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图书：法西斯演义

法西斯演义

作者：佚名

　　土肥原和广田弘毅竟要越过国际法庭，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上海、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苏联的伯力等地也设立了军事法庭。

　　 ※ ※ ※ 话说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远东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远东军事法庭设在日本东京，审判地点设在东京市谷山的前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

　　这昔日的陆军部外表古旧，四周是大战后尚未重建的废墟，一派战后残破的景象。美国军人选择这样一个所在，是想让旁观者及日本国民知晓，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好战的小日本向善。而且，这陆军省离战犯关押所在地巢鸭监狱仅五六公里，距离近，押运道路上不易出事。

　　不过，这大厅内部可并不象外表那样寒伧，大厅本为西方式建筑结构，宽敞高大，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下令按美国标准连续整修了几个月，因此，看起来又华丽又现代化。

　　令小日本愤愤不平的是，东京法庭庭长韦伯的办公室就设在第一号战犯东条英机的办公室里。

　　开庭前，关于法官的坐次曾出现争执，除首席法官外，第一个座位当属美国，这例无甚异议。中国在此次反法西斯战争中，八年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间比任何国家都长，中国人民所遭受日寇侵略之苦难比哪国都多，对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当之无愧应坐第二位，但由于当时经济落后，民穷国弱，在这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却是处处受辱，诸列强都想方设法要僭越其前。

　　这次派往日本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虽是身单力薄的一个书生，却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眼见各列强这般欺凌中国，便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据理力争：既然当初约定坐次应按投降书上各受降国签字顺序而定，那便还应按美、中、英、苏、加、法……之序安排，怎么能随意变换呢？众法官对这位不同凡响的中国人也不由得刮目相看，再加上他们本无道理，最终只得同意了梅法官的意见。消息传回国内，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无不感到快慰。

　　５月３日一大早，十一位身着法官服，面部严肃的法官，鱼贯而入，坐在高台的审判席上。在他们身后高悬着美国、中国、苏联、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十一国的国旗。当年，正是这十一国的人民奋起抗敌，才共同打败了日本法西斯。

　　台下左、右两边是公诉方代表，辩护方代表、速记员和译员的席位。大厅的另一面也有一个不太高的平台，上面有两条长椅，是被告席。右面是二百个记者席，上面早已挤满了各国记者。楼上则是旁听席，三百名盟国代表和二百名日本代表挤满了所有位子，各种语言在大厅里嗡嗡作响。

　　上午８时５０分，一辆美式军用客车由军警开道，挤过黑压压的围观人潮，"嘎"的一声停在这座老式建筑门前。须臾，车中间那道铁门缓缓开启，先是跳下几个头戴白盔、腿套白色护套的身强力壮的美国宪兵，接着，二十八名战犯走下车来。

　　说到这二十八名战犯被告的确定，还有一番故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由检察长提起控诉。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家均各派一各陪席检察官协助检察长工作。这次的检察长，是由美国指派的基南担任。他和陪席检察长组成同盟国家检察局。

　　军事法庭由美国主宰，检查局自然也不例外。多数国家只派一名法官和三四名工作人员参加，而美国一家就有一百多人，苏联代表比其他国家多一些，也只有四十仆人参加。另外，检察局还聘请了二百多日本人从事翻译工作。那基南要调度这样一大批人，自然也有不少难处。三拖两拖，原定于１９４６年初开始的审判就延误下来。

　　这原因之一，便是证据难寻。要知那日本鬼子极端狡猾，眼见德国人投降时忘记销毁文件，落入盟国手中，到法庭审判时，人证物证俱全，罪犯们有口难辩，无法抵赖罪责。到日本投降时，小鬼子就学乖了。美国占领军是天皇宣布投降两周后才进驻日本的，在这个间隙，东京各政府大厦顶上整天浓烟滚滚，无计其数的绝密文件几乎全部烧毁殆尽。那些凡能暴露日本帝国首脑们破坏和平、违反人道、践踏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滔天罪行的文件，差不多都被销毁了。

　　不仅首都在销毁秘密文件，而且在外地，凡是有日本海陆空军兵团与部队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干销毁罪证的勾当。各战俘营、监狱、省府、警察厅、宪兵厅都把秘密文件烧毁了。当占领军方面询问为何这般岂不及待烧毁文件时，被告人和证人都异口同声地咬定，政府根本没指示过要销毁文件。那检察局侦察科长萨盖特，在美联邦调查局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心思机敏，对这些表现谦恭，骨子里却死硬顽固的日本人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气得他开口闭口都离不开"小鬼子"一词。

　　但同盟国的检察官们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各显示神通，东翻西找，还是找出很多未来得及或忘记销毁的重要文件。还有，战争期间和战争前夕同盟国的谍报机关也并未打盹，很多具有重要国家意义之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本，此刻亦转给公诉方。日本人最没想到的是，还有他们公开发行的东西也帮了倒忙，那上头记载着日本要人的大量好战言论，公诉方将之节录下来，便成了不容反驳之证据。加之检察局又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内部的派系之争，挖出很多证人。

