，使得这个纯娱乐性栏目上升到具有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的文化品位。主持《正大综艺》的成功，是我获得 1994 年度政府奖的原因之一。
在我离开《正大综艺》栏目之前，我已开始策划和主持《人与自然》这个带有环保意识的栏目。由于领导的重视和编导的齐心努力，这个栏目播出不到一年，已经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同时获得了 1994年度中央电视台专题栏目一等奖，国务委员宋健还亲笔写信赞扬这一栏目。
我认为一个主持人是为观众服务的，因此，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的喜爱是主持人追求的最完美的目标。当然，由于年龄、资历、性格以及爱好与修养的差异，每个人的完美是各具特色的。
在我的心目中，无论你主持哪一类栏目，必须是这类栏目所传达的知识和信息的拥有者，必须在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和总结，成为你所承担的这个栏目内容的专家。我在解说《动物世界》的 10 多年中，对野生动物及生态有了专业知识，1988 年我被吸收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并于 1991年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当然，如果你一时尚不具备专家的条件，也要努力使你的观众看到你在努力，在不断进步，越来越成熟。这也是一种敬业精神。观众怎能容忍一个不懂体育运动的人转播体育比赛实况，不懂美术的人讲解东西方绘画，不懂古汉语的人讲解古代诗词呢？尤其不能容忍不懂装懂、谬误百出的人为他们主持节目。
主持人最能博得观众喜爱的就是人格上的魅力。尽管东方和西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在最高层次上的观念是相通的，只有真、善、美才是最高标准或最完美的标准。
因此，在长期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人格的忠厚、善良是一定会被观众所理解与接受的，从而产生一种令观众深深喜欢的屏幕形象。当然，尽善尽美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努力向着这一高度去靠拢。
问：从总体看，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是少数，大多数平平淡淡，为什么？
答：其实这就是客观世界，无论哪一阶段，都注定如此。全人类的优秀分子是少数，大多数人平平淡淡；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是少数，大部分人平平淡淡；冠军只能有一个，主持人也不例外。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应当平平淡淡的借口。如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约有 100 多位，比我刚参加工作时扩大了几十倍而且就总体素质来说，年轻的一代无论从知识文化的起点和对电视的认识上，都比我们那一代人高得多。
不过，30 多年来电视不仅造就了一批主持人，也造就了一批有较高观赏与评价能力的内行观众，观众日益提高的观赏水平与需求和大多数主持人提高自身水平的速度有一个差距。这正如一个美食家口味越来越挑剔，而一位厨师岂能在短时间手艺大幅度提高？主持人似乎也面临这样的压力。据我所知，大多数主持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并把它化作迎接挑战的动力。主持人的提高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准与专业技能。
只要假以时日，时间是会改变一切的，我相信中国节目主持人的整体水准将会越来越高。
还应指出，主持人水平的提高是个全方位的间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譬如一支优秀球队和一名优秀运动员的产生，自身素质固然重要，但是必须应该有一位好教练。一个影视明星的诞生当然需要一个好的剧本、一位好的导演、一个高水平的创作集体。主持人不是凭空独自出现在屏幕上的，只有具备从管理、编导到栏目设计都上佳的情况，才有可能产生优秀的主持人。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一位主持人一时的不成功褊狭地怪罪于他本人，而应以各方面寻找原因。荣辱皆系于主持人一身，这既不公正，又不合理。
主持人也要赶上好的机遇，碰上一个适合他发挥才能的栏目。倪萍主持《综艺大观》，杨澜主持《正大综艺》，都分别获得了成功，她们短期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使许多人羡慕。可是除了她们共同的特点——极度努力之外，栏目风格恰巧符合她们各自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杨澜自己说的，假如一开始让她主持的不是《正大综艺》，而是《综艺大观》那就不一定是如今的局面了。我认为她能这样认识，说明她非常具有自知之明。
如果倪萍、杨澜互换栏目，可能都不会取得现今的成绩，她们有才华、肯吃苦，但她们也分别遇上了一个好的利于她们发挥的创作集体，这就是她们成功的奥秘。
按常规来讲，编导与栏目可以挑选主持人，而主持人也应该有机会去选择他们喜欢的、利于发挥自己潜能的栏目。这个机会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但对大多数从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去挑选编导和栏目，这就要凭运气了，少数人脱颖而出，大多数人平平淡淡，正在等待机会。这就是现实，各地电视台的情况可能也大抵如此。
问：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应被理解为个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
综艺节目可否影响观众、指导舆论？这方面通过努力可否成功？
答：“主持人应是个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无疑是一个理念上完善的典型，可惜现实生活中谁也不可能是这样。
主持人不是圣人，即使在中国被称为圣人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圣人的美德之一就是闻过则喜，有错必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然在一生的方向上，我个人将向尽量完美与完善的方向努力。
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阐述的，新闻节目的舆论导向并不意味着是主持人的导向，电视新闻主持人只不过是新闻的外包装，充其量只能发挥很少限量的影响，美国往往是根据公司本身的需要，根据竞争的需要夸大了主持人个人的影响。我知道美国有过李普曼和赖斯顿这样的评论权威，但是克朗凯特等人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因为我留意三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播报，在播送过程中他们只能一字不差地播送，完全谈不到在内容上的发挥，而这种播送过程很接近于表演。克朗凯特曾说过，主持人的技巧更接近表演，新闻信息的由来不是主持人编造的。克朗凯特所在的公司董事会曾决定每天可以给他一分半钟自己发表评论的机会，而克朗凯持拒绝了。他说，他是习惯于客观报道的（见《美国电视明星》）他很聪明，言多必失，个人无论素质多高，思想多敏锐，总不能保证你每天对外界的评论都是准确公允的。实际上，新闻要尊重事实的严肃性，使得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无法也没有权利去独立发挥，克朗凯特被美国同行认为是在最谨慎的行当中工作的一位最谨慎的人。当然，不是说他不可能对新闻内容有所偏爱，比如，他个人喜欢科技方面的消息，因此，在他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内，这类消息会有所偏重。克朗凯特也曾在新闻中有揭露“水门事件”的专题新闻，把散见于报章的消息集中播放，电视的影响力当然是不可估量的，于是“水门事件”轰动起来，导致尼克松下台。另一次是克朗凯特发表一个评论，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据说约翰逊当晚看了这条评论后，就召开会议研究撤军问题。我认为，克朗凯特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根本原因是美国当时的越南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国内反战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政府骑虎难下，在这个当口，克朗凯特的评论反映了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国政府修改政策的催化剂。
作为局外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洞悉这一事件的真正的内幕。如果把主持人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主持人可以左右舆论甚至美国总统也要看主持人的眼色行事，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我想说明的是，成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左右舆论的传闻只是外行观众的理解。相反，能有机会作一些有限度发挥的倒是综艺节目或专题节目主持人。一名专题或综艺节目主持人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左右舆论的权威，但却能游刃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自己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在观众信任与喜爱他的同时，很可能也会接受他对外部事物是非好恶的判断与情感的表达。新闻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代表个人发表对某种事物的看法。一般地说，对当前发生的新闻事件的个人表态是要受到所在机构严格的审视的，各国都一样，国家利益至上。同时外界事物瞬息万变，稍有失误就会失去观众对他的信任。
其实一个人对舆论的影响不限于对新闻事件的表态，他完全可以对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知识的各种范畴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和评价。这样做准确性往往更高。舆论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一个成功的综艺节目或专题节目主持人在观众中有相当大的名人效应，因此，他的看法很可能影响一部分观众。所以，不能认为综艺节目和专题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产生舆论影响。当然还要看主持人的资历、名望以及他背后的栏目群体的水准。
问：作为一位男性主持人，从以往细腻的风格转轨到硬派风格会受到成熟男性观众的欢迎，您对此有何想法？
答：有这样一个历史传说故事：苏东坡问他的幕僚：“吾词与柳词何如？”那位幕僚说：“柳词（指以秦观为代表的婉约派）应以十八九岁的姣好女子手执牙板轻歌‘杨柳岸晓凤残月’，而学士词当以关西大汉手绰铜板高歌‘大江东去’，”这个文学史上的传说正好体现出何种文体、何种风格、何种内容的作品当以何种形态去表现与烘托。
所谓硬派风格，这是近年来的外来电影中对某一类男主人公的一种称谓，如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史泰龙、施瓦辛格，法国的阿兰·德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文化不高的游侠或劳动者，不是学者、政治家，也不是吟诗作画的文人，影片有时故意表现他们的粗俗，但这类形象并不代表最有成就的男人的形象，更没有根据来说明所有成熟的男人都喜欢这种形象。不信你去调查 40 岁左右的有文化的男性观众，他们不见得像小青年一样去模仿这些典型。男人的魁力不完全表现在硬派孔武，而表现在智慧、隐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我不想去为了迎合一部分人而去改变大多数人都喜爱的我风格。