　　语言不通也是一大障碍。想日本当时尚不甚发达，日语和汉语有点相象，却和西洋文字相去甚远，外国人望而生畏，知之者甚少，因此检察局中精通日语的法律工作者甚少，询问起证人来，哪像纽伦堡审判来得那般痛快。那些法律专家虽精通本行，出口成章，但不论是询问过程中还是审判过程中，时常被日本人的话弄得稀里糊涂。

　　基南来日本时，就立志"制服海盗"，虽然举步维艰，却未有丝毫后退之心。他把现已逮捕的一百多名战犯嫌疑者分成七个小组，责令法官尽快调查其犯罪事实。另一方面侦察科动用联邦调查局灵活机智的手段，搜集证据，寻找日本的重要证人和"合作者"。

　　事在人为，检察局终于取得了较大进展。１９４６年１月起，检察活动步入正轨，其标志便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庄严向世界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６年１月９日正式成立，并公布了法庭宪章，从此拉开了东京审判的序幕。

　　宪章是参照《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而拟定的，内容自然大同小异。宪章共五章十七条，规定了法庭的任务、组成、管辖权、诉讼程序等事宜。

　　宪章的第二条对东京法庭的人员组成作了规定，乃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从日本投降书签署国及印度、菲律宾提出的人员中任命六名以上、十一名以下之法官组成。这便使麦克阿瑟有权挑选自己信任者任职，把审判之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和纽伦堡法庭平等选举和举手表决的形式大不相同。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８日，麦克阿瑟宣布了法官任命名单，澳大利亚的著名法官，亲美人士韦伯大法官出任庭长，其余十名便由那些受降国各出一名，中国方面的就是前文所说的梅汝璈法官。

　　根据同盟国商量结果，东京审判也将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只审理和惩办主要的甲级战犯，其他较次要战犯则由被侵略国设法庭审理和处置。

　　根据《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理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

　　（乙）战争犯罪：指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

　　（丙）违反人道罪：指在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之杀害、灭绝、奴役、借暴力强迫迁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上或种族上之理由之虐害行为的，此种虐害行为系于执行或共谋归本法庭管辖之任何罪状所施行者。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地之国法，则有所不问。凡参与策动或执行任何犯上述罪行的共同计划或同盟之领袖、组织者、教唆犯及共犯，对任何人在执行此项计划中所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

　　因为主要战犯所犯罪行多属甲类，故被称为甲级战犯，这些战犯自然是侵略国那些最高负责人了。

　　作为一种公正的体现，此宪章第九条丙款还规定，各被告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辩护人，但若此辩护人与被告有某种瓜葛而不适宜担任此人之辩护律师，法庭亦随时可以不承认罪犯所选定的辩护人并重新指定。照此条例，审判中日本方面的辩护人有鹈泽总明等二十八人，美国方面有柯尔曼等二十二人。

　　接下来就是选定被告了，各国在最初的会议上先提出本国的名单再予以讨论。分别提出名单最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一百人；最少的是英国，十一人。差别如此悬殊，只好反复讨论。

　　好不容易，大家才取得共识，决定以二十人左右为宜。

　　此时，苏联因发觉东京宪章与纽伦堡法庭宪章大不相同，经向美国质问，却未得到明确答复，于是就采取拖延战术，代表团迟迟不到。以至苏联方面几乎未能参与选定被告的工作，使一些该入被告席的罪犯们得以在美国庇护下逃脱。而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则刚刚抵日。中国代表团的检察官即团长为向哲浚大法官。

　　向法官生于１８９６年，少年时留学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法学士学位，而后回国效力，出任大学教授及上海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一职。向法官此行肩负民族重任，心中发誓，要严惩那些侵华战争罪人。果然，中国政府委托向检察官呈交的二十一人名单中，有十名"荣幸"

　　成为最后被选定的被告。

　　３月１１日上午，第一批被告被选了出来。他们是：东条英机、东乡茂德、铃木贞一三人。选定此三人不难知平原因，他们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东条内阁之阁僚，东条是首相，东乡是外相，铃木则是规划院总裁，等于欧美国家的内阁计划部长，自是详知侵略计划。因此各国对三人成为被告均无意见。

　　紧接着，松冈洋佑、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入选，他们也是全普通过。

　　其后不到一个月，先后选定了二十六名被告，待到苏联代表团到达时，可以说大局已定。但苏联人对美国操纵审判和包庇战犯气愤不已，此时坚持要增加被告，于是又追加了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二人。至此便一共确定了二十八名被告。

　　东条英机，１９３７年６月任关东军参谋长，１９３８年任陆军次官，１９４０年７月任陆军大臣，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４年７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陆军大将，被称为"日本希特勒。”

　　平沼骐一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曾任首相，在第二、第三届近卫内阁中分别任不管部大臣，任首相之前曾任枢密院院长，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领导人，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之父"。

　　广田弘毅，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６年任外相，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７年任首相，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小矶国昭，曾任关东军参谋长，拓务大臣，朝鲜总督，是“战败内阁"前一届内阁的首相（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５年），曾参与操纵伪"满洲国"支持扩大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荒木贞夫，曾任陆军大臣，文部大臣，内阁参议，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集团公推其为"思想家"，曾煽动和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

　　土肥原贤二，一个老奸巨猾的间谍头子，对１９３１年东北爆发的"九·一八事变"负有直接责任，历任高级指挥官，航空总监，军事参议官，日本第平方面军司令官。此人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来说，是一个大魔头。

　　坂垣征四郎，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乃日本法西斯"少壮派"著名头目之一，是日本一系列重大侵略行为的积极参与者。

　　梅津美治郎，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司令官，帝国大本营总参谋长，是陆军中有名的死硬派，指挥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强其中国签定《何梅协定》，参与掠夺中国东北资源，支持在中国和太平洋的侵略战争。

　　烟俊六，任军事参议官，陆军大臣，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４年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是侵略中国的得力干将。

　　本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省次官，军事参议官，侵缅日军司令官，是侵略战争的重要参与者。

　　松井石根，陆军大将，在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期间，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后又任内阁参议官，"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大政翼赞会"顾问，是侵略扩张的罪魁。

　　南次郎，曾任陆军大臣，军事参议官，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陆军大将，从这一长串高级职衔中就可看出，他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最老牌的首领之一，罪恶昭彰。

　　武藤章，曾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太平洋战争期间，一直是印尼和菲律宾日本占领军的高级军官。忠实贯彻了东条的侵略计划，此外在残害战俘和屠杀和平居民方面犯下了严重罪行。

　　佐藤贤了，东条内阁时任陆军省务局局长，一直为东条英机出谋划策。

　　永野修身，海军出身，到１９３６年爬上海军大臣的宝座，后担任著名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一职，又任海军参谋总长，是太平洋战争的直接促成者之一。

　　冈敬纯，曾任海军省总务及军务局长，海军次官，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亦极力鼓吹实行太平洋战争并亲自指挥作战。

　　岛田繁太郎，历任海军参谋部参谋长，舰队司令官，海军大臣，１９４４年起任军事参议官、海军参谋长、海军军令部长，是海军将领中积极参与和推行侵略计划的头领之一。

　　松冈洋佑，曾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阁参议官，外务大臣，积极推进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建立，坚决主张对英美开战。

　　大岛浩，从驻柏林武官升至驻柏林大使，在建立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军事同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白鸟敏夫，先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后到罗马任驻意大利大使，而后一直在外务省任顾问，坚持实行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

　　重光葵，"九·一八"事变时任中国公使，而后任外务省次官，其后历任驻苏联大使、驻英国大使、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大使，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任外相及"大东亚"事务大臣，不遗余力地鼓吹"大东亚新秩序"。

　　东乡茂德，历任驻德国大使、驻苏联大使、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任外务大臣及拓务大臣，在"战败内阁"中任外务臣及"大东亚"事务大臣，乃日本法西斯外文路线的策划者和卖力推行者。

　　贺尾兴宣，两任大藏大臣，大藏省顾问，东亚委员会委员，"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直接参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并在财政上、经济上、产业上支持侵略战争。

　　铃木贞一，从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时期任内阁规划院总裁及国务大臣，还是日本法西斯政体产儿"大政翼赞会"领导人之一，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

　　星野直树，"芦沟桥事变"时期任内阁总务局局长，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操纵总理府，后又任日本不管部大臣和规划院总裁，到首相，大藏省顾问等职，支持侵略战争，是统治和奴役我东北四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桥本欣五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大政翼赞会"的组织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机关报《太阳大日本》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名"思想家"，青年法西斯运动的组织者。

　　大川周明，１９２６年起任南满铁道会社的"东亚研究所"所长，一直"痴心不改"地鼓吹侵华，认为日本大和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属优良种性，宣扬民族沙文主义。

　　木户幸一，最受天皇宠爱的大臣之一，历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内务大臣及枢密顾问，正是在他的极力推举下，战争犯人东条英机才登上首相宝座，从而迅速点燃了太平洋战火。

　　二十八名被告顺序经过几百人的狭长通道，被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押解到位后，高大魁梧、声音洪亮的韦伯便宣布开庭。自此，一场历时一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国际法庭这台复杂的机器终于缓慢地运转起来。

　　依照英美的法律程序，此次审判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立证，即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及命控方证人出庭作证，二是辩论，即辩方律师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犯人自己亦可自辩，另外控方证人和辩方的证人此时也可出庭作证。这样的程序不免手续繁琐，迁延时日。