其实，在我主播 25 年新闻节目的“文革”当中的专题片时，我的播讲可以归结为“硬派”，尽管这个词并不科学，无论在声乐界和播音界均无此术语及提法。但是这种偏于高亢的追求阳刚的路子，并不为观众喜爱。1975年以后，我在从事译制片的解说中，在中央电视台著名录音专家曾文济的帮助下，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探索，找到了以气息力度和声带轻度闭合相辅相成的话筒前的发声法，并探寻出以情带声、以内在的理解为出发点的解说路子。
在近 10 年的实践中，我已探索出一种中国观众喜欢的解说风格。
抒情细腻是我的一种表现手法，但并不是我的主体风格，我最擅长的还是播送政论体。所以，《毛泽东》摄制组决定请我为这部 12 集大型纪录片解说。我的解说经群众与专家评议，获得 1994 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解说奖。
我确实花过一番苦功，在话筒前的发声法上摸索出一条科学用声的道路，国内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都曾与我探讨如何能做到高低位的统一与松弛的闭合。
所谓风格，其实正是一个人被公众承认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中，一定会包含着优势与不足。当然，一位成熟的艺术家需要毕生努力去扬长避短，或下大功夫克服不足，但事实却是这样的，如果把你的缺陷完全抹平了，就不是原来的你了。譬如，中国戏剧表演大师周信芳创立了麒派风格，他的演唱被誉为“云中月”，意思是朦朦胧胧。其实，无须讳言，他声音沙哑。可是，如果一旦他声带完全闭合，尽管去掉了声带闭合不全形成的缺陷，但也就没有麒派了，再如当今中国绘画大师黄胄，他的水墨画线条带有明显的速写手法，有时往往一道衣褶会有三四道线条，似是重复笔划。但这也正是他的风格，如果不这样，鉴定家一定说这是一张假画。
我早年师从王嘉样、林俊卿等声音训练大师，在练声基本功上下了多年苦功。既学过美声，也学过民族发声和戏曲曲艺，更用 3年时间掌握了王老师的鼻弹音和林老师的气泡音、咽音训练方法。
总之，看一个主持人的成就，只有通过观众的评价去认定。我近年来得到的奖项有多项是观众的直接评定。去年我在全国青少年问卷中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最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之首，我感到很欣慰，即我的观众喜爱我。
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以回报我的同事在工作中对我的帮助，回报全国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
1995 笔年答《电视研究》记者朱宁问答记者二问：很多人都认为，电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是吃“青春饭”的，你怎么看，你是否感到压力来自这里？
答：其实，你忽略了一点，按照这个提法，我也曾是吃“青春”饭的一员，我参加工作时，只有 18 岁。如今，在全国各电视台都不可能找一个刚满 18 岁的播音员，顶起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类节目的播出，也不会把这样一个大孩子当成骨干使用。
现今，纵观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级电视台的播音员与主持人，他们开始从业的年龄，比我当年大了五六岁。他们跟我今天的状况相比，太年轻了，但跟我当时的年岁相比，又大了好多。这说明，经过这么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队伍的起点不是更稚嫩，而是更成熟了。
说起吃“青春”饭，我想这个看法与问题的提出。针对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这门艺术来讲，是不准确的。幸好，我们的队伍本身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就我从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接触的情况来看，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年龄当作成功的资本，大家都希望趁着年轻，努力进取，将来做一名成熟的、有影响、有威望、受观众信赖的从业人员。
从客观情况来看，我们国家这十多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百业兴旺，电视事业更能体现这一点。各项事业在大发展的时期，第一问题就是需要相当多的人从事各项工作。人员的扩充，首当其冲，挑选的就是年轻人。
因此，一大批年轻人走上了电视播音与主持人岗位。这是一件好事，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但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年轻才是播音员与主持人的唯一条件。
也毋庸讳言，可能会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这个岗位，又会有一些年轻人补充这支队伍。但离开这个岗位的人，并不因为不再年轻，很可能是在竟争中另谋出路，有竞争，就会有淘汰，有筛选。但也会有很多人，坚守在这个岗位上，而且日益得心应手地工作，成为行家里手。这支队伍必然会形成老、中、青搭配，各展风采的格局。
现在各地的电视从业人员老资格的不多，那是因为当初没这么大的基数，中央电视台最早也只有三名播音员。我记得当时还经常有一个人下乡去搞“四清”、社会调查，实际只有两个人工作。那时，我们拳打脚踢什么都干，什么少儿节目、体育节目、科技节目、新闻节目、文化节目及现场解说、实况转播，也就是演播方面的十八般武艺都要掌握。这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适应多种节目，了解多种门类，以及有机会在多种领域进行实践、探索。由于努力，我们没有被淘汰，沈力退休仍不时主持节目，我也还正在工作，而且也还干得过得去。
当然，如果说我没有压力这是假话，但我的压力并不来自我日益年老，而主要来自在当前的新形势面前，我深感自己学识、技能的不足，这未免使我有“少壮欠努力，老大徒伤悲”之感。所说欠努力比不努力强一点，但“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不能更得心应手地主持好节目，完全归咎于年轻时没能更自觉地苦心读书，认真积累。老虽老矣，但我不会放弃努力，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职业使我深深爱上“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诗句。因此，我说我并不因不再年轻而有什么压力，反而我庆幸我超越过一个多元化消费娱乐的阶段。当年，我之所以能苦练基本功与多看了一点书，原因之一是没有今天那么多的诱惑，如果我年轻而处在现今的消费娱乐之中，可能卡拉 OK、舞厅、游乐中心会使我迷恋，那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所以，今天的年轻人能刻苦读书，努力提高业务修养，这要比我当年可贵得多。我高兴地看到，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在努力进取，而且势头很好。
关于吃“青春”饭的提法的出现，很有议论之必要，我不是指体育、舞蹈等确实需要奉献青春的事业。我想，很多服务行业，一定要年轻的女孩子去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
国外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中，有很多 40 多岁的服务人员。今年我乘芬航时，机上乘务员有两位是年过五旬的老妈妈，慈善长者，服务到位，令人可亲可敬。我不是希望中国飞机上女孩子都不要，专门挑老太太上飞机，而是说人家是从年轻时做起，把工作当成一项事业。
国外一些餐饮业，服务员大多是有点年纪的人。男服务员有的派头十足，温文尔雅，绅士风度；女服务员严如一位店主，对顾客和蔼可亲。而我记得小时候，偶尔上小饭馆，跑堂的也都是八面玲戏、口若悬河的成年男子。
听说咱们有些饭店规定过了二十几岁就不要了，清一色水灵灵的漂亮姑娘，以此招徕顾客。不知客人是吃饭还是看景，不知老板什么心理，也不知这个现象是令人喜还是令人忧。
在服务业，吃“青春饭”，多少有点以姿色侍人的嫌疑。从业人员怎么可能在本职业、本行业中摸索出门道，有一种敬业的事业心呢？必然会“晓镜但愁云鬓改”干一天算一天。“短命”的业务，还有什么可钻研呢？
如果这是各业发展中的暂时现象，那不奇怪，如果形成一条规矩，养成一种民族畸型的文化心态，这就令人担优。
我个人并不是靠原来的年轻和现在的尽量靠拢年轻来寻找成功之路的。我认为自己才不出众，貌不惊人，所以我尽量以文化来填充自己，并且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如何精彩，但我敢说，我已尽了力。不论任何节目，我从不把所播出的节目分三、六、九等。即使各类节目有它们的主次与轻重之分，然而，我只要接到一个节目，即使只有几句话，我也要认真对待。“人莫踱于巅，而踬于任”。不要小看可能收视率不高的节目，你在这栏节目中稍一松懈，出了洋相，可能人家会记你很长时间，很可能栽个一蹶不振的跟斗。
我能干到今天，一靠学习，二靠认真。比我更刻苦、更认真的人当然就会取得比我更大的成绩。
只凭小聪明，或凭外包装，甚至学点新潮，那是不可取的，是不可能有出息的。
中国受高等教育或具有高文化水平的人的比例不高，这是事实。然而，8 亿观众当中高水平人的绝对数字是惊人的。一个传播文化信息的主持人，在这样一批高水准的观众的审视下工作，不提高自己，不适应观众的欣赏口味，怎么能长久于下去呢，怎么能指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呢？
青春年少是个令人羡慕的优势，但把它当成资本，能维持多久呢？
问；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竟争中不被淘汰呢？你认为主持人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答：我认为，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易位思考，也就是互换一下位置。
尽管我是节目主持人，但是，在大量的节目当中，我主持的节目所占比例毕竟有限。所以了大部分时间里，我仍然是在欣赏、品味、品评电视节目，我更多的仍然是一个观众。因为我像许多观众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电视机前，（用“消磨”来形容，是因为我的一部分时间是这么度过的。当然，我又是一个专业人员，因此，我不管看哪个频道，看哪个种类的节目，总还是开机有益。不论是从中学习、借鉴，或者引起一些思考，甚至引起我的警觉，对我的业务都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对电视观众比较熟悉。那么，我想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主持人呢？首先，喜欢那种本色的、没有经过“化妆”的主持人。当然不是指面部化妆，或是着装。而是说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和他自己的理解及掌握知识的程度上，我不希望他有一种夸张，或者矫揉造作的感觉。我希望他是真实的人，哪怕他水平低。另外，作为观众心理，我也希望一个主持人出现以后，看着很顺眼，给人一种美感，至少从感观上给我这一印象。这种美感不单是指英俊和美貌，而是由真挚和善良产生的美感。我过去有个座右铭，即“宁丑勿媚”。
这个“丑”不是指生理缺陷，或是面部表情凶恶。这种丑，是一种稚拙、纯朴。
还有一副对联我很喜欢，那就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学识是不能装腔作势的。当然，观众不能要求每一位主持人都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能掌握的知识更是有限的。但是，主持人应该努力地去不断地拓宽知识面，对一些事物不但并不可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时不懂的事，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切忌本来就是半生不熟的东西，自己非要装出很懂的样子。我们在主持节目时，应该尽量少说废话，减少装饰性词汇，降低夸张，充分利用有效时间，给观众知识上更多的信息和文化上的启示。节目从整体上必须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其中知识性占第一位。我希望我们的主持人是很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人，当然，对世界文化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主持人讲的应是具有文化和知识的语言，而不是一种庸俗、夸张、扭曲、甚至一种变态的东西。切忌去嘲讽知识，嘲弄知识，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鄙薄那些钻研知识的人，用一些云山雾罩、痞气的语言习惯出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不能允许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长期为他们服务。
对于主持专栏节目的人来说，要求更高。主持专栏的应该是专家。比如主持影评，他应该能写出很多有独到见解的影评文章，而且他的同行都认为他是国内的专家，不管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百家争鸣，让别人都同意你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证明你是这里的一员，是圈里人。我再举一个很简单、我自身的例子吧。我解说了 14 年《动物世界》，现在我主持《人与自然》，我可以说我是这个行业的内行，因为 14 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圈内人认可我是这个行业的半个专家，所以东北林业大学聘我当兼职教授。
最近环境科学协会聘我当理事，再最近推荐我到世界上去拿环境保护的一个奖，现在我只是候选人，不一定入选，因为有各国的精英。我在“人与自然”这个行列，对环境的了解，对自然的了解，可以和教授对话，并有我自己的观点。上次搞“地球日”的时候，美国来了几位专家，包括环境局的几个专家在内，我发了言下来，他们没有反对我的观点，还基本由衰地认为我的观点是新颖的。因此，我主持这个节目就有一定的把握。
那么，我是怎样从外行向内行转变的呢？没有什么捷径，唯一的就是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知识这东西，你爱好了以后，零碎的会变成系统的，就像一个业余的京戏爱好者，他今天唱这么一段，明儿唱那么一段，他就会知道四大名旦，八大名须，他就是一点一滴地知道的。一个养鸽子的人，他对鸽子的起源，世界上哪国的鸽子先进，他只要人了“迷”，他绝对就是这个里头的内行，你说他怎么学的呢？这很难说他怎么学的，他就会了。我们再举个例子，英达在生物学的知识上真是够一个专家的水准，因为他小时候喜欢画画，到动物园里画老虎。然后他就看了老虎牌子上的拉丁文，他从那儿学拉丁文，然后他挨着个学，他那时候小，就都记住了。现在他能给《动物世界》勘误，说这是错的，这张照片错了，这个名称不对了，这完全是内行的水准，只是不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请他当过嘉宾。
问：根据你的观点，那为什么不能把竞争机制更扩大，向全社会招聘学有所成的专家型的播音员或主持人呢？
答：这不是应该我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回答什么问题，应该有个范围和分寸，我不能站在总领全局的角度何你解答这样的问题。但作为一名主持人，不是不可以试着回答。
据我所知，我们电视系统，无论从领导到编导，无论从一个台的全面考虑到一个节目组的个别招聘，都一直是沿着你提问的这个方向思考或实践的，仅中央电视台，我知道已经公开招聘过几次。不过，专家型的“意中人”
还没有发现。
专家型的主持人，包括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内涵，一是专家，二是主持人。仅仅是某一学科的专门家，缺少主持功力与素质，那不成其为专家型主持人。而主持人，对所主持门类的学识不具有专家水准，也不能成其为专家型主持人。这里，就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专家向主持人努力，一是主持人向专家方向进取。以我之见，从目前来说，第二种取向较为现实、可行。因为如果今年已经是 40 多岁的人，那么他从 20 多岁开始从事一个行业。如今应该已经很成熟了，应该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了。他就会如醉如痴地把他的生命献给自己的事业，他就不可能抛弃他的本专业。那些在本专业 40多岁还没做出成绩又想转行的人，也不见得能胜任播音员和主持人工作。如果我现在是个物理学家，几乎能得诺贝尔奖，我现在就会每天在实验室里，忽然间我把它扔下，到电视台去当个新闻播音员，只有疯子才会这样考虑。
（像冯巩、牛群不也常当主持人？）这是临近职业的客串，根本不影响原来的专业。一个物理学家，45 岁的教授，忽然到电视台去当主持人，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要求人家这样做？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还有第二个观点。
有人认为，40 岁以上的人可能目前社会上藏龙卧虎，来了就能主持好节目，那是把主持人这项工作看得太简单了。这是不对的，他没有认识到主持人这个专业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是一门需要从年轻时起就打下基础的职业。就像春节晚会，总说向社会招聘导演人才、制作人才，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外行的提法，怎么可能呢？本要说别人，就是谢晋想干他也干不了，你能把电视台十几台机器一下子调动起来吗？尽管在别的领域你曾很出色，但不可能对一个未从事过的工作，哪怕是相邻专业，一接手就能胜任。即使胜任，离成功还远，即使成功，也不意味着出类拔苹。因为一个从未接触过综艺晚会的导演，怎么能认定他的想法符合电视的创作规律呢？轻易地承诺向社会各阶层下拘一格招聘总导演，就是没有把这个职业看得很圣，很崇高。
向社会招聘，这是引进机制的一种很通俗的理解，不是很专业的理解。
就说电视台向全社会招聘编导，招聘的只能是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来了再培训。主持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个专业的高等教育科目，美国也没有。据我了解，中国的主持人专业比美国要成熟得多，因为美国连播音系都没有，人家不设备这个系列，他们的情况跟我们的不完全一样。如果稿综艺性节目，他们还是从文艺界现成的司仪中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要是搞新闻的，必然会从新闻记者的队伍中选拔人才，因为新闻主持人就是一个老资格的记者。没搞过记者工作怎么可能来主持新闻呢？那是不可能的，新闻不在于你有热情，而在于你长期的工作以后你自己的一种感觉，一种把握，一种领悟，这不是外行人凭热情一下子就能干的。因为新闻讲究一个“度“，经过多少年的采访报道，在遇到一个事件以后，可以把这个事件放到过去和未来之中，衡量出应该用多大的力量去把握它。一个年轻人，他过去根本不知道有关事情的分寸，也没有任何参照经验，他一看这个事，哎哟，这可了不得了！这简直是全世界的头等大事！不是！其实不是头等大事。因此，我认为，将来的主持人，搞综艺的，大体还是应该从文艺界、演艺圈里找，因为他们对歌舞的感情，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不是一般人能学到的。而比较成熟的新闻评论员或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从新闻界找，因为如果没有相当长的这方面经历，没有相当水平的撰稿能力，他主持不了。至于专题栏目主持人，要求更全面一些，如果一个专题栏目的主持，由于当时的条件没能找成熟的人来担任，而一个偶然机遇又使你走上了这个岗位，那你就要如饥似渴地学习，使自己迅速成为内行，如果你的知识不随着你的业务同步前进，或超前前进的话，那早晚有一天主持不下来。
问：对于年轻的主持人来说，是不是应该在实践中塑造出一个自己的固定形象呢？
答：这个应该说短时间内是可以的，宏观上是不行的。比如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从目前的感觉上，青春型少儿节目主持人最突出。但我知道，从我上溯三代人都是在孙敬修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说，现在就是 80 岁的老头都叫孙敬修爷爷。应该说他是典型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对不对？那么孙老逝世以后呢，像鞠萍这样类型，在小孩中以姐姐形象出现，我就问鞠萍，你现在鞠萍姐姐啊，你想当到哪天，是当到奶奶还叫你鞠萍姐姐吗？因此说她在一段时间里，或者三年五年，她的定位是做姐姐，孩子头儿那种，她应该强化这个姐姐的形象，但以后呢？我没有跟她交换过看法，不知她怎么想。
又比如说杨澜，可以说她很青春，很清纯，反应很灵敏，也很有教养，她现在可以去强化这个形象，但是你毕竟要成熟，要到中年妇女那个阶段，那时你还说你很清纯？没有人说吴仪很清纯，撒切尔很清纯。因此，你应该有阶段性的形象塑造。主持人应该有这种追求，但我觉得它没有一种终极的东西。
比如我吧，我从 1985 年离开新闻播音岗位以后，很多导演根本不用我，人家认为我很呆板，出来就是念新闻稿件。我近年来才算是首选的主持人入选。
还说到《动物世界》这一阶段，《动物世界》我从 1980 年就开始播，但《动物世界》被大家认同喜欢，是它播出 10 年以后。不是说第一天出现时大家就认可，或者说我的解说风格就被认可，我的解说风格被认可也是 10 年以后了。开始的时候，我的同行，包括地方台的，学院派的老师，他们会想你这叫什么断句呀，什么语气，什么味儿，这不是邪门歪道吗？作为播音来讲、这实际上是一种异端。那么，当大家公认了以后，现在呢，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这么想。至少他们不说我这是异端了。但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差不多 8年到 10 年了，而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有人说你好，甚至上课时老师对学生说你可别学他，我成了反面典型。因为在艺术道路上摸索创一种风格，是很困难的，而且人家会不容你的。一种东西被人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有一下就一举成名的，但很少，真正的东西要经过考验，要经过比较长的一个阶段。
问：您认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应该属于哪种范畴的工作人员？
答：中央电视台从整体来讲是新闻单位，主持人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政治素质的要求，要熟悉目前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作为综合节目的主持人，尽管你不是在照本宣科地颁布政府的政令，但是，在你的语言及你组织的素材当中也应该注意框架，在政策上不能失控。即使是文艺节目的主持人也要注意宣传口径，不能随心所欲。主持人离开了屏幕，就什么也不是，而这个屏幕是党和政府给你的。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我们到了上海，编导让我写一段一分半钟的串联词。为此，我冥思苦想了几天，写了三段话，最后组织成这样的语言；“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听到朋友们到上海出差的消息，比现今听到人们出国还要羡慕。因为，当时上海的东西是那么好，上海是那么发达，那么繁荣，而且上海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40％，因为，我觉得上海一切都好。后来，当我年龄长了一些，以及近几年来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我不太愿意去上海。为什么？我认为她容颜衰老，没有什么朝气，而且再也不是领先潮流了，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我们又一次来到上海，一下火车，我们就感到一阵春风扑面而来。”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就不可能考虑这样的解说词，也许我幽默地从我假设是一个上海人的角度去描写。正因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既考虑到上海的历史、上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又考虑到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上海的变化。我希望我们的主持人都这么去考虑，如果他们还没有这么考虑，只能说他们还不到位。