　　按此程序，韦伯庭长宣布开庭后，美国代表，首席检察官基南大法官健步走上台前，开始宣读那叠经过精心准备一厚达四十二页的起诉书。由于内容实在太多，这份起诉书竟花了两天才全部读完。但不管执法人员还是旁听者，全都听得聚精会神，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偶尔有人因听到令人愤怒或惊讶处发出轻呼，几乎所有人都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大罪感到愤怒。

　　这份起诉书指出，从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莫不"被犯罪的军阀所控制和指导。这种政策就是重大的世界纠纷和侵略战争的原因，同时亦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日本人民本身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起诉书对这二十八名罪犯列出了五十五条罪状，其中第一条罪状称：“控告全体被告，在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盟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这第一条罪状言简意赅，却是这二十八名被告不论怎样辩解，也逃脱不了的罪责。

　　对中国的侵略，贯穿了整个控告时间，是日本犯下的最卑劣罪行之一，自然是起诉书中的重要的内容，它被排在第二十七条。至于"偷袭珍珠港"，对东南亚各国的进犯，在战争中使用违反战争公约的手段等等，也均被列入起诉书。但是，如前所述，那影响极坏、手段极卑鄙的细菌战和化学战却未被列入起诉书。大多数法官以为只有德国才使用毒气杀人的残酷办法，而日本似乎尚未学会。因此，无人追问此事。

　　最后，第五十五条罪状称：“控告以上被告，因器官职负有采取适当方法确实遵守及防止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之法律上的义务，而竟完全漠视和蔑视其法律上的义务。"基南宣布，依据以上五十五条罪状追究被告的个人责任。这二十八名被告中，占有罪状最少的也有二十五项，最多的竟多达五十四条。可以想象，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都做了多少违反国际条约和法规、违反公理和人道的事！

　　接下来，各大国的联合诉讼代表达西等，也分别指控了被告人犯有的罪行。

　　头一轮诉讼完毕后，法官们照例要询问被告是否承认有罪。

　　５月６日，当韦伯庭长这样问在座的二十七名被告时，他们竟全都给了否定的回答，均称"无罪"，东条英机还强调说：“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那曾任外相，精通英语的松冈洋佑，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才华，甚至用英语回答了法庭的问话。

　　也许有人要问，明明是二十八个被告，怎么又只有二十七个在座了？提得好，且听慢慢道来。

　　５月３日开庭那天，战犯中知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被安排坐在东条英机身后，他穿了件破旧西服。显得过于宽大的西服挂在身上，使他显得更高更瘦，越发像个“鬼子。"更可笑的是，大川还蹬了双着和服时才穿的木屐，就那样"嘎吱、嘎吱"地走进了法庭。坐上位子后，大川把木屐踢在一旁。随后，他脱掉西服扔在一边，上身只剩下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敞胸露怀，露着那鹅一般细长的脖颈，喉结突出，一副脏兮兮的深色大眼镜挡在脸前。座位上许多人看见他不禁窃窃私语：“这哪儿像过去那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大川周明呀！”

　　可是，大川一直是旁若无人般地东瞧瞧，西望望，满不在乎。

　　起诉开始了，被告人出于对自己命运的关心，都拿着本人的起诉书副本，聚精会神地听公诉人宣读。唯独大川茫然四顾，似乎不知道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然后将腿盘起来，解开上衣扣，不住地用手挠着凹陷的胸脯，像在捉虱子一般。衬衣慢慢滑到了腰际，从远处看来，被告席上活像是出现了一个幽灵。

　　庭长发现了这种情况，他瞪着大川，命令看守给他穿上上衣。站在大川身后的美军上校立即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大川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反复着刚才的动作。上校便又给他穿上，这样反复了多次。法庭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戏剧式的场面上，有人小声笑了出来。法庭原有的庄重气氛被破坏了，法官们被气坏了。

　　美军上校忍无可忍，便将手放在大川肩上，每当大川的身体开始有所动作，上校的手便会用力按住他。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骨瘦如柴的大川不知是累了，还是厌烦了同样的游戏，居然回头对怒目而视的美军上校笑了起来。他昂起头，把鼻孔对准美军上校的脸，用力擤了一下鼻子，一团鼻涕飞奔而出，牢牢地钉在了美军上校的脸上。

　　美军上校猛地一掌，响亮地打在大川脸上，大川愣了一会儿，老实了。

　　大川果然端坐着不动了，大厅重又恢复了安静，公诉人继续宣读着起诉书。突然，被告席上"啪啪"声一绝，众人一惊，放眼望去，又是大川周明！他瘦瘦的身子扑向第一排，用卷成筒状的起诉书猛击东条英机的脑袋。