但是，这么考虑并不是教条、刻板，说一些套话，要化为自己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如果不是同目前国家的形势息息相关，作为局外人，就不可能找到这种感觉。
问：您是否准备尝试着做一些主持人以外的工作？
答：我的主业是说而不是写，虽然我也能写，但不是我的特长。就咱俩而言，都是搞新闻的，而我擅长说，你擅长写。可能你使的是剑，我用的是刀。这样说，有点血淋淋。因此，我是刀法，你是剑术。我演讲着掌握一些剑术，作为武林高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不是我的长处。我对我很不满意的是，这几年没有尝试着写点东西。我对我写东西是没有信心的，我知道我能很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但是，在文采方面，在我的直抒胸怀方面，我没有超出一般人的地方。而自从我写了《动物世界》的序，特别是应人之约写了一些作品以后，人们给我一些鼓励、肯定、鞭策，使我对这方面兴趣盎然。
于是，也就想在写作领域里尝试着磨练一下自己。我觉得近来在这方面有点开窍，尽管开窍得太晚了。我很愿意写点杂感，愿意在直抒胸怀中讲一点小故事。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邀请我写一本书，我过去一直没有信心答应，现在作为一种鞭策，我答应了他们，这样压迫自己去做勉为其难的事。这本书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谈艺录，一部分是自传式的，一部分是有感而发的杂文、散文。
问：在工作时间以外，您是否友情客串一些节目，是否存在有的企业因为付不起出场费而使愿望落空？
答：友情客串节目非常少，一年也就是两三个。如果把友情客串宽泛一点讲，就包括我们台里的节目。像今年“五一”的两个晚会、第 4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及一些综艺节目的主持，都不是我目前所从事的本岗工作，都可以说是友情客串。这种友情客串还是比较多的，社会上去凑热闹的节目，我几乎不去。一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二来我也要考虑作为国家级的主持人就不能只要人家给钱就答应。所以，一般来讲，只要不适合我主持的，给多少钱我也不去，还没有过企业因为付不起出场费而使愿望落空。
问：您是否已经购买别墅和汽车？如果没有，是否有这方面的打算？
您怎样看待人的财富、能力、价值与身份？
答：目前还没有购买别墅和汽车。如今在大城市，汽车的内涵也早已超越了代步工具这一功能，越来越成为显示财富与价值或能力与身份的标志。尽管作为代步工具，我还真需要它，但我不打算加人这时髦的行列中。
我并不打算以年老之躯继续顶风冒雪骑自行车，也不能以熟悉的面孔挤公共汽车让一些人起哄，只好“打的”。我也喜欢“打的”用不着为停车场发愁，用不着跟人家无穷无尽地比，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钱看得很淡。我的消费是逐渐萎缩的，随着年龄的老化，许多高消费的场所不是我能涉足的。
歌厅、卡拉 OK 几乎与我无缘，让我自费到高级饭店享受一下，我没有这个愿望。请客吧，我的业务也没有这个需要，至于怎样看待人的财富、能力、价值与身份，我想只要是通过正当渠道，劳动所得的财富，就应该提倡，这也是一个人的能力、价值的体现。
1995 年答《经济时报》记者苏琳问说三道四荧屏前重视深度报道、综台报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从过去的每天一次、两次发展到现今的十一次，这样才真正使自己成为发布政令、传播信息的重要的传播媒介。
新闻的信息量是第一位的，但是真正发挥其舆论影响却有赖于深度报道、综合报道。
比如 70 年代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最初只作为零星信息，散见于报端。尽管事态引起关注，但在舆论上未形成声势。CBS 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活尔特·克朗凯特看到这些零星报告，就与他的同事商量，把各种媒体已发表过的关于“水门事件”的信息，集中起来编辑成专题新闻。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是非，但一经 CBS 晚间新闻集束式的报道，立刻在全美引发起一场轰动不息的效应。在这样的舆论浪潮中，朝野震动，尼克松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水门事件”成为美国现代政坛上的丑闻，尼克松下台后，如果不是副总统福特自然接替他成为总统，并立即下了赦免令，尼克松难免身陷囹圄。
从这次报道中，可以看出单发的炮弹起不到集束式轰炸的效应。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导致事态恶化的著名的例证。在中国，各种报刊和各种传播媒介的协同行动，或单一传媒的有水平的深度报道，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有例证的。比如 60 年代的学习雷锋运动，《人民日报》穆青等人发表的焦裕禄的专题报道。前者是各类传媒协同行动，使学习雷锋蔚然成风，雷锋精神至今仍是人们行为准则；后者对兰考焦裕禄的报道以情动人，令每一位读者无不为之泪下，使得焦裕禄这一光辉形象历时代而不衰，在人们心中矗立了一座丰碑，这就是综合报道与深度报道的两个例证。
当然，这样感人肺腑的事例本身的价值足以引起轰动，但同样的事例，如果不是从综合与深度两个方面作集中报道，可能该有影响的引不起轰动，也形成不了经久不息的效应。
扩大新闻的信息量，加强深度报道和综合报道，这是当今世界大台所应具有的宣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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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
1993 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焦点访谈》这个评论性节目，在实现全天十一次新闻播放的同时，在综合报道与深度报道中产生了自己的新闻评论。
《焦点访谈》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瞩目，具有很高的收视率，但《焦点访谈》既然是一个新闻类型的专题节目，就应该以它的时效性先声夺人，如果淡化了它的时效性，就失去了新闻评论的一个属性。从目前来看，有些节目还不够贴近最新时效。
对公众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的评论，既可以是新闻性的，也可以是专题类的，如果离开了“新”这个特性，就成了一般的探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想到，就是新闻性评论有连续性和进行式的特征，不必对正在发展的事物急于作出结论性的定论。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以当天的新闻事件为由头，根据其在社会中受关注的程度，接着展开类似《焦点访谈》这样的评论。对于国际上的突发事件，譬如，波黑又燃战火，请几位专家根据已掌握的来龙去脉作一评述，也可以作一个展望，估计这重开的战火会不会蔓延？或停停打打，重复历史上固有的规律，或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来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忧虑，不必急于有结论性判断，拭目以待。这样既能引起公众的认识，也没有失误的风险。这正像一场体育比赛，大赛前的分析，只是分析，并不是押宝，更没有必要以预言的准确来显示本身的真知灼见或料事如神，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有不可逆料的客观规律与过程，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国际新闻的评论因着种种情况，有时不太容易把握，但相比之下，国内的新闻事件的评论应该是相对容易操作的。对大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深度评论。
国内的突发性的新闻，大部分属于在预料之中。譬如天灾，如森林火灾每年都会发生，一旦发生了，如果属于人为事件，就应该进行评论，可以从我们并不多的资源和森林覆盖面积谈起，使得人人痛心，引起共鸣。再从火灾发生的原因来说明只要努力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有些人为的事件甚至不是直接的肇事，譬如澳大利亚夏季火灾，往往是碎玻璃瓶引起的，游人把饮料玻璃瓶随意丢弃，或把瓶子砸碎，这小小的碎片在夏日阳光照射下形成了聚焦效果，而反射到树干上就了不得，因为澳大利亚的森林主要是桉树，而按树到了夏季，桉油浸满了树干，一经强光烤灼，就在夏季形成令人头痛的森林火灾，这究其原因还是人为事故。我们林场的广大干部与职工对于夏季防火是十分重视的，但不幸的是仍有很多事故不断发生。人为事故、宣传教育的欠缺与执法的不严，这正是任何一场火灾报道之后可以进行评论的契机。再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以及非法盗窃倒卖文物等，都是一些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有较大的案情发生，进行深人报道与评论是并不难的。今年美国政府居然允许李登辉访美，当这一事件发生到一个严重关头，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进行评论，当然这只是指的负面现象。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每天都会有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很多领域的成绩信息，这属于正面报道，对当天新闻发布的某种信息进行评论，也是较容易操作的。
以上的各种举例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几种类型。每天发生的大量新闻、一经报道就立即有备而评，这就是《焦点访谈》的由来或时效性。当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每期的评论都是当天发生的事件。只不过应该重视以新闻由头作为评论的依据，才能更好地体现新闻性，只有具有很高时效的评论才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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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正面宣传
人们一般认为评论反面信息较为引人注目，很多从业人员也愿让义正辞严的评论来匡扶正义，其实任何现象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形式。
对事情进行批评时，最好能在评论时引证一个正面典型来扶正祛邪，这样更有说服力。比如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中，在打假的同时，似乎就应找与前者规模几乎一样的正面典型。如：不久前报道火车为何不能正点，因为一些道口无人管理，但能不能找出同类规模的铁路道口管理得很好的例子呢？如果连一个也没有，那就没有可比性，凭什么根据要对某道口进行指责呢？因为没有一处管理好的例证，使受批评者与受众不能心悦诚服。可是一旦以正面例证，来证明只要认真抓管理，就会使火车安全正点和保证过往行人车辆的平平安安。这就使被批评的落后面，无可推诿其责任。
这倒使我想起一条新闻给我的启示，山西相邻的某两个村的土地面积、人口和原来的发展水平一个样，但是近年来一个村的党支部形同虚设，党的领导成了一句空话，而另一个村的党支部一班人拧成一股绳，领着大家奔小康，几年过去了形成巨大反差，前者越来越穷，后者越来越富。这对比的报道实在是说服力强极了。试想只单方面报道，无论是正面的致富村还是反面的滞后村，都不如对比地报道更能使人认识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
譬如，你如果说因为党支部的作用等于零，才导致了这个村的贫困，试想这个村的原来的领导会说，我们尽了力但没有用，不信你们来试试，可能还不如我们。可是拿出一个条件相同的正面例子往那里一放，一比较，省去许多语言，就能使观众信服。新闻如此，我想新闻评论更应该如此。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实例才有说服力。既可以今昔纵向相比，也可以左右横向相比。