　　东条英机不知何事，有些愣愣的。美军看守人忙把东条的大脑袋从大川手下解脱出来。

　　被告席上方的回廊里，带着摄影机的摄影师们和带着照相机的的记者们一阵忙碌，拍下了这滑稽的一幕。

　　东条英机这个老狐狸清醒过后十分高兴，不慌不忙地回过头来，对大川和平地笑笑，他的意思是说：“再打，打得法庭一片混乱，让他们审不下去。

　　这东条英机是最不能容忍审判的，为此，他曾经自杀过，可惜未死。

　　那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人们听说美国宪兵想逮捕第一号战犯东条英机，都纷纷涌到他在世田谷的寓所，欲一睹为快；新闻记者们竟涌进了花园。到下午三点前后，人声鼎沸，几乎水泄不通。

　　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侍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愿离开。

　　 "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东条夫人带着侍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自己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

　　这幢房子地势比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美国军人、宪兵已把她家包围。有个美国军官在喊：告诉这个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４点１７分。

　　保罗·克劳斯少校和执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后面的记者们冲进东条的办公室。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０．３２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克劳斯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咣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４点２９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

　　 “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

　　 “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

　　 “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

　　 “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

　　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此时大川这样做，东条英机心中自然暗暗高兴。

　　庭长韦伯气得七窍生烟，宣布暂时休庭，命令军警迅速将大川带走。记者们意识到情况异常，可能有好戏看了，立刻跟着涌进了被告人的房间。他们看见大川呆呆地立在桌旁，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居然慢慢地、清晰地用英语开口讲起话来： “东条这个大混蛋，我真应该打死他！我真心赞成民主，但美国并不是民主……我可不喜欢去美国，因为这个国家过分沉缅于什么民主。你们理解我想说的是什么吗？是沉缅！我已经七十二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啦，我不需要食物——我只要空气。"大川边说边比划。

　　看着大川手舞足蹈之态，旁边一名看守着他的军警忍不住告诉惊奇不解的记者：“这个大川，真的百物不吃，一直饿着自己，这家伙已经六十岁了，居然会向我们提出，必须见见到东京来的母亲。可是，他母亲早就见阎王了。”

　　身强力壮的警察举完例子，就带着深信不疑的样子：“请相信，这个人肯定发疯了。”

　　正说话间，医院开来了救护车，将正在滔滔不绝的大川架走了。

　　几天之后，法学精神病理的鉴定送到了法庭，其内容是：“大川周明，１８８６年生，现因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梅毒已潜伏３０年。高度兴奋，夸张妄想，视幻觉，不能进行逻辑思维，遗尿、记忆力及自我直观能力差，该患者已无能力区分好与坏。”

　　长长的病历最后，判定他已无承担责任的能力，建议法庭将其除名，于是就像开头我们所讲的，大川离开了被告席，被继续监禁在巢鸭监狱。待到他恢复神智之时，东条英机等人早成为灰烬，他心里不知是否对自己的"及时发病"感到庆幸。否则，名古屋附近山上的"七个殉难武士"纪念碑上免不了还要增添一个人名。因为大川在战犯中的位置正如给他在法庭上的座号，在第二排第一位，东条英机座位后面。

　　大川发疯后被保外就医，等到病好后，审判战犯的风头已过，他被免诉获释，逃脱了审判。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在孤寂中死去。此系后话，且不表。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１９４６年５月６日，全体被告被提出公诉后，都异口同声申辩说，自己无罪。

　　面对这帮法西斯狂徒的顽固态度，检察官们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准备，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３日期至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４止，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向法庭提出证据，不外乎书证、证人提供的证词、犯人口供等等，自不待言。

　　却说那些被传讯到庭的证人，大多与战犯有些瓜葛，不少人都想为被告掩饰罪行。可是，检察官们口角锋利，在询问中使证人们一个个张口结舌，破绽百出，往往是给被告帮了倒忙，结果倒使法庭获得的证据更加充分。

　　为了体现审判的公正性，法庭给了足足一个月时间，让被告及其代理律师（辩护方）准备辩护材料，然后从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４日期至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止，在长达１０个月（中间曾休庭一个月余）的时间，由辩护方向法庭提出证据。

　　２月２４日，法院开庭。辩方律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个个精神抖擞，登上辩护席。

　　首先发言的是日籍律师清濑一郎。他宣读了长长的辩护书。他的辩护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对芦沟桥事变，清濑辩解说：“此次突发事件的扩大，责任在中国。"谈及日苏关系，他辩称，"违反协定的正是苏联。"谈到日、德、意军事同盟和太平洋战争的原因时，清濑诡称： “三国同盟不是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而正是为避免日美战争。”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词，清濑竟振振有词念将出来，真正是亵渎了律师的神圣称号。

　　为战犯辩护的还有美籍律师，他们受被告之托，也竭尽全力减少被告罪行。辩护律师巧舌如簧的辩解犹给被告们打了强心剂，使后者多少产生了生还的希望。

　　在辩护开始以前，律师们指导被告认真撰写了自己的书面证词，所谓"认真"，不过是多用掩饰之词，避开不利之处，极力开脱自己，并拼命堆砌词藻，将证词拉得极长，好使宣读时间延长，麻痹诸位法官和检察官。

　　此招果然灵验，东条英机的证词长达二百八十五页，整整宣读了三天。木户幸一的证言也有二百零一页之长，两天才读完。枯燥无味的宣读过程十分沉闷，令听者昏昏欲睡。审判厅内躁动不安，不但列席人数大为减少，连那些一贯聚精会神的新闻记者也小声聊起天来，甚至打开了呼噜。法官、公诉人自然也不免心猿意马，某些重要情节便被法官们忽略，直看得战犯们喜在心头，面上仍是做出一副漠然之态。

　　一招得手，便有续招。辩方律师还有一拿手好戏，那便是诋毁控方证人的人格、品德。

　　倘若证人本人便是无赖或撒谎之人，其所作证言自会受众人之怀疑，这可比直接提供反证容易得多。这等招势并非东京审判首创，西方法庭中可说是屡试不爽。只不过这次更为有效，因为被告个个罪孽深重，法庭掌握大是证据，而辩方律师却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反证，只有拿证人开刀。

　　陆军中将田中隆吉即是控方的一名有力证人。他战时曾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谙熟军机大事，和不少战犯过从甚密，自己常矢言"脑袋就是个记事本。"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官运亨通的田中却心中彷徨，他自忖日本战胜之希望实在渺茫，屡屡劝东条趁早收手。而东条一伙头脑发热，利令智昏，日本又取得节节胜利，哪里听得进半点劝告。田中见劝诫无望，毅然退役回家，一面浇花弄草，一面暗暗联络其他反军国主义者伺机行动。因而战争一结束，田中隆吉便毫不犹豫地站在盟国一边，他决心揭露使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真正原因和内幕，使日本真正步入民主、自由之天地，埋葬军国主义。

　　虽说周围嘲笑、蔑视之声潮水般冲向田中，他仍是独立孤岛，巍然不动。检察当局自然从这位令人敬重的将军口中知道了许多内情，单是二十多次询问的记录便厚达三百多页。

　　活记事本田中叙述了种种往事：满洲事变的前前后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本政府关于鸦片、麻醉品的流通政策、右翼团体内幕等等。连以记忆力卓绝著称的律师们也不禁分外钦佩田中，不仅钦佩他的记忆力，更敬重其坚持正义、不畏人言的勇气。在刚刚停战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大有人在，田中将军生命时时都有危险，威胁信、电话可以说源源不断，以致保镖总是紧紧跟随田中，就是在法庭里，他身后也总是跟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大汉。当田中将军一身正气站在证人席上时，众被告无不咬牙切齿，因为知道如此多秘密而又敢于公诸于众的高级将领唯田中一人。可单单这一个便能要了不少人的性命，特别是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人，攥在田中手中的把柄更多，此时不免连连叫苦不迭。

　　辩方律师开始出具证据时，田中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日籍律师早志和美国律师沃伦，便是其中主角。两个一唱一和，先是攻击田中本人为一军国主义者，应负战争责任。但此说实在站不住脚，因为田中１９４２年便告退役，他虽在"满洲事变"中出过力，但平时官职尚低，又非主谋，并不构成大罪。况且他早已觉醒，并已有改邪归正的表现。这段史实法庭均已备有详情，早志和沃伦首战只能告败。

　　接下来，辩方律师指谪田中所言失实，但两人提出的反证全都不堪一击，法庭所掌握的官方文件使这类指谪不攻自破。沃伦和早志只得败下阵来。

　　不过，这两个家伙在对另一位证人冈田启介质询时，倒是颇有收获。冈田此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从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３６年，他可一直是日本政府的中流砥柱，先后曾担任海军省次官、海相、高级军事顾问、陆相，最后于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又登上首相宝座，而后在陆军省发动的政变中恰好幸免于死，就此脱离军界在家赋闲。要说他的阅历和掌握的秘密可比田中隆吉丰富得多，但冈田可不像田中那般正直，回答检察官问题时谎话连篇。即使这样他也说出了不少实情，特别是有关满洲事变的往事，因为自己不需负责，便说得实在得多。

　　沃伦听罢其言，立刻开始反击。

　　 “你讲那么多日军杀害张作霖的事，但不知你手中是否有第一手材料？”

　　冈田说：“当时我任海相，奉天皇的命令全面调查过此事，所得消息当不致于不真。”

　　沃伦步步紧逼，只见他眼珠一转，转脸对译员说：“请您对冈田先生再次读此问题，我想知道他手中所持究竟是否第一手材料？”

　　沃伦此话实在锋芒毕露，冈田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公诉人达西检察官赶忙站起身，接过沃伦的话锋面向庭长：“庭长先生，证人冈田之言已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沃伦先生不必再问。”

　　依法庭惯例，庭长只能让冈田再次回答问题。冈田答：“未得第一手材料！”