焦裕禄同志一句名言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与旧，前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拓，善与恶，美与丑，幸福与痛苦，悲哀与欢乐，多病与健康，失败与成功，都是相对而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正义就没有邪恶。因此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应该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今昔纵向发展的经线，与左右横向延展的纬线的交汇点。
我们的评论立足点是在正中，扶正祛邪，匡正视听，而且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告诫人们不应这么做，但必须示以应该如何做，为什么不应这么做，从法律、法规、道德范畴去阐述。同时也应以正面典型树立在目，使不这么做的人没有借口。总而言之，新闻性评论要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要新，如果焦点不新，就丧失了新闻性，第二个特性就是应该有说服力，如对比性，否则一味指责与一味表扬都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我所希望的新或以当天新闻线索为依据为由头，并不是要占评论全部，只是提出一种思路，如有可能会更加吸引观众视听。
但在评论中，无论是提倡或是批评，在一个典型中总有横向与纵向的可比性，这一点似乎更应予注意，当然绝不意味着一定要并列评论，对任何事物可比性的反方，只要能点到就够了，但起码也要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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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发声的基本功训练
最近一个时期年轻的编辑记者走上屏幕主持或以自身的声音与形象进人采访现场。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使主持、评论、采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一个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领域。
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几位德高望重的记者也曾走上荧屏，也曾取得过很引人注目的影响，但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的一批前辈记者不是以文字或以写作为主业的记者，尽管他们运用镜头蒙太奇很精采，但运起笔来，大部分人显得还不到位。
写作能力应该是走上屏幕的主持人、评论员、记者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今天走上屏幕的新人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好的写作能力，较开拓的眼界和与我们当年走上岗位不可同日而语的对电视的认知。因此，在这样一支富于朝气的年轻队伍中培养一批新闻节目主持人与采访记者，是大有希望的。
当然，任何高水平的人初上荧屏，都应该了解与掌握荧屏上与话筒前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素质上与政策上，我不足以对我年轻的同行指点。但在荧屏上的形象与话筒前的发声，我有一点体会，可以与大家探讨。
不论你思想多么敏锐，报道与评论角度如何精当，多么能说会道，但是一肚子学问，一脑子点子，都必须通过声音与形象表达出来。所以，屏幕上的形象与声音就是你传达自己思想、文化、知识、情感、是非、好恶以及所要传递的信息与哲理的载体。
诗人通过节奏与韵律，平仄与对仗巧妙地抒发情感，画家靠画笔与颜料勾勒出常人难以描摹的线条和色的堆积浓淡来成就作品，作曲家把心灵产生的稍纵即逝的音响形象化作符号准确地记录在谱纸上，乐手们通过各种管弦乐器按照作曲家限定的音高，调试配器，奏出美妙的乐声，同时附加上自我的理解与表现；演讲者用火一样的激情与剑一样的唇舌煽动起听众的情绪；而电视主持人和评论员、播音员，靠的是屏幕上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话筒前发声吐字的技巧。不研究这最后一个与观众接触的环节，光凭满腹经纶，一腔热情和良好的愿望，都永远不可能在荧屏上达到自己最满意的效果，也不会激起观众对你的喜爱和进一步产生的信任。
我并无意在本文中论述演播技巧的 A、B、C。有志钻研者可自我研习，可向别人讨教，但一定不能认为这最后的一环，最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有可无的技巧。
主持与演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领域，有自身的规律与体系，需要探讨实践，也需要理论来指导。
艺术的表达手段与技巧正像武术的各个门派，南拳北脚，内外双修，十八般兵器各有精妙，各有绝招，但是不可以一上来就无招无式自然门。
声音能否动人正像造句与练字一样，句子人人会造，识字的人，人人会提笔写字，但从中练就的神韵高低有天壤之别。所以要以声音传递信息为公众服务的人，特别是专业人员，也一定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声音和吐字发声。
尤其是话筒前的吐字发声，正像一篇锦绣文章配以优美的书法就更能使观者爱不释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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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们喜爱的屏幕形象并不应理解为就是生活中我行我素的形象。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的形象，是高于生活中本来面目的形象。
真就是真挚，不矫揉，真有知识，真有情感，而且并不卖弄，恰如其分。
善就是应有一颗爱心，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观众，爱生活，爱工作。能在屏幕上尽心尽力为受众服务的专业人员，具备应有的政治素质与立场。希望国家繁荣，民族兴旺，人民安宁，社会稳定，讴歌光明，鞭苔阴暗，扶正祛邪，与人为善。
美就是真诚善良内心完美的体现，屏幕上的专业主持人，不能像选美那样完全以外观取人。当然，也不能以美为敌，美有什么不好。形象基本上要顺眼，再加上完美的礼仪、形体、表情、动作等势态语言的修炼，就能给观众一个亲切、美好的形象。这样，会使观众不论你在讲解他感不感兴趣的话题，都会喜欢你，多看上你一会儿，这就叫魅力。
不注重外形技巧的修炼，认为你应该欣赏我高人一筹的学识，这就叫自欺欺人，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播音员，是党、政府和人民给我们设置的工作岗位上的宣传员。因此，在工作中的个人的因素应该服从于这个岗位的需要，也要去塑造形象。
尽管我们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我们自己又是人民中普通一分子或是党的普通一员。因此，我们要贴近受众去进行播讲，要像在家庭的氛围里和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和颜悦色的交流。切忌不可以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装出来的声威，我们不是坐在衙门里升堂的老爷，即使是老爷也要有平民意识，包公我们都没见过，但电视剧中我们承认的包公的形象，对老百姓也是和颜悦色、温良有加。
就是在播讲一种批评性的稿件，也别忘了，是告诉你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而不要把面前的受众当成是你在稿件中批判声讨的那个对象或事件。
传递正义地声音不可以怒目金刚，我非常不理解一些同志为什么非要对观众摆出一副皱着眉头、冷着面孔的神情，你要知道观众不欠你什么，倒是你自己应该时时想想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温和、不亲善对得起观众吗？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愁眉苦脸，你可以在生活中装成一个硬派小生，但你现在在屏幕上为亿万人工作，和颜悦色，心平气和，表现出良好的教养与风度，才是一种中央电视台的大家风范。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并不是一件坏事，既是乐观心态，也是审美上的一种认识。多一点笑容吧，笑这一部分肌肉的牵动，在 5百万种动物中，唯有人才具有。
平等待人，这是受众的需要。
客观公正，这是我们党的新闻的一个原则。在报道评述一个事件时，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信息的传递人——主持人来完成的。
近一个时期，在一些节目的片断中，看到我们的一些采访人员的采访，有个别同志，太感情有事，有时对采访对象显得粗暴，特别是对处在所批评的事物与现象中的人，往往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说话就显得严厉。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亿万观众在看着你。记者是现场报道者，并不是警察，不是执法者，即使是执法者也不能将自己塑造成对什么人都那么简单生硬的形象。
听说有个别同志提倡一种所谓粉碎性的追问，这不但不符合新闻道德，也太有点“欺行霸市”之嫌了。面对很多不好的现象，当然会引起我们个人的义愤，但一位成熟的记者，对一些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要有大将风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嫉恶如仇，不必表现在表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时方始休呢？
个别小报记者爱惹事生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千万不要降低到那么低的水平。连默罗当年都因爱惹事生非才被逼退出 CBS，可见连西方也不见容于报道失度的人。
有一次，我在一个火车站下了火车，忽然一支话筒塞到我面前，再一看灯光、摄像机也对着我，几位年轻人连招呼都不打，就一连串的“请问??”，“请问??”，我搞了这么多年现场采访，采访过国内外许多政要，也采访过许许多多的寻常百姓，我的应对能力，可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不至于使我手足无措，乱了方寸。但这一回我真的生气了，我为这种现象有悖新闻采访原则而生气，我想教训一下这些晚辈。一握话筒我问他们：“你们是哪儿来的？是干什么的？谁答应回答你们问题了？”他们顿时傻了。当然，这只是一刹那，接下来我拍了拍位小伙子的肩膀，我说，别介意，一会儿我一定帮你搞完这个节目。
在随后的采访开始前，我对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以为新闻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西方的新闻自由也不是这样。你必须充分尊重被采访人员的自由，第一，人家愿不愿接受你的采访，第二，人家愿不愿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自由要体现平等，不平等就不民主，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平等、民主，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容。你采访国家领导人，采访你们顶头上司也是这样吗？不是吧，那干嘛对一般人这样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谁给你的权利。
采访提问要像迷路时的问路，不能像公堂上的“审贼”。
现在即使审问犯人也不能搞逼供，所以无论你的采访对象是什么样的状况，采访者要以客观的身份出现在采访现场。
咄咄逼人的提问，逞口舌之利，那不是一种令广大观众心悦诚服的形象，不能持久。