　　此话一出，沃伦大喜，立刻补上一句：“照此说来，你就此问题所作证言均为道听途说，对吗？”

　　听众到此时方明白沃伦提问之用意，他是用诡辩之法，使冈田原本真的证言变得一钱不值。果真，冈田双唇蠕动了很久，才吐出一个"是……"字。结果，他这番证言算是白说了。

　　可笑的是，有时，一位辩护律师为使自己的当事人减少罪责，竟不惜往另一战犯头上扣屎盆子。他们这样你来我往，反使各战犯的罪行更加暴露无遗，待得辩、检双方展开公开辩论时，这种情况就更为常见，真是欲盖弥彰。

　　再说那二十几名战犯，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主，辩护律师们打头炮，他们更是紧随其后，为自己狡辩。只有最狡猾的土肥原，怕因走上证人席而露出更多的把柄，索性坐着不动，只任其律师在前台活动。

　　从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到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６日，公诉方、辩护方展开了长达两年半的 "战争"，虽是闻不见硝烟，看不见战火，却可感觉到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公诉方据理力争、胜券稳操，而辩护方则巧舌如簧，强词夺理。旁听席上的记者们成天忙碌，及时把审判消息传遍世界各地。

　　据后来统计，法庭共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官内部会议一百三十一次，有四百九十一位证人出庭作证，七百七十九位证人提供供述书和宣誓陈述书，受理证据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份，审判记录竟多达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堆起来有一幢两层楼房高！耗资七百五十万美元。

　　却说这期间，世界风云变幻，物是人非。当年德国以闪电战横扫欧洲时，苏美两国虽是一个姓"社"，一个姓"资"，却因大敌当前，只好前嫌暂释，联手抗德，结为盟友。

　　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便声明：“任何对希特勒德国之抵抗，不管来自何处，均有利于吾自身的国防与安全。"其后，罗斯福总统又宣布：美国将全力援助苏联。

　　就连一贯仇视苏联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公开声言支持苏联，他谑言：“如若希特勒入侵地狱，吾亦会为魔鬼帮腔。”言下之意，苏联好比魔鬼，希特勒却是比魔鬼更可怕的敌人。眼下只好先与"魔鬼"结盟打败希特勒，待渡过难关之后，再与苏联一决雌雄。

　　果然，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原本并不牢固的联盟便开始出现裂痕。

　　１９４５年，雅尔塔会议的一次晚宴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举杯致词道：“今日欢聚，共祝战争胜利，实属难得，特别感到气氛融洽，犹如家人团聚。”

　　众人纷纷举杯，表示赞同，唯有斯大林冷峻地说：“由于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保住我三大国的团结尚属易事，可战争胜利结束后，盟国间却必会有利害冲突，那时能否保住友好亲善，不使联盟破裂，却难预料！”

　　众人正值欢快畅饮之时，被这盆凉水兜头一浇，不免扫兴。

　　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停战伊始，这盟国分裂的前景便渐露端倪，待得东京审判即将开始之时，美苏分起日渐增多，开始了所谓"冷战"时期。

　　由于日本由美国军队一方独占，美方便想主导审判，原来定于１９４６年１月开始的审判，却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才向苏联发出参加审判的邀请。制订法庭宪章更是把苏联抛在一边，丝毫不问这个大国的意见。没成想苏联还是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并力争在审判中占应得之位，使麦克阿瑟的主观臆断常常受制，心内恼怒异常。

　　等到１９４７年底，美苏摩擦更为剧烈，在德国几乎演成重大冲突。这日本，虽则弹丸之地，却是亚洲前哨。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日渐强大，国民党政府眼看大势已去，所以美国务必要将日本抓在手中。

　　这年１２月份，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提出美国对日的"新方针"，采取放宽赔偿等一系列政策。在这种情形下，麦克阿瑟开始大批释放日本战犯。他首先释放了大资本家能川和航空工业巨头中岛等人，使真正的战争根源得不到彻底清算。

　　东京审判便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艰难跋涉，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较之纽伦堡审判，不知添了多少麻烦。不少工作人员无法忍受漫长、枯燥的日了，索性打点包袱，中途退出。

　　待到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６日这一天，韦伯庭长终于宣布：审理工作到此结束，法庭宣布从即日期休庭，他说：“吾等将努力工作，以使诸位尽快得知审判结果。”

　　被告即被押回巢鸭监狱，有的如释重负，微笑着站起身来，还有的向旁听席上关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亲友表示感谢。更多的则是哭丧着脸，无精打彩，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一晃，半年匆匆而过，罪犯们安居狱中，无甚大事发生。有几名战犯索性皈依佛教，似要超度余生，逃避罪愆。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是一个晴朗、干冷的初冬日子，下午，还是在东京市山军事法庭内，大厅所有席位重又座无虚席，众人格外安静，生怕错过宣判罪犯的每一个字眼。

　　只见高大威武的韦伯庭长挺胸而立，扫视全场，然后以极其庄严的声调开始宣读判决书。

　　判决书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地列数了被告的各项罪行，长达千二百三十一页的判决书直到１２日才读完。全书共分三部分：首先是陈述法庭的设立和审理及其法庭所依据的重要大法；其后，控诉了战犯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最后是对每一位被告的判决结果。

　　当法庭宣布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状时，满庭听众被带回战争的苦难历程，想起战犯发起侵略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无不义愤填膺。列席旁听的战犯亲属也面带羞颜，低眉垂眼，不敢抬头。东条英机等罪大恶极者听得直冒冷汗，腿脚哆嗦。

　　待得１１月１２日，宣判进入高潮，法庭宣布最终判决。这时满常分外肃静，只听得宣读人读到对全体被告的犯罪行为的认定及每个被告所犯罪行及判决。

　　最后法官放慢语速，缓缓念来：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十五条宣布如下：荒木贞夫：

　　根据判决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无期徒刑。

　　土肥原贤二：

　　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被判决的二十五名被告全部有罪。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仆人被判处绞刑；荒木贞木、桥土欣五郎、烟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亘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等十六人，死罪得免，活罪难逃，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只有外交官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算是最轻之刑。

　　诸位也许要问，除掉大川周明患精神病法庭中止审理外，二十七名被告怎么就剩下二十五名了？原来，就在这审讯期间，被告松冈洋佑和永野修身相继生病身死狱中。故法庭也终止了对他们的审判。

　　其实，听到判决的战犯只有二十二位，白鸟、贺屋及梅津抱病在床，未能出席。

　　这二十二位，有的大喜过望，如木户幸一这个矮小的世袭贵族，费尽周折，终于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竟当庭绽开了可怜巴巴的笑容，昔日的贵族风度早已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人大惊失色。最甚者莫过于文官广田弘毅，他作梦也未想到，自己一介文官，竟会被处以极刑。

　　土肥原等其他几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仍不甘心就此了结，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死刑仍由东京法庭以微弱多数通过时，几个纠集起来，竟要越过国际法庭，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被告这一要求极端无理，美国最高法院怎有权利重审由十一国组成的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呢？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经在１１月２２日批准了判决书，本应立即执行，但他居然拖着，反而把广田等的上诉转给美国最高法院，而美国最高法院也真的恬不知耻，竟然以五票对四票同意受理被告的上诉。

　　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实在气愤不过，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如若代表十一国的国际法庭所作出的决定还要由一国法庭重新审理，不管这一法庭有多高，也不禁会使人担心，任何其他国际行动都同样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任意重审和改变。”

　　苏联等国也向美国当局表示强烈不满。二战后，以自由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国没料到众怒难犯，只得作罢。

　　１２月２０日，美国最高法院重新表决，终以六票对一票拒绝了战犯们的上诉。

　　这前后周折，又拖延了四十天。广田、土肥原的求生希望算是彻底落空了。

　　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东条英机等七人身穿灰色死囚服，脑袋剃得精光，被带出死囚房。

　　行刑前，在美国士兵的监督下，进入特设的佛堂去向佛主"报到"。堂中悬挂佛像，案上摆着贡果。先由日籍大法师花山信胜诵经，为死囚忏悔，然后由战犯至佛前签名"报到。”

　　轮到东条英机签名时，开始还强作镇定，但写到"机"字时，握笔的手微微颤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签名完毕，法师高诵佛经，东条等一干死囚朝花山叩头称谢，并高呼"天皇万岁"、"大日本万岁"等口号，然后，随行刑队走进巢鸭监狱院中的刑场。

　　按惯例，执行人在行刑前问众犯还有无要求，别人都不吭声，只有东条英机不甘作饿死鬼，开口道：“我想再吃一碗日本饭，可否？”

　　很快，热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其中有大米饭、豆汁汤、烧鱼等，外加咖啡和面包。其余六人皆站立不动，只有东条，埋着头，大口大口地扒完饭，然后才默默地站到一边。

　　绞架早已立好，东条和松井还在急捻佛珠，仿佛祈祷来生能转世升天。零点一分，七名战犯分两批登上绞刑架的十三级台阶，第一批是土肥原、松井、东条、武滕四人，第二批板垣、广田、木村三人。只见粗大结实的绳索套上脖颈，随即诸犯脚下的木板猛然抽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很快离开了这块被血与火煎熬了多年的土地，落入黑沉沉的地狱之中。

　　当天晚上，器具尸体被卡车拉到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烧成了灰。

　　漫长的东京审判就此宣告结束。

　　在东京审判的同时，上海、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苏联的伯力等地也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这些战犯在受害各国犯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及违反人道罪，受审的战犯共五千四百一十六人，其中九百三十七名恶贯满盈的战犯被处以死刑。

　　这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分子，最终终于未能逃脱正义的惩罚，法西斯主义在地球上寿终正寝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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