任何一位在屏幕上出现的主持人、评论员、播音员，毫无疑问的是想征服观众，博得大家喜爱，但过于想出风头反而适得其反，尤其在新闻报道与评述中，绝不能追求一鸣惊人或哗众取宠的效果。即使在西方，一向素以舆论自由自诩，但在那里也分成两种流派。试举大家所熟悉的人为例，一派当属默罗和仰慕与追随他的丹·拉瑟。默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这里是伦敦》这一冒着生命危险而现场直播战况的节目，赢得了高度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国时，美国公众把他当成凯旋的英雄。可是在他主持《面对面》等栏目，并自掏腰包做广告，播出了抨击麦卡锡的节目，并进而动员舆论击败了麦卡锡主义以后，CBS 董事会却终于暗地里抱怨他好出风头，意事生非，逐渐对他的节目加以限制，致使默罗愤而辞职。他的下一代 CBS 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从一接手就小心谨慎，当后来他的声望非常高的时候，曾拒绝过董事会给他每天自己评论一分半钟的决定，尽管他主持过报道“水门事件”以及对要求约翰逊从越南撤军有过两回大胆的报道与评论，但就他 20 年的工作来看，基本属于稳健型，被同行称为在最谨慎的行当中工作的一位最谨慎的人。而克朗凯特的接班人丹·拉瑟却隔代遗传，非常像默罗，在采访中也故意穿一件陆军士兵的军便服，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默罗像。我 1993 年在 CBS 参观，他陪着我们首先介绍默罗屋。在 80 年代他曾在电视上与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唇枪舌战，使布什狼狈不堪，但紧接着丹·拉瑟收视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这说明美国公众也未必喜欢咄咄逼人的主持人。另外一位稳健类型应推约翰·根室，他的宗旨是决不抢发新闻。当然，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不能简单划类，也不好轻易判断谁是谁非，只不过顺便说说算作提醒自己吧。
现场采访者在提问中，应事先有所准备，而且不要在提问题时，搞得花里胡梢卖弄自己的聪明。有的人故意在提问时拉拉杂杂披上一大通背景材料，炫耀自己，这实在令人反感。问的比答的多，这就失去了采访的意义。
采访人与主持人的最主要功能，是要突出采访对象，尽量使自己的对象能完美地表现，多管对方着想，可千万不能把对方当成陪衬自己的龙套。否则，这就失去了对人的基本礼仪。有的采访都不会使用敬语，不懂基本的礼貌，在举止言谈和举手投足注目上，表现缺少基本教养。在正式场合着装与仪表也要注意，不能把自己当成随便与潇洒的不修边幅的文化人。还是一句话，你自己选择什么生活方式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在工作场合那就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事了。我们的主持人与屏幕上出现的任何工作形象，都应代表整体的水平与栏目的风格，和大众贴近就要尊重大众。
我想只要努力，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善的难点，只要为电视尽心尽力，观众就会看在眼里。没有天生的完美主持人，但只有不断追求，才有可能成功。诚所谓：“说者千钓力，闻者始动衷。”
写于 1995 年 3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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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这部书稿终于完成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我不知读者将会怎样评判。我急切地期待这本书的尽早问世，希望拥有众多的读者，希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能宽厚地接受它，喜欢它。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对我来说更是如此。一是我长期勤于动口，而疏于动笔，写作不是长项；二是我不可能有一段宁静而无事的时间，一天都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完成本书，多亏了几位朋友的鼓励与鞭策。
第一位当属姜丰，曾在新加坡获辩星称誉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姜丰分配到电视台工作，又与我同在一个部门，我们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今年初，她送给我一本书《温柔尘缘》，并题字要我留念与指正。这使我受到了一次冲击与震动。像姜丰一样年轻的作者我见过，比她出书多的同龄人也见过，文采与学识超过她的同龄人也并非凤毛麒角。
姜丰和我在同一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位小姑娘天天上班而已，但她能成书并已发行，使我自愧弗如，颇感汗颜。尤其是她的一句话：“您为什么不写本书呢”，至今犹在耳旁。我读过不少书，也萌生过写作的愿望，但一直觉得那得将来的事。岁月不饶人，没有姜丰这样一位近在咫尺的榜样的提醒，我还有可能一拖再拖，也可能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毕竟不是人人都留下一本书呵。
正当我决意动笔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军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一部书稿，我当时几乎不知道写 25 万字的一本书，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姑且不论水准如何，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接到他的电话是 3月份，他希望我8月份交稿，我说，没问题，我认为这正是机缘凑巧。答应交稿是一句诺言，也就成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这对于督促自己写作是有好处的。年初，由于《人与自然》这一栏目已步人正轨，其他节目我可接可不接，预计时间会有的。却没料想非计划的工作竟接二连三地落在身上，我身为中央电视台的员工，无可推脱，节目一个接上一个，出差一次跟着一次。
完成份内工作已感力不从心，这 25 万字的书稿怎么办，直到 5 月份，我才写了几万字。我不是专业作家，就算有一段写作时间也不见得能得心应手，一如所愿，何况还没有时间。这时，陈军左一个电话右一次电话，并亲自来京催我的稿件，使我不能像以往一样，答应了几家出版社试试看，最后以忙以借口，不了了之。我要感谢他，如果不是陈军以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催促我，这本书年内可否完篇，天晓得。
第三位要感谢的是山东济宁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周长行。他是《大京九》摄制组的编辑之一，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相识并有机会接触与交往，当他听说我要出书感到困难颇多时，就主动抽出时间帮我，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鼓励。我曾在出差途中、车上、路上、住宿地、拍摄空暇与他漫谈构想，他则用录音机录下，并请人整理。虽说那整理出来的录音记录不可能当成书稿，但这不断的谈话，谈的又是写书的内容，把我引人了一个创作的意境。他是第一位以热情和溢美之词来肯定我的读者，当一些文字我自己还并无把握拿给他看时，他已真心地喝起彩来，好，妙。没有这近在身边的鼓励，也不可能使我打起精神，增强信心。
阵军在后面推，长行在前面拽，小姜丰在一旁一路小跑，她的又一部书就要问世，我比她多吃了这么多年饭，再不努力何以心安。
我是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声音和形象进行创作的人。主持人在当今也算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工作了，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也已经尽力而为。但我一直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文化载体中，仍只有印刷文化，才是最正宗、最到位、最隽永的诸多形式中的上品。
唯有读书高，当然，也唯表写作高，即使在美国新闻界，也认定写作是一名记者的最重要的基本功。然而，我长期以来，却完全忽略了对于写作的修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信不谬也。
任何专业要想做好，除了本人的全力以赴，认真投入外，都必须具备本专业的从业素质。我爱读书，也很钦佩羡慕下笔万言、文采飞扬的文人作者，也曾萌生过何妨一试的念头，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条古训，我未执行，竟久而久之望高山而仰止，束缚了自己的情思与手脚。自责也无济于事，还是本身缺少才力，正如人人在听了帕瓦罗蒂那充满华采、响遏行云的歌声，振奋之余，也被感染得想一展歌喉，但又怎敢走上台去出乖献丑呢？基本这一点，我倒是又宽宥了自己的以往。
不得不承认，写作对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
现在能使我有信心去完成此书，除了朋友们的鼓励之外，我认为我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也是我的优势与动力。天赐良机，让我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了当代最有发展前景，伴随科技进步，日臻完美的电视事业。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漩涡里，我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接触了那么多常人所难以接触到的事，接触与认识了那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熟知的人与事，我都有机会、有条件和有幸接近；再加上我本人的坎坷、感悟，因而有那么多说不尽的话题和道不完的情愫，我自己也实在觉得有责任与有义务把这一切诉诸笔端，给我的后代留下一点线索。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以往，那就从一个普通的典型人物身上发掘，这或许应了越具备典型性就越具备普遍性的道理。
因此，本书只能算做我写作的一个开端，我不想就此打住。我将继续写下去，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适于写作的时间。万事开头难，对于我来说，这次写书的最大困难还是缺少时间，这本书是我从睡眠里挤出来的时间完成的，这不仅是一种信誉的约束，也是对自己以往荒疏的惩罚。
这本书每天的写作时间是晚上 10 点之后至第二天凌晨 2 时许，因为白天几乎不可能坐下来铺纸。写作对我来说是苦差事，但我也上了瘾，恕我大言，才刚写这么几个字就说上瘾。不过，每当夜深人静，回首往事，我就进人一种无怨无悔的亲切与欣慰的心情之中，我仿佛自言自语，给自己讲故事，也像是对我的友人，对我的同龄人诉说衷肠。在人类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那么多曾难于承受的风浪和事件，在软弱的心灵上，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震响。至今，我仍是一个弱者，看见人家吵架也会心慌无措，我正是以这种心境把发生过的事，和接触过的人以及我的感悟，诉诸笔端。在出差的路上、在飞机上、在旅店中，我愿与世无争地一个人坐在一小块地方进人自己的天地。今年 8月，该是我交稿的日期，我却必须去俄罗斯与波兰采访。一天奔波，晚饭之后，我早早回到房间，伏在灯下不停地写，我足不出户，失去了与同行伙伴漫步异国街头，一睹夜幕下那神奇街景的机会，却在回味东方那生我养我的那方热士中过去所发生的事。我有时真想上街逛逛，但一诺千金，古人能做到的，我辈又怎能轻诺无信呢。于是，我在寂静的异国他乡的旅店房中，一字一字写下去。
关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一篇文章《正气辈歌》，计有六千多字，就开始于莫斯科，完成于华沙。《半师半友书画缘》写于空中 8小时飞行中，《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写于波兰古城。我把刚写成的稿子给我的伙伴看，有时念给他们听。辛少英看着我写的干校生活的那一篇，独自咯咯笑了起来，她问我，真是那样吗？我几乎不知应该怎么回答她，往事不但对于3O 岁左右的人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也恍如身在梦中，我没有“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在丘失明、孙子膑脚”的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我的所谓坎坷，几乎是我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写自己的感受就不可能不提及往事，没有往事，又怎会有这本书。我写东西，都是源自我的记忆，我引用的别人的话或者读过的书中的引文，也都凭记忆。于是，我尽量让它准确，把握不住的，只好割舍。即使如此，也难免会有一些事和引文失去准确，这就难为了编辑阵军。后期编辑中，他会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的故事，他无法核查了，我的引文，要劳他去翻书。如有疏漏那责任在我，在我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想引用又不准确，这就是我文章的不够严谨的缺陷。但对于往事情境的记忆疏忽，不是我个人所能避免的，尽管人的大脑应当记住与储存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可是我们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所接触的信息，有的我们自己就把它清洗了，就像消磁一样，再回忆可就难了，不消磁也不可能都那么准确。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美国教授在给一班学法律的学生上课时，然一个匪徒持枪冲出教室，一会儿又莫明其妙地消失了，这是教授安排的一场戏。事后，教授立刻询问目睹匪徒的学生，让他们描述出匪徒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这些学法律的学生，尽量仔细地回忆与描述，可笑的是十个人描述成十种样子，连衣服的颜色都记得不一样。可见，人脑很难像仪器的记录那样准确，仪器也有失误和误差，何况人的记忆。好在我与的是感受与回味，事情的细节就不能拘泥了，这也是告诉读者的心里话。
我要感谢梁晓声，他十分热情答应为本书写序。从今年我打算写书开始，我就想找到他，跟他聊聊，求得他的帮助。但电话打了几十次，都没人接，我一直奇怪晓声何以深人生活或请创作假用这么长时间。当我终于找到他时，本书已经脱稿，惜未能听取或采纳他的意见，但晓声在电话中，爽快答应：“我写序。”
我和晓声相识多年，但过从不甚密切，原因是大家都忙，我和他在很多方面心意相通。这大约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城市胡同里长大的缘故，我在北京，他在哈尔滨。他曾下乡去兵团，我下放去干校，大体经历相仿。因此，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晓声答应为我写序，使我很高兴。
我还约了姜丰为我写序，她也很仗义地为我写成。她说，这是非同一般的选择，按常规，写序要找长辈或成就比自己高的人。我非自傲，我只想找朋友与知音者，有感而发地为我的书写序，周长行也写了一篇。我感谢他们的盛情，我觉得这就很完美了。出版社也可能出于他们的考虑，把姜、周二位的序当成跋，但我想，无论放在开头或结束，都是序，都是对我的鼓舞，都使我感到温暖，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敢称好汉，却希望多一些人相帮。
我在去年读一本杂志时，看到一篇非常感兴趣的文章。可惜当我想剪下来时，找不到了。那是一位外国人发表的他父亲给他的 40 条做人的忠告。
父亲对儿子说，自己没有财产留下，只有这些做人的道理，儿子在发表父亲的遗训时，情不自禁地觉得父亲对他恩重如山。这 40 条遗训，我看了也颇受教益。记不得全文，只记几条；要儿子奋斗，靠自己奋斗，要儿子有成，专一的有成，要儿子有了钱做一些慈善事业，要儿子当心出卖你的人就在你身边。其中还有一条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真诚帮你。”
这句话，给我刺激很大。这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颇费周详。我想译者可能把“以为”二字译得有点走味，如果把“以为”改为“指望”就更准确，人生在世，没有人帮是不成的。但时时事事处处都指望或依赖别人帮也是不成的，那是对自己而言。实际上，济困扶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在自己一生大部分时光中，都先后得到许多朋友帮助，这次出书，还是有这么多朋友相助，这个世界上好人、好心人、善良人是大多数。因此，我仍旧依赖与指望别人的真诚。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这点小小成绩。
前几年，有的人访效好莱坞的一位演员的做法。据说，这位好莱坞影星在领奥斯卡奖时，有人问其感想，这位影星说，此奖非我莫属。于是，连一些小报记者也跟着起哄：你瞧人家，咱们中国人太虚伪，假客气，自卑心理，你瞧人家??就应该那样才对。
可怜的同胞呀，你太无知、太可怜、太可气了。这样的偶然出现的表态，在美国也会被认为是精神病。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一直崇尚廉虚与谨慎。谦虚不仅属于东方，西方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狂人与小人各国都有，有大志而口出大言都各国也有。
韩信曾扬言领兵多多益善，并非狂言大语，而是大将风度，那是语言与内心，言语与行动相匹配的，怕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味自我膨胀。
前不久，我在深圳看卫星电视，正赶上一个内容是美国颁发艾美奖的节目，那场面与盛况不比奥斯卡颁奖仪式逊色。大多是喜剧片与喜剧演员获奖。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几乎每一位获奖者走上领奖台时，都毫无例外地列举编剧、导演、摄影、音乐、服装、灯光、音响、化妆、美工的名字和功劳，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毫无例外地赞美竞争对手。获奖者几乎人人都这么发言，“这次评奖强手如林，之所以我是幸运者，实属更得观众偏爱”。其中一位获奖者，是从衣袋中拿出一份名单，逐一感谢每一位协助他工作与成功的人，生怕遗漏。
我不过写了本书，并非佳作，更未获奖。但出于我自己的重视与珍爱，仍情不自禁地感谢帮助过我的诸位，其中还包含帮我打印稿件的我还不曾认识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会延误交稿日期。
书的内容大部分是自己所有过的经历，在经历之中，有许多人是作为我的描述对象，有许多经历失却了他们就失去了价值与色彩。还有一些令我过去难堪与屈辱的经历，当时，找曾有过怨恨，我对那些陷我于不幸处境的人极端反感，但随着时光推移，或者说随着我事业的稍许成功，渐渐把原来的不快冲淡了。我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我也是一个不会样样都报之以牙眼的人。对一件人为造成的不愉快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挨了一鞭子的马，一个劲往前跑，不要在原地打做一团。我这么多年就是把别人有意无意对我造成的伤害，化成一股哀兵心态，一个劲只管往前冲，化愤懑为动力，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个章节。
何况往事，亲切的更亲切、不愉快的既然过去也转为珍贵的回味；更何况站在多方视象，看过来想过去，很多人做很多事，哪怕是错事，也不会是一种残忍的恶人心理，那是那个时间、那个环境、那种思潮造成的，也不能单怪一个人。至于小丑一样的恶人恶事，相信他自会有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因为一个恶人绝不会单单欺侮你一个人，仅是你个人对头，否则不是恶人。要是他人人都欺侮，必然有人会越众而出，他必然会在人人喊打的过程中，惨遭覆灭。
我到此刻，真的不但原谅了造成我挫折与痛苦的人，而且还有感谢之心，没有他们，就没有那难堪的经历，没有曲折的人生，生活就过于单调，而单调的生活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幸亏我有了一点，平庸生活中的小小反差，使我的经历稍有曲折，使我的心灵曾蒙阴影，在这样的时光中，我才对人生，对自己的今后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在此，在书的结尾处，我要向这几位我不知他们现在何方的人，表示我的感激。同样，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丰富的人生，没有值得回味的人生之路，就不会有本书。
谢谢，谢谢您的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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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一
姜丰
赵忠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绝对称得上大家，说到这个名字是毋须加任何定语作为修饰的。
同许许多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我也是赵忠祥的忠实观众喜爱并敬重他。当我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他主持的中学生智力竞赛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个姑娘，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跟赵忠祥做了同事，而旦是同在国际部，近到仅有一墙之隔，原来连这墙也没有“人与自然”组和我们“正大综艺”组共享一间大办公室，新近才打了隔断。
第一次见到赵忠样，是去年夏天。我刚刚从复旦毕业，带着在学校呆久了的特有的那种懵懵懂懂来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参加正大综艺的录像。
做惯了学生，在办公室，在走廊，在电梯里，见到谁都叫老师。那时候，部里热心的同事就建议我向老赵拜师，赵忠祥是台里最好的节目主持人，又主持《正大综艺》多年，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我被引荐到赵忠祥的面前。
那次见面实际上很短暂，主持艺术本来也不是能够三言两语面授机宜的。但它却给我留下了对赵忠祥的第一印象：平易、豁达、风趣、儒雅，并且善解人意。
后来，当我和赵忠祥在工作之余坐在台里咖啡厅相对闲谈时，话题就要随意而宽泛得多了，几乎是漫无边际。我们是“以文会友”按年龄的差距，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交了。
我出了书，当然心诚意笃地送给他，请他雅正；而老赵，也乐于把写好的文章，无论是铅字还是手稿，拿给我看。
有一天，赵忠祥跟我说，他要出本书，清我写序。我当时嘻嘻哈哈地应承了，倒有一半玩笑的成份。写序是件重要甚至庄严的事，大凡要请名流大家落墨，赵忠祥自己既是位名流，又是位大家，他的书得得谁做序就不得而知了。可是过了几天，赵忠祥当真拿了书稿给我看，我去温州拍片前，他还嘱咐说，他的书 10 月初要向出版社交稿，我的序自然也要交稿。
既然如此，我这个小字辈当然也就欣然从命了。
写名人的文章，大抵题目是“我所认识的某某某”，虽然颇落俗套，却是必要而贴切。作者的“有限责任”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人，哪怕是一位普通人，恐怕也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难以穷尽的。我为赵忠祥的书写一篇他称之为“序”的文字，也是同样的道理。赵忠祥是一个完整的出类拔萃的个体，他的人、他的书都不是简单的文字能够概括、能够诠释的。
无论是作为现代传媒的电视，还是被古人视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书卷，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都只是靠近和体悟一颗包容着深邃思想与丰富情感的心灵的途径。至于我的这篇文字，可套用上“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个词。
以赵忠祥的声望名气，资历资格，却请一个小朋友为他的书写序，单从这一点，或许你也可以增加一点对他的了解与理解。
人们熟悉赵忠祥，熟悉他的言语、他的风采、他的渊博、他的幽默、他的学者型主持风格，他的厚积薄发的大家风范。一千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说中国有亿万个赵忠祥也不过份，这使得一切对赵忠祥的描绘与评说都成为赘述。况且，通过呈现给你的这些文章，每一个观众、读者都可以更为直接地细读他的思想与人格。
他的文章很美，是那种水到渠成的洗练，流畅。文如其人，在赵忠样的文章里看不到矫饰与矫揉。他的智慧与练达、才气与才情、文思与文采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犹若水满自溢。读他的文章和看他主持的节目一样，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陶冶。赵忠祥其人其文的魅力，都在于一份成熟与童心不失的完美结合，他经历过太多的世事变迁，他体尝过太多的人间冷暖，他得到过太多，也失去过太多，个中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真正知道。我讶异于他在这么多的大起大落、桑田沧海之后，依然保有一份平常心，哪怕一只小乌龟这样的小生灵，依然能唤起他一份由衷的惊喜与爱心。他喜欢花鸟鱼虫、枝枝叶叶，他喜爱并创造生命的平静与祥和。他浇花种草、养小动物，他也谈诗、画画，写天下文章，交四方朋友。假如在封建时代，他的修养造诣，他的闲情雅趣足够他做一个标准的独善其身的士大夫；同时，他又像所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大夫一样，有着极强的兼济天下的忧患意识，这在他身上体现为至深的责任感。赵忠样做人中正尽责，这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肃然起敬也最为宝贵的一种素质，一种人格，一种魅力。
凭心而论，我读完他的书稿时有些吃惊，赵忠祥的书不太像通常名家写的书。他太率直，竟然没有一点点为自己树立某种形象的意识，或者说没有一点点商品社会的“包装”意识。我曾经向他直言，他写到自己过去经历的文章，太实在了，至少得罪人。赵忠祥笑了，他理解了我的善意。而我，再也没劝他去修改这些文章，并因此钦佩和欣赏他的性情中人。
我真想拉着他去喝酒，如古代两个举觞对饮的豪士。
赵忠样这个人，常常会在不经意之间唤起我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赵忠祥是个有影响力与感召力的人。
所以，他写书，和他主持节目一样，是件很恰切的事，他适合诉诸大众。
翻开书，一页一页细读下去，你会听到赵忠祥的另一种声音，我的幸运在于先读为快。我相信那声音是你所熟悉的，也是你所不熟悉的。
从我的孩提时代，赵忠祥就以他丰富的学识、独特的魅力给我的人生以有益的影响，他对上亿人有所裨益，我愿意在这里真挚祝福这位我所敬重和喜爱的良师益友。
虽然，这使“序”有些不像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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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二
生活中许多珍贵的机遇往往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出退的。
1995 上 6 月 26 日上午，赵忠祥作为大型电视系列片《大京九》的主持人，我作为剧组撰稿人之一，同在铁道部实验厂的列车演播室里参与采访拍摄。午间休息时，他招呼我坐进他的车厢里，单独向我透露。今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接到并答应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出书的约请，几个月过去了，总因工作太忙，未能动笔，再拖下去就是言而无信了。听了他这番感慨，我也觉得不好办。他突然问我带没带采访录音机，我说带了。他显得十分兴奋，立刻让我打开录音机，他便以口述的方式，开始了这部书的创作。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是一部书的创作“典礼”，只是简单地认为，他的灵感来了，录下一些片断备忘而已。现在追想起来，尽管他以前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也被收集在这部书里，但集中精力创作这部书稿，却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赵忠样面对着开动的录音机，谈天、谈地、谈过去和未来，谈电视、谈文学、谈小人书、谈中外名著、谈唐诗宋词、谈外祖母、谈母亲、谈妻子和儿子、谈他的主持人生涯。谈兴正浓之际，列车演播室（一节车厢）里的观众涌进他的车厢。我关上录音机，他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观众，在一个个装帧精致的笔记本上挥笔，在照相机前微笑着与观众合影。一拨人走了，他又让我打开录音机继续口述他的腹稿，一拨人进来了，他又让我把录音机关上。
打开，关上，关上，再打开??。前后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赵忠祥给一百多个特邀观众签了字、合了影、只录下不到 40 分钟的谈话内容。我也是写过几篇小文章的作者，也目睹过一些大作家们的创作实况。像赵忠祥这样的创作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说实话，对这样的创作方式，当时我不敢恭维，并且担着一颗心。
他不是职业作家，用他的话说：“就算有一段能静下心来的写作时间，也不见得能得心应手。”况且他不但有份内工作《人与自然》这个栏目的牵挂，还有本台多个摄制组的求援，兄弟台和社会各界大型活动的邀请。好在老赵受教过华罗庚的运筹学，《华老教我运筹学》里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他能在多种工作交替、交错的夹缝里，争分夺秒地进行写作。在加班加点为大型电视系列片配解说的空隙，在担任“七·一”晚会主持的前后、在《大京九》摄制组去井冈山采访的飞机上，在赴莫斯科进行二战战场采访拍摄时，他隔一两天就写出了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的作品。7 月 8 日至 10 日，在井冈山时，整天爬山涉水的拍摄并不使他疲劳。每天晚上 9点钟之前，老赵要为上门的观众签字、合影，9 点至凌晨 2 点 30 分左右是他的写作时间。
老赵的创作态势犹如井冈山的彩虹瀑布，一发难收，飞流直卜，井冈山使老赵悟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赵的这部书，乍看上去是他四个多月艰苦劳作的结晶，其实是他多年勤奋学习，勤于思考，特别是最近几年屡屡试笔的必然结果。随着我们在《大京九》南来北往的采访拍摄，在他这部书创作过程中的朝夕相处，碰上机会时的交谈、交流，我对他文化功底的深厚甚感震惊。一是他那些连采访提纲也几乎不用的妙语连珠似的现场解说，是在十分短暂的时间（有时就没有准备的时间）里组织形成的；二是在对一些文化古迹的采访拍摄时，他不拿任何资料，预先也没给他任何提示，他就能对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人物或传说，讲解得头头是道；三是在我所看到的部分书稿中，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引用古今中外名人诗词、点评中外名著、大段大段地吟诵名诗名著有二百多处。而这都是他脱口而出，信手拈来的文化精品。难怪有些人说他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积累的学者，学者式的主持人，他的这部书再次验证了他的文化功力和写作潜力。
深厚的文化功底，特殊的播音天赋，多种因素的综合，使他成为拥有电视观众最多的著名主持人，他的经历并不平坦。不过，他是一位主张宽容、与人为善的人，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凡是过去伤害过他的人，他都不愿再以报以牙眼，恩恩怨怨何时了呢？他宁肯舍弃一个生动的故事，也不愿再提一些人如何如何。甚至他还感激这种暂时的逆境。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这一次次的挫折与磨难，把他推进别无选择，只能向前的境地。像挨了一鞭子的马，一个劲往前跑，不要在原地打做一团??。
他的这种人生观，体现在交友处事上，更让我终生难忘。我是山东济宁电视台的一个普通记者，在我们共事于《大京九》之前，老赵并不认识我，然而，他却是我仰慕多年的大名人了。在我准备离家赴北京到《大京九》摄制组报到时，我的两个孩子交给我一个任务：“请赵忠祥伯伯给我们签个字回来吧！”小女儿怕我不当回事儿，还特意把一个小笔记本塞进我的挎包里。
孩子们一个小小的心愿，反倒给我造成不小的心事。在我任济宁台文艺部主任期间，曾与一位名歌星打过交道。她那种傲视一切、居高临下神态，使我这个普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刺激。从那时起，我对与名人的交往，一般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和老赵在一块工作的初始阶段，一直没提请他签字的事。但在我确实认为他没半点名人架子的时候，便提出了我的请求。他接过我递上去的那个小本子，征求意见似的问我：“你想让我为孩子们写点什么呢？”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一句话：人生，百折不挠的奋斗主题。我进一步解释道：现在的孩子们最缺少的就是吃苦，我想借助赵忠样之笔和他的影响，让孩子们多学点艰苦奋斗的道理，赵忠祥听了我解释，沉思一想，这样写道：“晓湘、周幸（两个孩子的名字），你要坐享其成，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也成，但你要想干点对得起祖上的事情，就必然要吃苦。”这一段与孩子们平等对话式的文字，没有强加于人的架势，也没有口号式的生硬。这是孩子们的财富，也是让我不忍释手、反复揣摸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也是老赵这本书的写作风格。
今年 8 月 2 日，摄制组去微山湖采访，在济宁机场换车时，哪想一突然传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老赵得知这一情况后，反复劝慰我：“不要太难过，我的外祖母和母亲去世时，我也痛苦不堪。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要想开一点，我们真正对得住老人的应是好好的做人，出色的工作。”当我在家乡料理父亲的丧事时，他又托人捎来一封信，信中劝我节哀并装有他送给我的钱。他对我的这些关怀和厚爱，时至今日，每念及此，我都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总有一种难以报答之感。论工作单位，他在中央台，我在地方台；论年龄，他是兄长，我是小弟；论才学，他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家，我是无名之辈；论交往，他是有恩于我，我只是在他创作过程中做过录音之类的小活，即使这也算帮忙，而我从中学到的东西，以及他送我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对我而言，都是无价之宝啊！他从不刻意名人形象的自我包装和塑造，和摄制组一起外出采访，照样和哥儿们开玩笑侃大山。屏幕上的赵忠祥和实际生活中的他，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他说，在节目中，我是一个代表党和政府、中央电视台集体形象的角象，需要责任心和敬业精神，需要艺术的创作和表达，而在实际生活中，我本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去外地采访时，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惊官，不扰民，淡淡地去、淡淡地回。”他写这部书的根本动机，也决不是为名利使然。因为有的出版社获悉老赵写书的事，提出更丰厚的条件想要这部书稿，但老赵说，我已与人有约在先，尽管是口头的，也不能推翻，以后再合作吧。老赵是把这次创作活动作为人生之驿站，作为向热爱他的广大观众奉献新的精品的起点。据悉，他已口头又答应了两部书稿。
“没有伟大的人格，便没有伟大的作品”这句名言，现在看起来还是自有其道理。
作品就是作家的灵魂和影子，有些作品就是作家自己。当然，大部分读者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参照着老赵的人格去读他的作品，然而，他那些用真诚和哲理孕育而出的故事，他那种文采激扬、奇秘凌厉、鲜为人知、另辟蹊径、自然天成的文章风格，定会像他的《动物世界》、《正大综艺》、《人与自然》一样吸引众多读者。
这篇被老赵认为是“序”的文字，其实是我的一点眼见为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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